連續爆炸襲擊發生後，科倫坡彷彿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篩子，人們擔心，篩子的每個孔洞都有可能有炸彈流入進來。而其背後隱藏的宗教種族矛盾、政府動盪，也被最大化地暴露出來。記者到達科倫坡現場採訪時，巨大的不安全感仍瀰漫在所有人之中。
記者/王珊
4月25日，斯里蘭卡尼甘布，人們參加爆炸襲擊遇難者的葬禮，家屬在葬禮上悲傷哭泣
洗不掉的悲痛
聖安東尼教堂（St. Anthony's Shrine）外牆上的時鐘停留在了8：45，那是爆炸發生的時間。爆炸發生在4月21日，那一天早上，如果將指針往前調上半小時，哪怕是10分鐘，就可以看到帶著虔誠表情的人們從門口進入教堂，參加正在進行的彌撒，並向聖安東尼訴說自己的心願。這座修建於19世紀初的教堂，是斯里蘭卡最負盛名的教堂，已經陪伴了斯里蘭卡人民近200年。
此時，岡瓦爾迪納已經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他的旁邊，是一個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女孩特別可愛，有一雙黑亮的眸子。岡瓦爾迪納來這裡禱告，希望生病的家人能夠早點康復。和來這裡的每一個人一樣，岡瓦爾迪納相信聖安東尼能夠達成他的願望。聖安東尼是天主教的聖人，人們相信他對於解決家庭問題分外靈驗。199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世時，也曾探訪這座教堂，更增加了聖安東尼教堂的神聖性——斯里蘭卡本地人相信，聖安東尼會毫無例外地守護每一個人。
為此，信仰各種宗教的斯里蘭卡人都會到這裡祈禱並尋求幫助。因此，你在這裡同時看到基督徒、印度教信徒、佛教徒，乃至穆斯林時，一點也不要驚奇。岡瓦爾迪納告訴我，即使不是禮拜日，教堂也人群熙攘。教堂正對的道路為此常年處於擁擠的狀態——很多人放棄開車，乘坐當地的突突車過來，這種三個輪子的摩托三輪車，能夠在狹小的縫隙中穿梭自如。
可想而知，復活節當天這裡熱鬧的景象。當天，除了科倫坡市內的居民，還有不少人從很遠的鄉村趕來，教堂裡擠滿了人，每一個人的神情都是虔誠的。如果沒有這場突如其來的爆炸，聖安東尼教堂的時鐘將繼續運轉，見證著人們的精神又一次得到安慰，滿意地離去，並陪伴他們走過後續的一分鐘、一小時，以及未來所有的日子。
4月24日，斯里蘭卡尼甘布街頭，安全人員在附近餐館發現疑似炸彈包裹並受控引爆
一聲巨響打破了所有平和的願景。岡瓦爾迪納驚慌地跌倒在座位旁，聲音來自身後，他還沒有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就看到天花板塌陷下來，牆壁上的牆皮也大塊脫落，教堂裡煙塵瀰漫。“人們不停地尖叫，四處散逃，我也是。”岡瓦爾迪納告訴本刊，“不少人在流血，有的人失去了胳膊和腿，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
4月26日晚上，封閉了5天的聖安東尼教堂面向媒體開放。我在第二天上午9點鐘到達了那裡。說是開放，其實是允許媒體在距離教堂最近的警戒線外拍照，警戒線距離教堂的大門有15米的距離。這是200年來，聖安東尼教堂第一次將人們拒之門外。
空氣中瀰漫著大量清潔劑的味道，從我的位置，能夠看到一群穿著藍色衣服的清潔人員正在對教堂進行清洗。沒錯，就是清洗這個詞。一卷水管從門外的消防車接了過去，從我的位置能夠看到水柱從牆上流下來，然後衝向地面，來回反覆。與此同時，一桶桶的清潔劑被送進了教堂。一旁的路透社記者昨晚就進去了一次，他告訴我，裡面狼藉不堪，桌椅都炸碎了，地上甚至還有手指。
我站在警戒線外面，在焦急的等待中儘量壓抑住自己的想象，我知道教堂裡發現了幾十具屍體，有老人，有孩子，不同的年紀卻都將生命停留在了同一個時刻。其中包括一個四口之家，有兩個孩子，一個7歲，一個1歲。在等待的過程中，我打量著正對著教堂的這條街，兩邊的商鋪和住戶都大門緊閉，街道上空拉起了黑白相間的布條，以表示對遇難者的哀悼。風吹起布條，空蕩蕩的街頭彷彿只剩下這兩種顏色。街道在100米開外就被拉起了警戒線，有十幾個士兵在旁邊守著，除了警戒線內的住戶，其他人不得進入。
清洗用了三個多小時。在與士兵多次溝通後，待清洗結束，他們最終允許媒體進入了教堂。儘管已經在門外做了各種各樣的聯想。但進入的那一刻，我的大腦一下子失去了最基本的語言能力，任何一個詞語都不足以描述眼睛抬起那一瞬間的感覺——清潔劑掩飾不住的血腥味衝進了鼻腔，被太陽灼燒了一上午的毛孔全都收縮了起來。
教堂裡光線很暗，地面上溼漉漉的，牆壁還在滴水，教堂裡的座椅被清空了，聖安東尼的雕像和十字架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注視著穿著黑色高筒靴、手拿清潔工具的清潔人員和我們。爆炸應該發生在教堂入口處的左邊，牆上的大理石已經脫落，露出裡面的磚牆。天花板上黑色的電纜垂了下來，縱橫交錯，牆面上還有炸彈碎片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細密孔洞，斑駁得像一顆顆失了光的眼睛。哀傷和悲痛，是洗不掉的。
針對性襲擊
我見到宋平（化名）是在斯里蘭卡國家醫院，他躺在病床上，剛剛做完手術，身體裡的彈片和碎玻璃已經取了出來。他的腦袋和手腳都纏著繃帶，有血從裡面滲出來；他的身上到處都是擦傷，下半身灼傷嚴重。“我們失聯的四位同伴找到了嗎？”他抬起眼睛，語氣急切地問我。但我只能搖搖頭，看著他的眼睛慢慢暗淡下去。
幾乎與聖安東尼爆炸同一時間，一個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宋平居住的金斯伯裡（Kingsbury）酒店引爆了炸彈。該酒店的一位華人告訴我，每逢週末，斯里蘭卡不少居民喜歡到這幾個酒店吃自助餐，在香格里拉酒店，早餐只要2800盧比，相當於人民幣100多元，中午和晚餐也只要3000多盧比。“我自己也會帶孩子去吃。”金斯伯裡酒店的廚師說，當時餐廳有上百人用餐。
宋平來自中國自然資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是一名科研工作者，來斯里蘭卡是做海洋洋流的觀測。有四位同伴跟宋平坐在一張桌子前，兩個人跟他同一個單位，另外兩人則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科學家。他們是4月20日下午才從中國飛到科倫坡，按照計劃，早餐後他們會退房，到港口搭乘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負責的“實驗3”科研考察船，執行印度洋航次上的工作——從4月初到現在是斯里蘭卡的雨季，是海洋季風最佳的觀測季節，而科考所獲數據將服務於降雨預報。
宋平已經不記得當時具體發生了什麼，一聲巨響後，他就失去了意識，模糊中記得一群人將他用擔架車推了出來，抬上了救護車。等他醒來後，宋平才知道同桌吃飯的四位夥伴失聯了。即使躺在病床上，他還是難以相信，自己剛剛遭遇了恐怖襲擊。他對這個國家印象很好。雖然與國內相比，斯里蘭卡經濟水平不夠發達，就連首都科倫坡都像一個縣城，或者說城鄉接合部，但這裡也具有便利生活的一切——現代化程度良好的超市、銀行、酒店以及英語還不錯的工作人員。何況，相對於周邊的巴基斯坦、緬甸等區域，2009年內戰結束後，斯里蘭卡一直處於相對穩定的環境。
然而，現實卻是這個城市在一天之內發生了8起連環爆炸案，其中前6起使用了自殺式襲擊，發生在三家教堂和三家酒店，其中一家酒店的監控視頻拍到一名襲擊者住進了這家酒店，並在早餐人潮密集時引爆了炸彈。另外兩起也發生在動物園和小區這樣人群密集的地方。8起爆炸最終造成250餘人死亡、500多人受傷。“在全球範圍內，這都是一次非常慘烈的連環恐怖襲擊活動，2019年，不管在歐洲還是中東，都有恐怖襲擊發生，但一天8次的情況非常罕見。政府調查的過程中，依然不間斷地有爆炸發生，更為罕見，恐怖分子這是在挑釁。”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鈕松告訴本刊。
4月23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通過發聲渠道阿馬克通訊社“認領”連環襲擊。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和其他高級官員也認定，境外極端組織與爆炸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4月26日，總統西里塞納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當局發現了約140名與“伊斯蘭國”有關的嫌疑人，已經逮捕超過70人，正在追捕其餘嫌疑人，印證了“伊斯蘭國”的發聲。
4月22日，斯里蘭卡科倫坡，安全人員在聖安東尼教堂爆炸現場展開調查
即使在科倫坡生活了15年的福建總商會常務副會長黃朝順也沒有料想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他的印象裡，斯里蘭卡內戰後一直處於很平和的狀態，“經歷了那麼多年的內戰，你能感受到他們對和平是珍惜的”。爆炸襲擊發生後，斯里蘭卡全國範圍內實行了宵禁。在黃朝順印象裡，自2009年斯里蘭卡內戰結束後，這裡已經很多年沒有全國範圍內宵禁了，只有去年中央省康提地區僧伽羅人和穆斯林之間發生暴力衝突，局部地區進行了宵禁。
緊張的氣息瀰漫在斯里蘭卡街頭的角角落落，醫院、車站、銀行、教堂、酒店、醫院甚至是超市都成了禁區。進入這些區域的人都要接受安全檢查，如果揹包，還會被要求打開書包，對包內物品一一進行查看。我與金斯伯裡酒店的員工Ann在車上聊了一會兒，在幾分鐘的聊天裡，她一直要求下車回家。“這裡不安全，你看這麼多車。”她不停地重複著這句話。爆炸發生後，Ann迅速清理了一下家裡的食物和零食，她跟室友規定了每天要吃的量，“很嚴格，一定不能多吃”。Ann在科倫坡待了三四年，她從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除了偶爾有小偷小摸的事情，斯里蘭卡還是很好的”。
內戰也沒有給科倫坡帶來如此大的影響。在斯里蘭卡，我遇到了寶石店的工作人員安東尼（Anthony）。他出生於1965年，1983年內戰發生時，他18歲。他告訴我，戰爭主要發生在斯里蘭卡政府和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之間，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當地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的種族矛盾。安東尼說，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他的整個家庭都很害怕，所以在法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工作的父親帶著一家人躲進了使館。
不過，一個月後，安東尼一家就從使館搬了出來——戰爭的主戰場在斯里蘭卡的北部區域，科倫坡在西南部，雖然有一波波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試圖攻擊科倫坡，但在嚴格的檢查下，很少有人能夠抵達科倫坡市區。黃朝順告訴我，內戰時自殺式炸彈襲擊的主要目標是政府機構，“雖然也有公交車爆炸一車人死亡的新聞出現，但這些襲擊者往往是在檢查被發現後，迫於無奈引爆了炸彈”。
在26年的內戰中，安東尼也只有一次深刻的記憶。事情發生在1996年，當時，“猛虎組織”頭目普拉巴卡蘭和其他3名猛虎組織成員潛入科倫坡，襲擊了科倫坡中央銀行，造成76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安東尼當時正在距離爆炸地點500米的地方，他跑過去看到人們被從裡面抬出來，流了很多血，很多人肢體不全。
“這一次襲擊，針對的是普通人。”安東尼說，爆炸襲擊後，他哭了。“有那麼多的孩子，”他向我比畫著，“他們才那麼點高。”安東尼說，與戰爭相比，這次恐怖襲擊更讓人難以接受，“戰爭有不可控的因素，殺人卻是有人做決定”。
在斯里蘭卡的這幾天，我沿著科倫坡幾起爆炸發生點轉了好幾圈，不禁感嘆爆炸策劃和實施者的精心和用意。除了Dematagoda車站以外，剩下的幾個地點基本都分佈在海邊的一條主幹道高爾路附近，這一區域是科倫坡最為繁華和發展最快的地方，聚集著科倫坡最高檔的酒店以及政府機構，包括國防部大樓、斯里蘭卡投資局等。新的酒店大樓和公寓都已經有了基本的樣子。在科倫坡，是否有建設，是衡量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的摩托車開得飛快，嚮導很不願意停下來，怕有風險。我的當地嚮導告訴我：“以往路上都是擁擠不堪的，尤其是下午1點多，正是學校放學的時候。”我看了下手機，1點20分，街頭一路暢通。金斯伯裡酒店、香格里拉酒店、肉桂酒店、聖安東尼教堂，彼此間的距離分別不超過兩公里。整個區域人流量大、宗教場所多、外國人多。讓人不禁感嘆，如此大規模精心的部署，沒有熟悉當地情況的本地人，以及足夠的力量支持，是實現不了的。
爆炸後，與幾個酒店緊挨著的斯里蘭卡地標建築世貿中心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樓下增加了安檢，所有人員進出都要開包檢查。在裡面工作的中國員工馮明告訴本刊，4月23日下午，他們就已經被要求過一次緊急撤離。“當時從樓上往下看，有很多警察在樓下，可能是在拆彈。”果然，2點鐘左右，他們收到通知，要求他們儘量遠離窗戶，以防被炸彈的衝擊波傷到。隨後沒過多久，人員迅速撤離，因為走得匆忙，有人連鑰匙都沒來得及帶。在他們離開後，安保人員又一個一個樓層進行檢查，以防有人還留在裡面。
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
紛亂的宗教矛盾
4月26日，總統西里塞納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當局發現了約140名與“伊斯蘭國”有關的嫌疑人，已經逮捕超過70人，正在追捕其餘嫌疑人。斯里蘭卡軍方在全國範圍部署將近1萬名士兵執行搜查和警衛任務。第二天，軍隊在一次檢查中，發現了爆炸物、起爆器、自殺式爆炸背心、軍裝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黑色旗幟。警方根據情報官員提供的線索，查獲大約150根膠狀炸藥、大約10萬顆小金屬球、一輛廂式貨車以及疑似在21日恐怖襲擊中穿過的衣服。
穆斯林居住區域成了政府主要排查的範圍，斯里蘭卡內戰結束後的宗教矛盾凸顯起來。在聖安東尼教堂附近的區域，有大量的士兵在巡邏搜尋，一名士兵指著一條街道告訴我：“這裡被懷疑有可疑的區域。”在有些公交車上，如果有穿黑袍的女士上車，乘客會要求對方脫掉黑袍，否則不允許上車，進出商場也不允許戴面罩。他們擔心對方是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衝突一觸即發。
4月26日是穆斯林的禮拜日。斯里蘭卡政府官員連發兩封文件敦促穆斯林在家中祈禱。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發出特別呼籲，要求減少在清真寺禱告，擔心發生更多襲擊。在天主教歷史學家喬瓦尼·馬里亞·維安看來，這是一個國家的教會頭一次因為安全原因在全國範圍取消彌撒。而當天，在科倫坡6區，警察在該區基督徒那裡發現了46把刀，他們準備用此攻擊當地的穆斯林。就在我寫稿的時候，我在斯里蘭卡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幾名同事在外面施工時拿著刷子在牆上畫一些符號，被誤認為是穆斯林而抓進了警察局，“警察盤問了他們一天”。
事實上，在一般人印象中，儘管斯里蘭卡民族矛盾尖銳，但這種印象主要源於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民族矛盾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國際社會和新聞媒體的注意力並沒有放在穆斯林族群身上。斯里蘭卡的穆斯林族群所佔人口的比例並不高，只有9%。按照這個比例來算，斯里蘭卡的穆斯林族群大概200萬人。斯里蘭卡的主體民族是僧伽羅人，人口比例在74%，其次是泰米爾人，佔比12.6%，最少的是基督徒。
科倫坡被劃分為15個區，聖安東尼教堂所在的13區能很好地體現斯里蘭卡多種宗教信仰的狀態。走在街區上，能看到聖安東尼教堂正對面的街角處，是一尊碩大的佛像，教堂東南方200米處有一座清真寺，東北方100多米的位置則有一座印度教寺廟。平日裡，這些不同宗教的人相處比較融洽，然而一旦遇到問題，雙方則會有各自的立場。
在商業上，穆斯林佔據了斯里蘭卡各重要的行業和領域。“他們很有經商頭腦，除了壟斷一個行業外，很多街面上的小店，也都是穆斯林開的。”當地人向我介紹。然而從政治上來說，在斯里蘭卡，穆斯林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穆斯林在斯里蘭卡最大的政黨叫斯里蘭卡穆斯林大會黨，這個黨在議會大概有7席，而整個議會是225席，和整個穆斯林人口還是不相匹配的。而且，在多黨選舉民主政體之下，穆斯林很容易成為主要政治派別拉攏或者打壓的對象。“長久以來，穆斯林一直是斯里蘭卡暴亂的受害者，他們從未實施過大型的暴亂，特別是針對基督徒的。”康奈爾大學南亞研究學者丹尼爾·貝斯（Daniel Bass）告訴本刊。
相關的資料很容易佐證貝斯的說法。在內戰期間，“猛虎組織”在控制區域實施清洗活動，大量驅逐穆斯林。在整個清洗活動中,共有12700個穆斯林家庭、約75000名穆斯林被迫離開了“猛虎組織”控制區。2017年11月，斯里蘭卡南部城市加勒一些地區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發生激烈衝突，政府當晚開始在當地實施宵禁。
我與安東尼聊了聊宗教的事情。安東尼是一名天主教徒，他的妻子卻是一名穆斯林。這樣的婚姻組合在斯里蘭卡是非常少見的。這兩天，妻子出門都是他陪著，他的兩個在銀行工作的孩子已經被單位要求待在家裡，好幾天沒有去上班了。安東尼也不讓他們去超市、電影院等場合。
安東尼和妻子在1986年結婚，當時，他21歲，妻子只有16歲。為了這個事情，雙方的父母都和他們斷絕了10年聯繫。理由很簡單，不同的宗教難以很好地相處。安東尼告訴我，在當時，他的一個表哥跟另外一名信仰伊斯蘭教的女孩談戀愛，在對方父母以自殺相逼的情況下，雙方最終分手。安東尼告訴我他很慶幸妻子的父母生活在科倫坡6區，如果生活在10區或者13區，他可能會被對方親戚殺了。
在與妻子的相處中，雙方一直在彼此尊重，比如說穆斯林不吃豬肉，安東尼也陪著她幾十年不吃。後來雙方親屬有了聯繫後，妻子也能忍受對方吃豬肉，自己在一旁看著。安東尼和妻子有三個孩子，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他一直盡力在規避孩子成為穆斯林，或者以後跟穆斯林通婚。“我能接受佛教，他們足夠平和，但感覺穆斯林的各種規定越來越嚴格了。”安東尼舉例說，他和妻子認識時，女孩子都是穿普通的紗麗，看起來非常美麗，但這幾年，他們的裝扮越來越接近於中東那邊的穿法，穿黑袍，蒙上臉，他擔心他的孩子以後承受不了這些。“我的同學是穆斯林，在她女兒6歲時就給她穿上了黑袍。”一位當地的僧伽羅人告訴我。
第二點讓安東尼難以接受的是，當地穆斯林在教育上的態度。“他們認為上學沒有必要，女孩子一般15歲就找人結婚了，男生則跟著家裡人做生意。”安東尼說，在這樣的態度下，孩子們很難好好去學習。在雙方家屬接受了彼此以後，安東尼還是儘量跟妻子的親戚保持距離，除了結婚等重大儀式，安東尼和孩子都不會出現，“避免因為信仰不同產生摩擦”。在孩子讀中學期間，他還特意把孩子送到了當地一個基督徒的學校。
安東尼住在科倫坡15公里以外的地方。在他住的街區，穆斯林和基督徒各佔了50%。儘管安東尼一再強調他跟這些鄰居們相處友好，但從他的語氣和神情裡，能看出他的態度。“現在穆斯林越來越多了，他們生很多的孩子，一家八九個，我們有時候會擔心斯里蘭卡會變成伊斯蘭國家。”安東尼告訴我，他妻子的親戚裡，哥哥有6個孩子，妹妹有5個孩子，小弟弟才32歲，也有了4個孩子。新華社記者楊梅菊也感受到了穆斯林族群的增多，以科倫坡7區的維多利亞公園為例，她2014年剛到科倫坡的時候，很多普通人週末在那裡遊玩，但快離開時，整個公園基本都被黑袍佔領了。
4月24日晚上，斯里蘭卡警方突襲了一家穆斯林家庭。這家的女主人引爆了炸彈，炸死了自己和三個孩子，她的肚子裡還有一個尚未出生的胎兒。這是伊勒姆·易卜拉欣的家。他是實施自殺式爆炸行動的極端組織成員，他的哥哥伊姆薩特·艾哈邁德·易卜拉欣與他一起參與了這次襲擊。兩人的父親是斯里蘭卡最大的香料出口商。
此次連環爆炸案襲擊者，都受過良好教育，屬於當地社會中等收入者中較好的群體，像其中一名襲擊者阿卜杜勒·拉西夫·賈米爾·穆罕默德，曾於2006～2007年在英格蘭東南部一所大學學習工程。斯里蘭卡國防國務部部長維傑瓦德納說，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因素”。“很多參加‘伊斯蘭國’的人，很大程度上都是源於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這些家境和學歷都不錯的人，往往對自己人生定位比較高，但在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或者族群下，作為一個相對弱勢的種群，他們如果想在這個國家獲得更高的上升渠道，是相對困難的。他們更容易出現一種焦慮感和挫折感。”鈕松向本刊解釋。
世界的眼睛
2014年，新華社記者楊梅菊剛到斯里蘭卡的時候，科倫坡還不是現在繁華的樣子。“剛來的時候科倫坡非常凋敝、落後，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活動，街上車非常少，電子打車軟件還沒出現，只能電話預約出租車。”
楊梅菊慢慢發現，街上的車成倍增長起來，中餐館越來越多，高級酒店也是一個接著一個建起來。就連北部戰區賈夫納，剛來時還不允許隨便出入，但2016年以後，就可以自由通行了。“你能感受到斯里蘭卡整個國家都在努力從內戰深淵裡往外爬。”楊梅菊告訴本刊，除非是到賈夫納，她才會聯想到，斯里蘭卡是個經歷過戰爭的國家。
內戰時的科倫坡則是另一番模樣。在黃朝順的印象中，當時的科倫坡大街上，基本50米設置一個崗亭，裡邊駐有警察和軍人，吊著一挺機槍，有的地方還有沙包，汽車一律要檢查底盤，以防藏匿炸彈，“以前進科倫坡世貿中心，在路口要被檢查一次，大樓門口一次，二樓還要進行檢查，那時候都沒覺得有什麼危險性”。黃朝順告訴本刊，內戰結束後的第二年，這些防禦措施基本就取消了。
內戰結束後，斯里蘭卡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近10年裡，斯里蘭卡一直努力從以種植園經濟為主的農業導向型經濟向服務業導向型經濟轉變。服務業已發展為斯里蘭卡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2016年斯里蘭卡服務業產值佔GDP的比重達56.5%。根據斯里蘭卡旅遊部的數據，2017年，斯里蘭卡累計接待了211萬名外國遊客，其中中國遊客超過26萬人，成為斯里蘭卡第二大旅遊客源。
導遊寶玉從2009年開始學習中文，那時歐洲遊客到斯里蘭卡的已經比較多了，很多人學德語，一個年級有一兩百人。寶玉說，老師告訴他，中國遊客以後會有很多人來斯里蘭卡，學中文比較好，當時班裡只有20多個學生，“現在我們系學漢語的也有200多人了”。寶玉告訴我。
謙和友善的斯里蘭卡人形象也在旅遊業的發展中逐漸樹立起來，不止一個到過斯里蘭卡遊玩的人告訴我，“斯里蘭卡擁有全世界最美麗的笑臉”，“你盯著一個人不超過兩秒鐘，對方就會衝你笑”。在這些變化裡，關於內戰的痛苦記憶也在慢慢消散，斯里蘭卡的開放度越來越高。如果不是出現這次恐怖襲擊，斯里蘭卡政府原本打算從5月1日開始對39個國家公民實行“旅遊淡季免籤”政策。如今，政策已經被暫緩實行。
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小雪曾到過斯里蘭卡，她驚訝這個國家在安保方面的鬆弛，“南亞的幾個國家，我去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安全防衛最弱的就是斯里蘭卡，賓館、火車站都沒有任何安檢措施。印度則不一樣，所有的商場和賓館都要進行安檢”。
楊梅菊告訴本刊，斯里蘭卡總統邁特里帕拉·西里塞納2015年上任後，這一變化尤其明顯，“相對於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的強硬，西里塞納一直在努力向民眾展示友好的一面，他聲稱自己是農民出身，是從土地裡走出來的總統，政府急於向外界展示其友好的一面”。不難想象，對於長期經歷內戰、處於宗教爭端的斯里蘭卡人民來說，民主是一個長久的嚮往。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里塞納的當選。楊梅菊告訴本刊：“新總統上任當天，與老總統相比，身邊的安保力量少了很多。”
西里塞納上臺以後，政府之間的內鬥將斯里蘭卡重新推向了新的“內戰”。在2018年10月26日，總統西里塞納解除了總理維克勒馬辛哈的總理職務，並任命前總統拉賈帕克薩為總理。第二天，西里塞納在電視講話中稱，他與維克勒馬辛哈的政策三年來一直存在很大差異，他還聲稱，維克勒馬辛哈領導的內閣捲入了一起針對他的刺殺陰謀。而維克勒馬辛哈以總理變更須經議會投票通過為由拒絕卸任。
“新總理，老總理。一個國家，倆總理。新總理曾是老總統，現總統突然罷黜老總理。老總理還住在老總統的那個官邸，新總理難過投票關心裡苦。”在持續51天的政治危機下，當地人編出了這樣一句順口溜。最終斯里蘭卡最高法院裁定，西里塞納的決定違憲，維克勒馬辛哈重新被任命為總理。
這一形勢下，斯里蘭卡情報機構對恐怖主義防控有巨大漏洞。據報道，在爆炸發生10天前，斯里蘭卡警方就得到有關此次襲擊的預警。斯里蘭卡警察總監普朱特·賈亞孫達拉11日給多名高級警官發送信息，提醒“得到外國情報機構警告，NTJ組織正打算在科倫坡針對教堂和印度駐斯里蘭卡高級專員辦事處發動自殺襲擊”。
然而，總統西里塞納多次重申，斯里蘭卡高級國防官員和警察局長並沒有與他分享有關即將發生的襲擊的信息，並公開責怪以維克勒馬辛哈為首的政府，一味專注於起訴在2009年結束的內戰期間涉嫌戰爭罪行的軍官，導致情報系統遭削弱。“過去我們都覺得恐怖襲擊一般發生在中東這樣戰亂或者民族矛盾尖銳的國家。而這次，他們選擇了我們普遍認為不可能的斯里蘭卡，這些國家相關的防範措施少，思想上也比較鬆懈或者是處於相對平和的環境。這或許說明，恐怖主義已經有了開始往一些非焦點國家轉移的趨勢。所以，在反恐這件事上，任何人都是不能置之度外的。”鈕松告訴本刊。
2015年楊梅菊曾寫過一篇文章，她提到，一直籍籍無聞的斯里蘭卡卻有一項世界紀錄——在2000萬的總人口中，有110萬人志願捐獻眼角膜。在斯里蘭卡，每一屆總統都是志願者，已累計向全世界50多個國家捐獻眼角膜逾7萬，可以說斯里蘭卡就是“世界的眼睛”。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裡發生的恐怖襲擊相當於全球的一個映射。
（實習生李秀莉、胡藝瑋對本文有貢獻。感謝在斯里蘭卡的各位朋友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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