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新書《關鍵詞》中，作者約翰·利裡試圖揭下“能力”、“數據”、“熱情”和“毅力”這些詞彙的虛偽面紗，從而揭示隱藏在這些描述中的專制、暴利和剝削，為晚期資本主義話語體系祛魅。通過審查這些源自商業資本家的常用詞語，利裡的研究向我們講述了“關鍵詞”背後錯綜複雜的市場邏輯。
感恩節後沒幾天，通用汽車公司解僱了6000多名員工。新書《關鍵詞:資本主義新語言》（Keywords: The New Language of Capitalism，以下簡稱《關鍵詞》）的作者約翰·帕特里克·利裡（John Patrick Leary）在推特上轉發了通用汽車首席執行官瑪麗·巴拉（Mary Barra）的部分聲明：“今天採取的行動使我們公司的轉型得以繼續保持靈活性、彈性和盈利能力，同時也給我們未來的投資帶來了靈活空間。” 在巴拉的聲明後面，利裡補充了一句評論:“在這個情境下，語言被宣佈死亡。”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那些用來描述晚期資本主義、併為其頻發的混亂正名的特定詞彙呢？ Haymarket最近出版的《關鍵詞》一書中，作者利裡探討了晚期資本家的語言權力系統，那些源自企業界和商業出版社的商業術語而今無處不在。利裡仔細審視了話語中隱含的、對社會關係的評判，他認為，這些詞在宣揚一種更有利於企業的價值觀(科層制,競爭力,盲目擁抱新技術)，其對企業的益處要勝過對人類的價值(民主、團結和審查新技術對人類和地球的影響)。
利裡寫道，這些詞限制了我們的概念視野，它們“束縛了我們的想象力”，使我們很難設想組織經濟和社會的其他可能。思想領袖和企業高管鼓勵我們將其作為常識性的語言來接受，彷彿這些語言描述了一種“常規的現實”。當我們理解這些詞彙，並用它來描述自己的生活時，我們會被視作好員工；而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會受到經濟衰退的潛在威脅。畢竟，要是你不熟悉“創新”或“合作”這樣的詞，你怎麼能指望自己在當下的美麗新經濟中茁壯成長呢？
關鍵詞：為資本主義正名
作為韋恩州立大學的英文教授，利裡本著學術的嚴謹，審查了文中提到的語言。很多人會漫不經心地使用“晚期資本主義”這個詞，以此籠統地解釋為何我們的生活如此糟糕，但利裡不是，他界定了“晚期資本主義”，並且解釋了自己為何選擇這個詞。使用“晚期資本主義”意味著，儘管我們使用著時髦的流行詞和先進技術，但我們所經歷的社會不過是過去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下一個迭代。
換句話說，他寫道，“振作起來，事情自始至終就沒好過！”利裡引用馬克思主義經濟歷史學家恩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話說，現在的新情況是，我們“相信技術全能”，相信專家。他還稱，資本主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展到地理、文化和精神領域，這些在過去還是無法商品化的。
《關鍵詞》的靈感得益於之前的一本同名書——威爾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76年的著作《關鍵詞：一種文化與社會的詞彙》（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和利裡一樣，威廉姆斯的目標是鼓勵讀者成為“有意識的、批判性的”讀者和聽眾，看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不是一種需要學習的傳統，也不是一種需要接受的共識，(而是)……一種可以使用的詞彙，我們應該找到自己的方式，當我們發現有必要改變它的時候，就去改變它，去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語言和歷史”。
語言的力量不僅來自言說者的階級地位，它還依賴於聽者的默許。利里正是瞄準了這個“等式”的後半部分，致力於打破語言的魔咒——它可以不服務於精英階層。“如果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詞”，利裡寫道，“或許我們可以剝去它們魅惑的力量”。
為此，他提供了從“責任”到“健康”等約40個晚期資本家的“關鍵詞”，其中一些詞還跨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比如“教練（coach）”。在本書中，利裡使用牛津英語詞典、媒體的商業經濟報道等簡單工具進行檢索分析，他認為，每一個關鍵詞都以一種合理、中立、甚至令人振奮的方式，展現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一些毫無根據的東西。
以“毅力（grit） ”為例，這是委辦學校管理者、高管和Ted演講者所推崇的價值觀。從表面上看，強調成功來自在挑戰、失敗和逆境中努力工作，這無可反駁。這個觀念看起來甚至很有吸引力，就像暢銷書《毅力：熱情與堅持的力量》（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的作者Angela Duckworth所說的，成功“更依賴於我們的熱情和堅持，而非天生的才能”（還有我們父母的種族和收入？）
利裡寫道，關於“毅力”的討論在小心翼翼地規避經濟中顯而易見的重要事實——貧困。達科沃斯（Duckworth）等宣揚“毅力”的人承認，對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來說，機會是有限的，但他們堅持認為堅韌的品質可以幫助他們克服困難。他們也含蓄地承認，大多數人是無法走出困境的，只有勤奮、最合適、最具有毅力的人才能獲得成功。也就是說，只有極少數人能做到。
利裡繼續分析，“毅力為現存的事實提供了一種解釋，而不是引領我們去想象一些不同的東西”。“毅力”的提倡者不去批判那些使“毅力”成為正常生活必要條件的條件，反而要求女性、有色人種和窮人對他們出生的這個不公平的世界進行過度補償。利裡寫道，雖然城市學生和貧困人口常常被教化說要有“毅力”，但這個詞“真正的”受益者“居於我們眾所周知的社會階梯頂端”，從他們的位置看過去，不平等並沒有那麼糟糕。
在書中，利裡將他的關鍵詞分為四個大類：第一類是“晚期資本主義身體語言”，它賦予企業以人體的屬性，比如敏捷性或靈活性，並將人們的注意力從靠勞動創造利潤的、真正的人體上轉移開。“晚期資本主義的很多語言，”利裡寫道，“幾乎把工作場所（除了其中那一群工作過度或工資過低的人）想象成身體的各個方面。”
還有“晚期資本主義的道德詞彙”，這些詞大多富於古老的宗教意味，利裡援引了一首19世紀的詩，其中把耶穌稱作“思想領袖”。利裡說，這些道德價值正逐漸與經濟價值混為一談。此外，“手工（artisanal）”等詞彙反映了資本主義對反主流文化批判的吸收，即它未能給予工人使命感和自主權。最後，還有一類詞彙從創造出來就傾向於讚美一些新技術帶來的可能性，比如，智能冰箱、智能烤麵包機、智能馬桶的“智能（smart）”。
關鍵詞背後的剝削邏輯
在書中，利裡試圖揭下“能力”、“數據”、“優秀”和“聰明”這些詞彙的虛偽面紗，從而揭示隱藏在這些描述中的專制、暴利和剝削。通過審查這些術語，利裡的研究向我們講述了關鍵詞背後錯綜複雜的市場邏輯。
資本主義話語體系的一個常見特徵，是抹除表示衝突或顛覆的詞彙的政治性。比如在過去，“創新”和“破壞”這兩個詞都被用作貶義，用來描述對既定秩序（特別是牧師或教會）的異議。 在18世紀後期，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用“創新”這個詞來宣傳法國革命者，而一部1837年的天主教小冊子則用“創新者”指代“異教徒”。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這些術語卻被固定用作商業術語，它們與其他空洞的流行語一起出現，如“動態的”和“革命性的”，所有這些流行語都表示變化、進步和轉變，但卻只是在市場經濟的狹義範圍內。
現在，曾表示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反對力量之衝突的詞語已被重新定義，詞語中的衝突感被消除了。 “創新”不再是由意識形態對抗而產生，而是在既定秩序內發生。它不是表示系統性轉變所帶來的“分裂”，而是表示當前體系所固有的東西。這一話語體系反映出晚期資本主義對改變、更新和適應的興趣 ，反正這些 “破壞”構不成政治威脅。
利裡還通過一些關於“賦權（empower）”（ 這是另一個被去除了鬥爭和衝突含義的詞）的闡釋，把上述思路延伸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的自我觀念中。過去，員工被“賦權”與老闆對抗，而現在，他們被“賦權”在工作場所履行自己的職責。生活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努力使自己的身份與市場需求保持一致，以此獲得權力。這意味著一個人需要放棄自我才能獲得自我，這是噩夢般的悖論。新自由主義鼓勵人們成為自由、自主、至高無上的“自我企業家”。然而，這種“個性”是通過服從資本的強制性要求而建立的。
《關鍵詞》記錄了這種偽“賦權”如何重構了我們看待勞動的方式。“工作本是累人的、剝削的、與他們共同完成或是為他人完成的、有關勞動的，而現在，工作的勞動特性逐漸淡化，在其自我獲得的功能面前相形失色”。當工作成為一種形成身份的(也許是唯一的)手段時，它的關係維度就被忽視了。如果每個員工都認為他的工作是為了獲得自我，那麼她就忽視了他與同事和老闆的關係。現在這種情況掩蓋了工作場所的等級制度，也使得集體組織難以形成。在這種制度下，工人會將他的悲慘境遇理解為塑造人格的過程，理解為自我實現的途徑，而不是結構性不公的結果。他在辦公室度過的時間越多，他就越能培養出穩定的自我意識。
在這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個詞是“熱情（passion）”。 Miya Tokumitsu在2015年出版的重要文章《被迫熱愛工作》中討論了表示“工作熱情”的一類詞。當工作從為他人服務轉變為鍛鍊自我時，人們期望員工對自己的角色表現出熱情的投入。Tokumitsu寫道，在這種情況下，“熱情”是通過一個人工作的時間來衡量的。這意味著，管理者有權期待員工們表現出最大的熱情，畢竟，藉由工作，員工們能夠在自我實現的黃金道路上獲得一席之地，他們應該心懷感激，他們甚至應該自願無限期延長每週的工作時間。如果工人不能滿足這些要求，人們就會覺得他們缺乏“彈性(resilience)”，利裡將“彈性”一詞定義為在“脆弱、不穩定、沒有工會組織”的條件下有效勞動的能力。
藉由語言，想象其他可能
正如利裡所展現的，這些關鍵詞反映並鞏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一套晚期資本主義的話語體系中，員工被要求具有 “工作熱情”和“工作彈性”，而“企業家”卻總是富於“創新精神”和“悟性”，他們“行動迅速，打破常規”。為公司的創造鉅額財富的只有企業家，而不是他的員工，更不是任何可能為公司產品革新提供資金的納稅人(例如，Elon Musk已經獲得了近500萬美元的政府補貼)。對於億萬富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畢竟，為什麼要通過稅收或更高的工資，將財富重新分配給那些沒有創造財富的人呢?
在這些短文中，利裡戳穿了蘇聯語言學家瓦倫丁•沃洛希諾夫(Valentin Voloshinov)所描述的統治階級的目標——“賦予意識形態符號一種……永恆的特徵，消除或推動其中蘊含的不同社會價值判斷之間的衝突。”以“企業家（entrepreneur）”為例，利裡指出，這個詞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社會觀點的鬥爭。
1800年左右，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Jean-Baptiste)首次將“企業家”定義為那些“將經濟資源轉移……到更高生產力的廣闊領域”的人。然而，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給這個詞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含義。利裡認為，對有關企業家精神的當代觀念既來自熊彼特（Schumpeter），他相信企業家是資本主義創造性的、驚天動地的動亂的歷史代言人。當我們用一種不加批判的接納態度談論“企業家”時，我們含蓄地接受了熊彼特（Schumpeter）的觀點——財富是企業家在革新和創新的過程中創造的，這與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通過剝削佔有財富的觀點背道而馳。
通過證明這些詞彙的含義發生了多麼劇烈的變遷，利裡認為，他們可能會進一步變化，因為由統治階級賦予的含義不是永恆的，也不是不容辯駁的。利裡在探索我們語言以及嵌入其中的骯髒之物時，也鼓勵我們去想象我們的語言應該強化什麼、應當反映什麼樣的觀念，當我們為“免費的時間，而非靈活性；為免費的健康照護，而非健康本身”；為免費的大學，而非“思想市場”而奮鬥時，事情會是什麼樣子？
利裡的書提醒我們，在這些關鍵詞之外，我們還有其他選擇。管理者可能稱我們為人力資本，但我們同時也是工人，也是人。“語言不僅是事情本來面目的被動反映，”利裡寫道，它還是一種媒介，讓我們去想象和創造事情本該有的樣子。
本文譯自TheOutline及Counterfire，有刪改。
原文鏈接：
[1]https://theoutline.com/post/6739/keywords-book-review-language-of-capitalism
[2]https://www.counterfire.org/articles/book-reviews/20236-keywords-the-new-language-of-capitalism-book-review
作者：Rebecca Stoner, Oliver Eagleton
美編：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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