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大王1

說起陳布雷，我一時間不知道從何處說起，想了很久，終於想到了八個字來評價，比較中肯，那就是名滿天下，謗滿天下。

對於這個爭議很大的人物，歷史上還沒有給予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

陳布雷在1948年自殺後，蔣介石震驚無比，他懷著無比悲痛和惋惜的心情，送給陳布雷當代完人的稱號。而我黨對這個人的評價，卻恰恰走了另一個極端，認為他是一個頑固的反對分子。

兩種截然不同，甚至走向兩個極端的評價，也證明了陳布雷的一生。當我們看到他的生平故事，就會發現，拋開那些身後的評價，其實，陳布雷只是一個執著的書生。

年輕的陳布雷，也是一個意氣風發的人，面對國家危亡。他做出了一個書生的抉擇，於是，他懷著治國平天下的美好願望，加入了同盟會，同時，和國民黨邂逅。

在當時，國民黨代表的，就是當時最先進，最振奮人心的思想。也讓絕大多數有識之士認可。無數年輕人，認可這些理念或者叫理想，甘願為這樣的理想奉獻一切。陳布雷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一個書生，他所能做的，就是拿起手中的筆，刺破這片黑夜，讓更先進，更振奮人心的新鮮思想，叫醒沉睡的人民。因此，他把自己的學識以及熱血，都賦予筆桿子上面，於是聲名鵲起。

他的才情，得到了蔣介石的青睞，並於1927年加入國民黨，一直從事宣傳工作。幹宣傳工作，讓陳布雷如魚得水，也使得他的仕途一片光明。

1935年，陳布雷迎來了自己事業最輝煌的時期，在一連串非常厲害的官職背後，他只做了一向工作，寫文章。

從1935年一直到1948年他自殺，這十三年之間，他經歷了抗戰、內戰，始終忠誠於國民黨。

並且，他始終相信，蔣介石可以改變現狀。於是為寫下了很多文章，宣傳，並且起草無數重要文件。

作為一個書生，他的所有工作，就是寫文章，從人品而言，陳布雷的確稱得上是當代完人，他不貪戀權勢，不貪戀金錢，不貪戀美色，他的政治立場非常堅定，他的生活很是低調。他雖然身處重要位置，卻不拉幫結派，只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兢兢業業的工作。

這些工作，讓陳布雷的身體越來越差，更主要的是，面對國民政府一敗再敗，陳布雷除了寫文章，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他不像古人那樣，可以毅然的投筆從戎，只好硬著頭皮寫著一篇又一篇精彩絕倫確又於事無補的文章。

對於陳布雷的自殺，表面上看，的確有些突然，因為他在自殺前一年，還被委以重任，但事實上，陳布雷已經快要到崩潰的臨界點。

書生陳布雷，他可以不愛錢，不好色，不貪權，可以超然脫俗，但他始終如一的勤懇，源於他相信國民黨可以讓中國走向希望，相信國民政府可以救中國。

但他身處中央，知道了大量令他無法接受的事實，他自殺的那一年，三大戰役已經結束，百萬解放軍已經陳兵長江。國民政府即將滅亡。

對於陳布雷來說，他勤勤懇懇，卻得到了這樣一個結局。他無法像一個普通人一樣，看清楚這個世界的趨勢。

而是像一個書生一樣，鑽了牛角尖。其實，我想到了另一個名人，屈原。也許，我這麼對比，並不合適，但作為一個有著簡單純粹的理想，卻眼睜睜看著理想破滅，大概感受是一樣的。

陳布雷的結局並不好，但我卻無法說，他是一個反派，因為他做人做事都難以挑出太多毛病。他其實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始終如一的堅定自己的信念。我不能說他的堅持是錯誤的，只能說，歷史沒有選擇他的信仰。

小小嬴政

陳布雷，浙江慈溪人，因為和蔣介石同屬於寧波地區，成為蔣介石最為信任的人。

我經常在頭條上，把蔣介石說成是浙江軍閥，可是很多人不信。不妨去蔣介石侍從室看一看，有幾個外省人。

蔣介石重用湖南人薛嶽、貴州人何應欽、江蘇人顧祝同、江西人劉峙，實在是浙江沒有那麼多的優秀人才，那是權宜之計。真正為蔣介石信任的人，還是陳誠、胡宗南、蔣鼎文、張靜江、陳立夫、戴笠等等。

蔣介石手下的保鏢，全部是浙江奉化縣七大姑八大姨帶來的親戚；蔣介石的辦公室裡寫文件的，也大都是浙江人。

蔣介石有四大秘書戴季陶、陳布雷、陶希聖、秦孝儀，前兩個是浙江人，後兩個是河南人和湖南人。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雞的人，兩人穿一條褲子都嫌肥。陳布雷1927年蔣介石掌握大權才入黨，依舊得到了蔣介石几乎全部的信任。

可是，就是這一份信任，壓垮了陳布雷，間接導致了陳布雷最終的自殺命運。

1948年，任何一個有良心的文人，都早已恨透了給中國人帶來內戰和飢餓的蔣介石。陳布雷也有良心，但他也有忠心，這讓他很痛苦。

陳布雷剛剛加入國民黨時，他的好友郭沫若寫了批評蔣介石的文章，被蔣介石通緝只好逃到日本。抗戰爆發，陳布雷對蔣介石說“委座，據說，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所想請示委座……”。同時，陳布雷還拿出了郭沫若這些年的研究成果，就這樣，郭沫若得以回國，並且在國民黨中央任職。

陳布雷有良心，更是表現在對抗日的態度上，最有名的“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不過分地說，陳布雷用一支筆，激勵了無數中國人奮起抗戰。

在受命蔣介石編寫《西安半月記》，陳布雷不得不昧著良心寫下了楊虎城張學良企圖弒君奪位、蔣介石鎮定自若最終化險為夷。當時，陳布雷在日記中寫下了:“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

為獨夫民賊工作，對於有良心的陳布雷來說，是極其痛苦的。周總理曾勸他，“對佈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只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

抗日戰爭中，陳布雷可以說服自己是為抗戰工作，因為蔣介石畢竟是抗戰領袖。可是抗日戰爭後，陳布雷身處中樞，耳聞目睹了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官吏腐敗、經濟凋敝、喪失民心，而他昔日為之服務的領袖，則成了人民公敵，成了四萬萬人追求幸福的最大障礙。陳布雷的內心，越來越煎熬。

陳布雷曾用“三從四德”的道德觀念說服自己，他在日記中寫道“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這種矛盾至極的心態，發展到最後，就是拋棄這一切，徹底離開這個世界。

直接壓垮陳布雷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陳布雷發現自己的女兒陳璉和女婿一起投靠了共產黨，並且試圖從他這裡得到機密。女兒都當了左派，都要反蔣介石，這讓“不事二主”的陳布雷如何自處？

第二件事，陳布雷為了支持蔣氏父子的“貨幣改革”，把畢生積蓄4000美元拿出來換成金圓券，不久後，這些金圓券全成了廢紙。陳布雷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蔣政府的必敗無疑。

陳布雷沒有錢，所以不可能學劉峙或者蔣鼎文跑到香港做生意，甚至還能繼續發大財。

蔣介石軍隊在三大戰役中兵敗如山倒，美國主子又準備給國民黨換總統，這樣糾結的狀態下，陳布雷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與這個世界徹底告別。

陳布雷不知道的是，1948年剛剛結束，蔣介石就公開宣佈進行和平談判，不久後下野。隨後，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張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劉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等人赴北平進行談判，最終談判破裂，這些頂級知識分子，最終成為了建設新中國的一份子。

陳布雷是一個老派知識分子，“忠君”思想害了他，反而是像胡適那樣把靈魂賣給美國人的人，在蔣介石還有挺直腰桿的機會。

歷史知事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拖著病體，在自己的辦公室工作到深夜，寫下給蔣介石和家人的遺書，然後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蔣介石看了他的遺書淚如雨下，國民黨政府隨後為他舉行國葬。蔣介石稱他為當代完人。

陳布雷是一位極具才華的文人。他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一生跟隨蔣介石，是蔣介石的文膽與軍機大臣。陳布雷寫的抗戰宣言最為出名:“如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皆有抗戰守土之責任。”

但幾十年後的蔣介石，已經不再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者，陳布雷又為忠君思想所困。他一生溫良謙恭讓，清正廉潔，淡泊名利，個人操守良好。自覺受蔣介石知遇之恩，畢生對蔣介石恭敬有加。眼見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遂決定以死相報。

自殺之前陳布雷精神苦悶，每天工作煙不離手，悶悶不樂。更難以接受的是在女兒與女婿加入共產黨，蔣介石找他談話要他嚴加管理，然後釋放了他女兒和女婿。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但他也沒有過分干涉女兒，女婿，只是讓他們儘快離去。

在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政治上喪失人心上，軍事上節節敗退，陳布雷已看不到前途與希望。最終在忠君思想與家庭變故雙重打擊之下，選擇解脫自殺。

鐵馬冰河戍輪臺

陳布雷雖然是蔣介石的下屬，但是其受到蔣氏父子的尊敬，並被稱之為佈雷先生。其實一個才華的傳統中國人，但是結局不好，在多方面糾結下，最好選擇自殺。對此，蔣介石為自己高級參謀不幸的遭遇而感到難過，一直到臺灣時候，還經常唸叨陳布雷的話語。

一、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

陳布雷原先在報社工作，因為其出色的才華，被蔣介石看重，並委以重任。陳布雷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在日本入侵中國的時候，陳布雷就請求抗戰。但是蔣介石其實主要的心思還是在於“剿共”。儘管他非常尊重陳布雷，但是還是一次次拒絕了陳布雷的建議。

在何梅協定簽訂之後，他更是痛心疾首。多次規勸蔣介石要改變國政方針，但是均被拒絕。雖然陳布雷多次違背了蔣介石的意願，但是蔣介石依舊將他視為知己，由此可見，其人品是非常高尚的。而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其號召全國各族民眾都積極行動起來，共同抵抗侵略者；在抗戰勝利之後，陳布雷設想建設和平與強大的國家，因此愛國是陳布雷一生的寫照。

二、忠於自己的選擇

蔣介石對於陳布雷具有知遇之恩，當然陳布雷對於國民黨也是忠心耿耿。在此進入蔣介石的幕僚集團之後，多次對於蔣介石提出了好的建議，以強化國民黨的統治，實現中國的發展。但是蔣介石最終還是代表著大地主以及大資產家的利益，陳布雷的很多民生、發展以及民主等建議，被蔣介石斷然拒絕了，因此在蔣介石的統治下，中國經濟發展還是比較緩慢的。

蔣介石喜歡與陳布雷討論時政，其也一針見血的指出時政要聞的觀點，但是其不會被蔣介石重用的，造成陳布雷“特殊智囊”的地位。後期陳布雷預見國民黨失敗已經成為必然了，尤其是在失去了東北等地之後。陳布雷也許不願意看到國民黨政府被推翻，因此選擇了自殺。從陳布雷一生所作所為來講，其對於國民黨是忠誠的。

三、品德高尚

雖然陳布雷忠於國民黨，但是無人懷疑其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其做事光明磊落，雷厲風行，使得國民黨上下都是無比的佩服的。在國民黨迫害進步人士的時候，陳布雷多次伸出援助之手，試圖使蔣介石放棄迫害進步人士的念頭。

當然，雖然他與蔣介石的關係是比較鐵的，但是其不能夠改變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思想。他對於國民黨忠誠，同時對於祖國也是一片赤誠的，因此他陷入了人生強烈的掙扎之中，這也是其最終悲劇的重要原因。陳布雷品德高尚，是其受到全國民眾的愛戴，在其去世之後，很多進步人士對此感到悲哀。道德高尚是佈雷先生的真實寫照。

四、目光遠大

陳布雷往往能夠一針見血的分析出歷史發展的趨勢，以人類命運的走向。其能夠高瞻遠矚，能夠對於事件進行深刻的分析，這也是蔣介石無比重用他的原因。其對於問題分析，往往能夠入木三分。在蔣介石敗退之後，還經常唸叨，如果採用佈雷先生的建議，也不會落到敗退的命運。

陳布雷可以說是一個完人，但是其站錯的方向，生錯了年代，基於自己追求太過於完美，也導致在激烈的鬥爭中，成就他一生的悲劇。

籬上青

陳布雷 馬工枚速命世才， 明珠暗投亦堪哀。 忍看白日沉江底， 一片傷心赴泉臺。（這幾句評價他夠了吧？） 陳布雷(1890-1948)，原名訓恩，字彥及，浙江慈溪人。蔣介石的“一號幕僚”，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 陳布雷1890年11月15日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西鄉官橋。

1904年，與其三弟進慈溪縣中學堂讀書。1906年，經陳屺懷介紹轉入寧波府中學堂肄業。1907年，入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就學。1908年，在浙江高等學堂預科卒業，轉入正科就讀。浙高正科採取分科制，在校就讀期間，被推派為學生代表之一，積極參加開會或集體請願，而且為“鐵道國有”親自致書楊度，並同時寄給上海《天鐸報》。這是他在學生時代第一次在報紙上發表政論文章，也使他投身新聞事業的志向更加堅定。

1909年9月24日，與楊宏農（雋人）結婚。 1911年於浙高畢業。同年秋，應上海《天鐸報》之聘，任撰述記者，筆名佈雷、畏壘，後以“佈雷”為筆名並聞名於世。

李三萬的三萬裡

一

在抗戰時期，蔣介石的文稿都由陳布雷代筆。1937年7月，蔣介石發表了抗日演講，其中有這麼幾句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1944年底，在抗戰最危急的關頭，蔣介石呼籲年輕學生參軍共赴國難“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這兩篇最知名的文稿都出於陳布雷之手，陳布雷的大才可見一二。在國民黨內，陳布雷素有總裁智囊和領袖文膽之稱。當然他在國民黨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動動筆桿子，他還是蔣介石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1926年11月，陳布雷應邀前往南昌，接受蔣介石的面試。在此之前，蔣介石是看過陳布雷的文章的。陳布雷曾經聲稱：中國是最不適於實行共產之國家，中國革命舍國民黨莫屬。再加上陳布雷也是浙江慈溪人，自然就比其他候選人更容易取得蔣介石的信任。

當時的陳布雷看上去就是一個埋頭做文章的書呆子，毫無政治人物的腐朽氣息。當蔣介石問起如何應對上海的工人運動時，陳布雷不卑不亢的回答道：可以以可靠的軍隊包圍上海，從外圍造成猛虎出山之勢，用幫會勢力打頭陣做內應，可一鼓盪平。蔣介石深以為然，以陳布雷的文采，公告文書自然不在話下，就這樣，他成為了蔣介石的幕僚。

二

應該說蔣介石的眼光還是比較準的，陳布雷確實是一個埋頭做學問的書呆子。他更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於政治氛圍非常的不融洽。陳立夫對他的評價是非常準確的，只是一個文人，難以擔當政治大任。

陳布雷對政治的險惡幾乎一無所知，當然他一生都處在蔣介石的庇護之下，不會有人敢隨便對他下手，他也沒有機會感受這一切。西安事變結束後，陳布雷接受蔣介石的委託，寫《西安半月記》。

這時的陳布雷就顯得有一點力不從心了。他對外界的變化毫不知情，當時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企圖割據西北地區自立，蔣介石認為他們是犯上作亂的叛逆。陳布雷卻認為張楊二人為抗日而兵變，罪不可恕而情有可原。

當陳布雷把這本書寫完的時候，他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道：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與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不能用我的筆自主表達，為人捉刀是苦惱的。他的書呆子本性暴露無遺，這也註定了他一生的悲劇。

三

陳布雷一生沒有出過國，留過學，雖然他也向往國民革命，在當記者時經常為革命吶喊，但他骨子裡邊還是一箇中國的傳統文人。士為知己者死和從一而終的思想深深的影響了他，這也讓他終生都在為蔣介石奔走效命。

作為一個純正的文人，陳布雷時常也能感覺到自己和政治氛圍之間的不合時宜。生逢亂世讓他有沒有辦法徹底的去做一個遁世的文人，這就讓他大半生都非常痛苦，毫無快樂可言。

“公以處事，誠意待人”就是他的人生格言。陳布雷在國民黨內廉潔自律，從不拉幫結派。當他最初投奔到蔣介石門下的時候，他表示願意擔任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不願意捲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

在國民黨高層，陳布雷的好朋友就是陳誠。兩個人都是嫉惡如仇，拒絕貪汙腐化的正人君子。在錯綜複雜的軍閥時代，他們自以為正確的一些決定，實際上在當時是行不通的，甚至最後害了國民黨。

比如在亂世中用人，是不能用人品來劃分的。陳誠在東北時，把幾百萬偽軍全部解散了，認為他們是無恥之人。這些當慣了兵的人不願意回鄉務農，大部分都成了林彪的部下，迅速成就了林彪的百萬大軍，間接也造成了國民黨在東北的潰敗。

四

陳布雷也是一樣，他只是以文人情懷來看待世界，於大勢根本不通。政治的本質就是妥協，以妥協來成就一些事情。而文人向來主張堅持到底，毫不妥協，最終只能是碰一鼻子灰。

陳布雷的一生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既想成就一番大業，又厭惡政治醜惡。他向來不喜歡參加應酬，生活節儉樸素。他希望自己能夠幫助蔣介石成就一番大業，又深感自己的無能為力。

尤其是在解放戰爭中，面對局勢的惡化，進一步加重了他的身心痛苦。在三大戰役行將結束的時候，陳布雷服毒自殺。他在遺書中強調：去意已決，生無可戀。如果發現有一絲氣，萬不可救。

就這樣，陳布雷成了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殉葬品，就像王國維自殺一樣，他們都是為文化和理想而死。陳布雷生前曾交代，自己的子女不要搞參與政治，但他的女兒陳璉和女婿都是共產黨員。陳璉曾經被國民黨軍統抓捕，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才得以釋放，最終在文革中跳樓自殺，和他父親走上了同一條路。

新知傳習閣

陳布雷被稱為“總裁智囊”和“領袖文膽”，甚或被譽為“國民黨第一支筆”，被蔣視為心腹，倚為股肱。

可是，在陳自己心中，他始終是一個文人，一個能夠用筆、也最應該用筆書寫一篇篇錦繡文章的文人。

1928年，蔣介石曾想任命陳布雷為秘書長，卻被陳立夫一句“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強以要職”所勸阻，但是蔣仍想重用陳布雷，所以問他，讓你自己選，你想任何職？

陳布雷想也沒想，便說自己想“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如果實在不行的話，我願意給你當私人秘書，也不用給我什麼高官厚祿，只要能夠幫助到你便好。

這話如果是一個慣於政治鑽營或稍微對政治有所掌握的人所說的話，或許是三分真七分假，可是當時的陳布雷投蔣不過一年，也沒浸淫過官場，所以他的話最少也是七分真三分假。

陳布雷的這“三分假”，假在何處？

他作為一個所謂的“書生”，辛辛苦苦讀書，所為者何？也不過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罷了，出則為將，入則為相，恐怕也是他心底的理想。

否則的話，他也不會在1927年千里迢迢趕到南昌，在張靜江的引薦下去見了蔣介石。

不過，陳布雷卻沒有書生的“狂妄”，別說半部論語治天下了，即便是一部，也治不了。所以，他才會說如果不能從事新聞事業的話，願給蔣當一個私人秘書，這是他對自己的認知和定位。

他在政治上是有野心，可是卻不會盲目和自負。

他對蔣所說的話，不僅讓人看到了他的文人本質，看到了他的謙虛，也看到了他的從政意願——你要實在想讓我當官，那我要給你當私人秘書。

當然，私人秘書終究不是一個正經編制的職務，所以，蔣也沒有委屈他，想讓他去《中央日報》任主編，好好歷練一番。

可是，讓蔣沒有想到的是陳布雷沒有答應，原因是當時《中央日報》的主編彭學沛成績很好，他不想當一個“寵臣”，不想憑蔣對自己的“寵”去掠奪別人的位置和政治利益。

後來，他去了上海，成了《時事新報》的總主筆。

沒過多久，陳布雷便被推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他知道是蔣又在給他開後門了，所以，又弄了一個“凡入黨不滿三年者概不得當選中央委員”的提議，試圖以此辭不受任，可惜沒人支持他。

這個人，確實越看越純粹。

陳布雷對蔣更是到了愚忠的地步，他曾在給張治中的一封書信中直言不諱地寫到：“弟自二十四五年以來，給事於領袖左右，平日謝絕一切應酬，屏絕一切家事，區區愚忠，無非欲騰空此身，俾將全部時間，自早至午夜，全歸領袖之支配。”

這也是他後來吞藥自盡，被人稱為“尸諫”的原因，因為太過於愚忠，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死去告誡他的領袖——“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

嗯，你好好努力，將來造福萬民。

可實際上，他的死不是什麼“尸諫”，只是在疾病纏繞和羞愧抑鬱的雙重摺磨下所作出的一個既驚人，卻又在人意料之中的決定。

當時，陳布雷可謂是已經病入膏肓，神經衰弱，每日入睡必須得服用三片安眠藥。可是，即便吃了三片安眠藥，他也睡不安穩，常常半夜醒來，又吃幾片，然後才能繼續睡。

對此，他已經不勝痛苦，所以，他也常有終結自己生命的想法。

1948年，局勢對蔣而言，已經進入了非常時期，所以他在給蔣的遺書中說“自驗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尸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

他說自己投入蔣之麾下，給蔣出謀劃策，被蔣所倚重，可是，他雖然鞠躬盡瘁，到了最後卻讓蔣走到了這個局面，說自己“書生無用，負國負公”。

他因為“不能分公憂勞”而羞愧難當，又因為羞愧難當，終於打碎了自己心底的最後一點堅持，在他自己看來，他辜負了蔣的信任和重用，所以他不該繼續夠活，他該死。

如不能效命，惟有一死。

蔣對他也確實寵信有加，從一個報紙編輯一躍成為秘書處書記長、教育廳長、教育部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只要他想，他絕對可以成為寵臣和權臣。

可是，他偏偏能守住自己的底線，即便蔣再怎麼信任他，任命他為何職，只要他自認難以勝任，便說什麼也得推了、辭了。

所以，他是一個純臣。

陳布雷能寫的一手道德文章，更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道德君子。

所以，蔣毫不客氣地稱譽他為“當代完人”。

陳布雷這個人，為人則誠善，為臣則忠君，始終捍衛著自己心中的底線，一生不求名利，又以書生從政，終究難以在政治舞臺上操弄風雲。

不過，陳布雷如果從文，他的一手錦繡文章定能滌盪一代人心。

吾與吾國

氣節這個東西很多文人都有，說早一點便有屈原，近一點的還有被明永樂帝朱棣誅九族的方孝孺，而近代便有一個文人，為氣節而死，他便是陳布雷！

陳布雷是報業奇才，因為擅長文筆，所以在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灘是名聲遠揚，而老蔣聽聞了陳布雷之後，便起了求賢若渴之心，因為當時的蔣介石才剛剛崛起，他急需像陳布雷這樣的御用文人，能夠為自己執筆，而陳布雷再合適不過了。在老蔣的一再請求之下，陳布雷終於進入了國民黨，從此為老蔣捉刀，上到領袖文告，下到軍事部署，其幾乎全由侍從幕僚陳布雷代筆，而這一代，就是近二十年的時間，直至陳布雷自殺身亡。

而陳布雷自殺的原因呢？在今天看來也是撲朔迷離，因為沒有官方統一的說法，大多眾說紛紜，但是都沒擺脫一個條件，便是陳布雷自身的因素。前面我們已經說道了，陳布雷是個徹徹底底的文人，沒有政治野心，也不貪念金錢仕途，唯一在乎的便是國家安危，百姓黎明，而這種人確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為在亂世之中，國家正需要這樣的人。

但是老蔣呢，把這人在很大程度上用錯了地方，尤其在內戰期間，陳布雷本來就持反對態度，而且多次向老蔣進言，勸他以國家和平百姓安危為主，但是老蔣不聽啊，而且又讓陳布雷是多次提筆，寫他不願意寫的東西，這對於一個勢力文人來說或許無所謂，但對於陳布雷這種品質奇特的文人來說，實乃一大悲劇，做非自己情願之事，確實極其痛苦。而他在抗戰時期的表現，那就另當別論了。

尤其老蔣在盧溝橋事變後的廬山宣言，就是陳布雷為其代筆，並且把他心中所懷之信念全盤托出，其中一句“如戰端一開，地無南北，人無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不知道激勵了當時多少國人為抗擊日寇而奔赴前線，這種情懷，才是陳布雷這個國家御用之文人的用武之地，而不是為了老蔣去寫一些情非得已之言。

在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的腐敗和失敗已經成為了大勢，而陳布雷選擇了這個政黨，但卻面對這個政黨卻不能做到光大，反而眼睜睜的看著它的滅亡，這對於陳布雷來說確實痛苦，像這樣從一而終的文人，他有著骨氣和傲氣，這樣看的話，他的死就不難理解了。

絕筆歷史

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大名鼎鼎的“智囊”陳布雷，相信很多人並不陌生。不過，佈雷二字本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名原是訓恩，字彥及，標標準準的古代中國儒家君子之形象，他出生那年，是庚寅年，大清光緒十六年，這一年正是洋務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大清名臣張之洞正式興建漢陽鐵廠、大清忠良曾國藩之弟曾國荃創辦江南水師學堂。

陳布雷

不過很可惜，這些對遠在浙江慈溪剛剛出生的陳訓恩沒有任何關係，洋務運動歸根到底，只是那一群愛國官僚的私事罷了，慈溪多產師爺幕僚這類傳統官場萬金油，對於遠在天邊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陳家和當時很多人家一樣，並不在意。

幼年的陳訓恩必然無憂無慮，和以往陳家列祖列宗一樣，會受到一整套傳統儒家文化的教育，按照這種趨勢下去，若是大清還在，必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浙江傳統人物——也許考個舉人以後做個師爺什麼的，就和他的祖輩們一樣。

洋務運動的成果很快就得到了檢驗，那一年，是1894，大清光緒二十年，陳訓恩也許剛剛學會行走，一八九四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果——李鴻章全力訓練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

李鴻章

1895年，大清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修好，李鴻章在付出被日本人刺殺的代價後，賠款降低到了2億3千萬兩白銀。遠在浙江的陳訓恩此時可能剛剛咿呀學語，陰雲卻開始在每個中國人頭頂聚集。

大清敗給了日本，這是中華民族的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如此多的賠償，使得清政府財政雪上加霜，於是將賠償款攤派到每戶中國人民的頭上，一時之間民怨載道。

陳訓恩在大清光緒二十四年，正式就讀於慈溪縣中學堂，但後來繁重的攤派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深深的打擊到了陳家的產業，陳家日漸衰落，陳訓恩幼小的心靈逐漸埋下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與憤懣，四年後，也就是大清光緒二十八年，已然長成少年的陳訓恩憑藉其優異的成績正式轉入寧波府中學堂。

陳布雷手書

大清光緒三十四年，皇帝太后一起駕崩，那一年陳訓恩考入浙江高等學堂，和許多浙江老式師爺發家的家庭一樣，時代正在天翻地覆，陳家的敗落已經是不可挽救的了。1911年，大清宣統三年，陳訓恩畢業了，他選擇了去上海見識見識所謂的西方思潮，滿腹心事的他，就像一個古典的中國文人一樣，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車。

上海很早就受到了大量西方文明的影響，當時的上海，各色思想文明不斷交流，年輕氣盛的進步青年每日都在討論如何對已經病入膏肓的中華進行救亡圖存，所以報刊業十分發達，陳訓恩選擇了做一名記者，他選擇了《天鐸報》，正式以"佈雷"筆名進行報道 。

做了記者後的他接觸到了大量進步書刊，結識了許多進步思想家，來到上海的第二年他便毅然加入了同盟會，加入同盟會後陳訓恩希望將這種先進的思想像更多人傳播，尤其是自己的那多少年多死氣沉沉的傳統官僚家鄉，同時也為了貼補家用，陳訓恩回到了浙江，先後在母校寧波中學以及寧波師範學校等校任教，言辭犀利，針砭時弊，課程很受歡迎。

蔣介石

就這樣從1912到1920，八年時間，陳訓恩教書育人，培養了許許多多的有志青年，當然在此期間，他並沒有忘記多寫文章，響應各地起義，號召推翻清政府。

1920年再赴上海，這一次任《商報》主編，大力揭露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孫中山先生對《商報》讚不絕口，說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而在七年後，也就是1927年陳訓恩正式加入國民黨，那時候陳訓恩朝氣蓬勃，手裡的筆桿就如刀槍一般銳利：反對封建專制，宣揚共和精神，時值國民大革命的高潮——北伐戰爭。那也許是他一生中最為快活的時光。

這之後蔣介石率領部分北伐軍到了南昌，蔣介石馬上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態度懇切且謙卑，陳布雷骨子裡面傳統中國的那種“士為知己死”的基因復甦了，由於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深受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告黃埔同學書》。

陳布雷和陳誠

再不久之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如一聲驚雷，炸得陳訓恩驚駭莫名，此事之後，他骨子裡深深烙印的浙江舊式官僚家族作風基因便徹底甦醒了，自此之後他為人謹慎，總喜歡用為臣之道自比，很多時候無法違拗，只得唯唯，內心裡

“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他並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又有多少人還記得，他曾經也是那個進步青年，也曾響應過辛亥革命，也曾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號召打倒北洋政府呢。

陳布雷之墓

其實他作為一箇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從小在封建思想薰陶下成長，骨子裡就逐漸養成溫順馴服的性格，雖然學習到了很多先進思想，也明白進步學說。但作為一箇舊知識分子，幾乎是烙在骨子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基因簡直是根深蒂固，總會對蔣介石的一些恩惠感激涕零，對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幾乎達到了無比的虔誠。

但面對國民黨那黑暗的現實，他不會不明白，不會不感到絕望，抗戰期間尚且有民族大義在側，能夠稍稍心安，內戰爆發後不久，則時時受到撕裂與衝突，在這場不義之戰中，自己的角色是可恥的。但“從一而終”封建思想又讓他不能也不想離開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最後，面對兩難境地，為了報答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也為了自己的那個早年的理想，陳訓恩選擇了自殺殉國，成為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悲劇。

鳶飛九天2018

報界才子陳布雷自北伐時期受蔣介石之邀許身麾下，竭盡忠誠二十餘年，被譽為“領袖文膽”、“總裁智囊”。然而這位國民黨的筆桿子卻在1948年11月自殺棄世，舉國震驚。

陳布雷踏入仕途之前是一位報人。他才華橫溢，文筆犀利，在報界聲名鵲起，鄒韜奮稱他“有正義感、有革命性”。

陳布雷的文采受到時任北伐軍領袖蔣介石的矚目。蔣派邵力子誠邀陳布雷，陳布雷被蔣的禮賢下士所動，從此涉足政壇，歷任侍從室二處主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

抗戰時期，陳布雷運用他的文筆撰寫了大量激情澎湃的抗日文章，激發了全體國人的抗日鬥志，陳布雷為抗戰做出了貢獻，蔣著名的“廬山談話”就出自陳布雷之手。在文中他激昂寫道：

陳布雷為人淡泊，私德高尚。身在仕途卻從不追名逐利。他曾言“淡泊為立身之本，寧靜為處世要著，能守正，甘平凡”。他文人出身，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對貪弊要官惡習深為不齒。他嚴以律己，為人低調，可謂謙謙君子。在他離世後，蔣介石痛心稱其為“當代完人”。

陳布雷一介書生，對蔣介石的知遇之恩畢生盡瘁回報。蔣介石曾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相贈陳布雷，陳布雷感慨蔣“最知我心”。作為蔣的首席侍從官，他盡心盡責，處理堆積如山的公務文件，苦心竭慮，勤勉忠貞。

解放戰爭時期，社會民生凋敝，國府後方官員貪弊，前方軍隊潰敗，蔣氏政權岌岌可危。面對頹局，陳布雷憂心如焚，夜不成寐。加上超負荷的工作，案牘勞形，身體健康每況愈下。時局的不可收拾深深刺激他，時局危艱，而陳布雷自感自己油盡燈枯，對時局無限絕望。他在給蔣介石的遺書中寫道“目睹耳聞，飽受刺激……病象日增”。

1948年11月12日，心力交瘁的陳布雷服安眠藥棄世，求得解脫。

陳布雷是個愛國者，也是一個憂國者，還是一個悲情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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