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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減水書生，與您一起品讀歷史、感悟思辨。

秦始皇之所以能滅六國、打遍整個已知世界，是因為奮六世之餘烈。

始皇帝的霸氣來自於關中秦國的百年積累。

漢武不讓秦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左破朝鮮、右脅西域。

他也是打遍了整個已知世界的。

而且這個已知世界比秦始皇時期的還要遼闊、還要難打。

那麼，漢武帝的霸氣，來自哪裡？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打仗要靠霸氣，但更靠錢、靠糧、靠馬匹、靠鋼鐵，就是靠家底。

漢興七十年來的家底，支持了武帝的霸氣和囂張。

而這些家底是怎麼來的？

武帝前的劉姓皇帝們是怎麼攢下了這麼雄厚的家底？

就是黃老之術。

怎樣理解黃老之術

我們的認知邏輯往往都是這樣：

概念，它是什麼？

背景，怎麼來的？

功能，能幹什麼？

結果，有啥實用？

影響，意義何在？

而古人的講述可不是這麼條理清晰地給你歸總好了。

所以，就有了汗牛充棟的各類論文。

不要說寫得對與不對、清不清楚，就是寫對了、寫清楚了，你也不見得去看。因為太枯燥。

所以，與其糾結於官僚化的認知，倒不如拿出奧卡姆的剪刀，精簡認知。

因為越精簡的認知越是清楚、越是有用。

首先，明確黃老之術，不是道而是術。

啥意思？

就是不要從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來認識它，因為它沒有那麼高深。

即便高深，施用起來也不會那麼高深。

原因就是漢初的那些統治者比你文化還低，太高深的東西他們自己也玩不了。

如果非要糾結於“道”的層面，那就去看《漢書•藝文志》的“黃帝四經”。

如果非要給黃老之術下個定義，那就取《論六家要指》的道家定義：

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如果非要糾結黃老之術的來源背景，那就取《史記•樂毅列傳》的說法：

（樂毅後人）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曹參）師 。

其次，黃老之術是什麼術？

沒必要看理論著述，因為著述的理論家都不見得知道自己寫得是什麼。

就看漢初具體史實國策和執政態度。

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予民。

劉邦時期的這幾條國策，基本上就貫穿於漢初70年。

其他皇帝，基本上就是在這個政策圈裡小修小補。

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 

雖然“約法省禁”、“輕田租”，讓天下百姓、特別是讓農民放開了手腳，但漢承秦制，所以對商人的管控還是比較嚴格。

而到了孝惠和呂后時期，漢帝國也放開了商人的手腳，你們隨便幹。

統治階級都是“法律主義者”，所以法律總是越來越多，他們總是在做加法。

即便廢除一部法律，也要新修立一部法律，必須要彰顯自己的存在。

而漢初的統治者們，卻是一直在法律上做減法。

高後時期，廢除了三族罪、妖言令和挾書律。

漢文帝時期，廢除連坐法，改肉刑為笞刑和杖刑。

同時，文帝還廢除了過關傳用制度，也就是過關卡不再盤查證件，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

漢文帝還放開山澤之禁，即“弛山澤之禁”。

以前的山澤之利，那是歸少府、歸皇家的，現在都開放給老百姓，想挖礦的就去挖礦、想煮鹽的就去煮鹽。

甚至，直接廢除了盜鑄錢令，也就是把鑄幣權交給老百姓，國家規定貨幣樣式，然後有本事的就去鑄錢。

到了漢景帝，基本上已經沒啥更“無為”的空間留給他發揮了。

所以，景帝時期，也就是繼續重視農業、繼續減輕賦稅、繼續“約法省禁”。

但景帝時期的“有為”政治，已露端倪。

比如，打了一場內戰，平定七國之亂，而後中央從地方收回了很多權力。

再比如，對匈奴雖然繼續奉行和親，但該不客氣的時候也強硬了起來。

帝國中央主動推行馬政，就是政府大規模養馬，同時鼓勵民間積極養馬。

此外，還推行賣爵令、“黷罪之法”以及徙民實邊，以加強邊地建設。

這基本上就有點兒備戰幹匈奴的架勢了。

黃老之術下：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漢初推行黃老之術，有兩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第一個是陸賈，陸賈雖然號稱儒生，但卻是道家的做派。

他雖然強調儒家“仁義”，但在施行“仁義”的理念上，卻堅持“無為”的做法。

道家的“無為”是個人層面和哲學思辨上的“無為”。

至於社會和國家，“無為”就是無為的態度，也就是漠不關心。

就如莊子所言，我就要做一隻在泥塘中嬉戲的烏龜，不願意出仕為官，而為世俗所累。

而陸賈卻把“無為”比附到政府與老百姓、與社會的關係上，政府就是啥也別管，讓老百姓做泥塘中的烏龜、自己玩。

第二個是曹參，蕭何不能算。

蕭何又是修法律，又是築城長安、又是造豪華宮殿，所以不能說蕭相國有“無為”的境界。

曹參做齊相，首先是問政於民：你們齊人說，我們這些當官的應該怎麼治理你們。於是，蓋公就傳曹參黃老無為之術。按照蓋公的方法，曹參把齊國治理的很好。

等蕭何死了，曹參就當了大漢帝國的丞相，於是繼續秉持“無為”的理念，當真就是啥也不幹。

所以，陸賈和曹參基本上就定了大漢帝國的執政基調，或者說完成了治國理念的頂層設計。

以後，高後時期、文帝時期以及景帝時期，大體上就按照這個基調來執政了。

從民之慾，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這句話精準概括了漢初政府與百姓的“無為”關係，即“從民之慾”；也切實說明了“無為”的果效，“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那麼，漢初政府與社會、與老百姓是一個什麼關係呢？

小政府大社會。

可以說，漢初政府就幹兩件事，一個是收稅、一個是邊地。其他事情，它啥也不管，老百姓自己玩。

首先是政府自己足夠剋制、足夠節儉、足夠無為。

官僚規模，控制，“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養官得花錢，為了不花錢、為了少收稅、為了賦稅與民，所以“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帝國中央的的官僚體系，一年也就消耗幾十萬石糧食。即便按照100萬石算，漢帝國一年也就拿出八百分之一的糧食產出，來養活整個官僚體系。

皇室花費，節儉，文帝要建露臺，算了一下需要百金之費，相當於十戶百姓的家產，於是就不建了。從天子到有封地湯沐邑的列侯貴胄，就不要從國家領錢，就花自己封地的稅賦。漢初七十年，也就蕭何建了一座豪華未央宮，還被劉邦罵了一頓。其他時候，都是怎麼省錢怎麼來。

漢文帝

對外邦交，忍著，打不過匈奴，那就不打了，咱們和親。從呂后、到文帝、再到景帝，基本上就是政治上和親、經濟上關市。即便有衝突，甚至戰事衝突很大，也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戰爭。

其次是百姓社會要足夠自由、足夠寬鬆、足夠任其所欲。

農民種地，鼓勵，十五稅一而後三十稅一，再之後乾脆就不收農業稅了。

商人經商，不管，“復弛商賈之律”，除了商人子弟不能為官，其他都一樣，但後來連這一條也可有可無了，因為後世已經有了很多大商人當了大官。

社會治理，隨便，咱們是怎麼簡單就怎麼來。關中秦地，百年秦法秦制，所以你們就繼續這麼治理。關外六國，郡國因俗而治，適應不了秦法，那就建立封國，你們自己治理自己。

市場流通，放任，這種放任已經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政府連鑄幣權都不要了，你們自己鑄幣、老百姓自己選著用。所以，鄧通錢和吳王錢，因為質地優良，所以大家都喜歡用，於是便流通天下。

自由經濟的開創者亞當•斯密，主張政府要小而簡單，社會要寬鬆和自由。

亞當•斯密

也就是要形成所謂的小政府和大社會的關係。

但是掌握了權力的政府，很難做到這一點，即便是近代的西方國家，也很難做到。

然而，在兩千年前的漢初，遵循黃老之術的漢帝國卻做到了。

政府連鑄幣權都不要了，還有什麼比這再寬鬆。

皇帝吝惜十戶之家的財產，還有什麼比這更節約的財政開支。

能賺錢的行業，冶鐵、煮鹽都給了社會，還有什麼比這更讓利於民的。

黃老之術之於中原帝國

黃老之術的治理效果是巨大的，它堪稱治國神策。

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

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農業社會，漢初的老百姓，如不是遇到水旱之戰，他們都能做到人給家足，自己不會捱餓，養家也不成問題。

既是戰略物資，又是物質財富，還是交通工具的的馬匹，在普通百姓的街巷都能見到，阡陌之中則是成群奔馳。

少年聚會，誰要是騎匹母馬，不僅被看不起，而且直接就不讓參加。

簡單說，就是你要開輛“日本車”，都抬不起頭來，大家也不會跟你玩。

司馬遷

地方政府的糧倉都是滿的，府衙之中也有餘財可用；中央太倉更是糧食太多以致溢露於外而腐敗不能食，京師的錢財更是多的難以統計，因為長期不用，串錢的繩子都朽壞了。

就是說，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實現了財政盈餘，而且有得是錢、有得是糧食。

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

市井中的普通人也能吃上膏粱肥肉。基層小吏因為長期任職，於是就以官職為姓號。人人奉公守法而愛惜名節，當真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對於儒釋道三家，南懷瑾先生有一個非常精妙的比喻。

南懷瑾故居塑像

他說儒家是糧食店，佛家是百貨公司，而道家則是藥店。

當國家和社會生病了，道家就要發揮作用。

秦末戰火之後的中原大地，就是生了一場大病。

而道家的無為就是治病的，而且非常有效果。中原王朝從奄奄一息，變得健康而強壯了。

但是，只有在漢初這七十年，道家的這副藥——黃老無為之術，才最得奇效。之後的亂世餘生，道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效果都不夠理想。

亂世之後，道家總要登場，無為總會應用，都是一派休養生息的場景。

但黃老之術，卻未如漢初這般淋漓；小政府大社會，也不如漢初這般盡致。

究其原因就是：藥未盡其力而術未得圓滿。

首先，自武帝收回鑄幣權，民間便再無鑄幣之能，而財政問題很多時候就是貨幣問題。

其次，鹽鐵專營使得最賺錢的行業被收歸國有，重農抑商使得工商業無法復興，於是社會便始終羸弱而難以做強。

第三，官僚系統恣意膨脹、皇室靡費不得剋制，於是只能不斷開源、不斷加稅，竭澤而漁的社會也就無法再有活力、再去支撐政府的存在。

而總其原因，就是權力一旦生長膨脹，便難以再被剋制，小政府大社會的關係也就無從形成。

於是，政府越來越強勢，而社會越來越羸弱。當羸弱的社會無法支撐龐大政府之時，中原帝國也就只能再大病一場，再從頭收拾一遍碎山河。

漢初七十年為什麼能形成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呢？

是劉邦及其一眾統治者的高瞻遠矚？

是陸賈、曹參及繼任者的英明神武？

還是法儒殘破而道家茁壯？

都不是，可能就是一場偶然吧。

“百代皆行秦政制”，但漢初之時，秦政秦制以及統一帝國，在當時還未形成共識。

秦始皇

當時的社會和老百姓，不僅不知道皇帝是什麼，而且都不能理解統一的帝國是什麼。

他們還在留戀過去的士大夫和諸侯王時代。

齊地之民，只知有齊王，而不知有皇帝。其他列國也是如此。

吳王劉濞領導七國叛亂，七國的百姓就跟著自己的王去打仗，管你皇帝不皇帝。

主父偃遊學四十餘年，他首先想得是在家鄉齊地謀個出身，實在不行再去燕地、趙地和中山看看。逼不得已，才想到要去帝都長安走上一走。

中央集權下的權力還在生長之中。

所以，社會的自我生長也就有了可能。

其次是漢初統治者當真是質樸非常，他們是一群“質勝文”的“野人”。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學禮樂而後做官的，是平民；先做官而後學禮樂的，是貴族。孔夫子說，如果讓我選擇，那我就選擇那些先進的平民野人。

孔子

我們可以把這裡的禮樂換成實踐經歷、換成民間生活、換成基層閱歷。

大漢帝國的一眾朝堂精英，他們不知道儒家視野下的權力設計、也不知道法家視野下的權力勢術，更不知道從前的貴族和執政們是怎麼擺弄權力。

但是，他們最懂普通百姓、最懂民間社會、最懂現實該當如何。因為他們本就是老百姓。

所以，他們可以設身處地的感知老百姓需要什麼樣的政府，也知道政府並不是無所不能的，還知道讓老百姓自己去玩、他們會玩得很好。

再者，一路妥協而來的大漢帝國不可能自由而任性地擺弄權力。

劉邦是妥協的藝術家，漢帝國就是一個相互妥協的產物。

劉邦與群臣

帝國建立之時，廟堂之高有異性諸侯王、有軍功大臣、有外戚世家，所以起初的皇帝們都不敢任性。

而江湖之遠呢？並非是編戶齊民的社會，三代以降的族群形態還在延續，所以政府面對的不是一個個的老百姓，而是一個個的大家族。所以，政府也不敢任性。

皇帝不敢任性、政府不敢任性，所以社會也就有了自由發展的可能。

最後，就是以儒家為本位的大一統意識形態尚未形成。

不僅統治者的思想很自由，而且老百姓的思想也很自由。

所以，在儒家和法家之外，還有很多路可以走。

所以，走上一條黃老無為之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後世呢，儒家的意識形態已經形成，法家的權力手段也已成熟，雖然很穩定、很明確，但少了選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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