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说，“就一个作家在其当世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 。李白简直象一股狂飚、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声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
很多人眼里，李白是且只是一个飘逸的诗仙。但是，如果我们要对李白作一个全面评价，那么，他起码有三个方面的追求：“既有积极入世的功业之心，又有超凡去俗的仙隐之志，还有放荡无拘的行乐之意”（贾茜：《李白文学思想与诗意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这三个方面中，我们所熟知的是后两者，很少有人注意到李白是多么、多么想建功立业——说到底，李白还是想身入公门的，只是他性格孤高，时运也有些不济，一辈子都没成为高官贵人。
如果他像白居易一样有个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就扎根官场，也许留下的诗篇就完全不一样，也不成其为萧散高旷的诗仙了。
（一）李白之雄心：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我们在读李白诗歌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李白也是个有欲望、有现实追求的活生生的人。缺少李白功业之心的解读，就无法真正认识到李白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
我们看看李白的有没有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究竟如何。
在公元727年，二十多岁的李白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方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这段话中有一个鲜明的信号，李白在年轻之时有强烈的“兼济天下”的理想，就看时局能不能“达”。
青年李白已经设计好自己的生活目标，这目标最后当然是追求“逍遥”，毕竟他不是蝇营狗苟庸庸碌碌一生的人，但是他的人生偶像是谁呢，是陶朱、留侯，陶朱公即范蠡，留侯是张良，这两位都是“功成名遂身退”的成功政治家——身退前，必须要功成名遂。
范蠡像
所以李白真正想做的，是政治家而不是什么诗人、道士啊！他想要“奋其智能”使“海县清一”（何其远大！）之后，“事君”、“荣亲”的任务完成，然后“浮五湖，戏沧洲”，贾茜将其总结为：“成就功业是达到心归蓬莱的必经阶梯，心归蓬莱是功成名就的最终归宿”（贾茜：《李白文学思想与诗意精神》，第22页）。
被大多数文学史家视为道家的李白，充满了各种建功立业、匡扶天下的儒家抱负。从其现实性来看，这种抱负一方面来自于盛唐文人在时代强音下普遍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来自李白自年轻时代开始对自己学业文章、经世才能的自信乃至自负。
（二）李白的治政：尚文未必能尚实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李白有满腹珠玑，才高八斗，那他从政就一定是栋梁之才。唐宋的诗人里做到宰相层次的难道还少吗？所以李白、杜甫生活潦倒，没有成高官、享厚禄，反映出当时唐代的政权已经腐败了。
这种理解对吗？
在对李白浮沉政坛的经历进行回顾之前，我们首先要指出李白本人的生活经历对其政治觉悟的影响，以及他所处的盛唐时代环境下士人们的普遍状态。
一般认为，李白本人出生于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为了纪念李白，吉尔吉斯斯坦曾发行有关李白的邮票），幼年随家庭迁移到四川江油。这两地都不是中原核心区域，因而相比中原文人，他多了一份狂野不羁之气，缺少了中原士族的社会关系，恐怕更缺少官宦人家中自幼开始的对政治才能的潜移默化的熏陶。
简单地说，相对盛唐一般士人，李白的政治阅历并不突出，对仕途官场的了解不足——在“做官”上，李白并不比其他人的基础好到哪里去。
吉尔吉斯斯坦发行的李白邮票，网络图片
此外，赵昌平还指出，“高自期许，狂傲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与政治上其实是幼稚的，他们甚至比庄孟更不切实际。这一方面因为，不同于战国之世，经过南北朝的战乱，学术失统，由初唐至盛唐，不是一个哲学开展的时代。盛唐才士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辨能力与洞察能力，却多了一种为恢宏的开元盛世所鼓荡的轻狂之气。另一方面又因为魏晋以来五百年左右的士族一统政治，使盛唐才俊之士，不像庄孟那样，多少有一些由春秋以来积累的从政或处世的学派经验。”（赵昌平：《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之一》，《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也就是说，包括李白在内的盛唐诗人，他们意气、自信有余，理政的才能却很值得怀疑。
作诗可以纵横恣肆，在公堂上可以吗？即使从李白的诗歌来看，他的政治敏感性是薄弱的。唐初直到盛唐年间，社会上流行游侠风气，尊崇武力，但李白《古风·其十二》中流露出他的反战思想。敦煌唐诗选残卷中 李白“卢桔为秦树”一首最后两句作“君王多乐事，何必向回中”，周勋初指出，“回中”为古代地名，位于陇右，李白责难玄宗何必拓边。李白“一贯反对拓边战争，不为儒家‘严夷夏之防’的古训所束缚。与他同时的诗人，在对待石堡城之战与征南诏的问题上均与唐王朝持同一立场，李白则否，此亦可见李白的思想矫矫不群，不能以常情度之。”（周勋初：《李白诗原貌之考索》，《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李白对政治事务的态度，往往不是出自冷静的观察和分析，而是凭感受、凭意气，或许这是因为他身上的诗人气质完全地胜过了他的政治家素养的原因吧。
晚唐敦煌壁画，河西节度使张议潮出行图，图片来自网络
总之，李白经国治世的思想几乎没有在诗歌作品中体现，在几次入京、入幕中，也许有各种现实原因掣肘，但他没能充分展露出可以称之为“治政才能”的东西。李白对于民生、国务的思索，对时事的态度其实是相当简陋而随意的，“并不越出左思《咏史》寒士对权贵的抗争”。赵昌平很直白地说，李白的豪气纵横恰好折射出他治政思想的空疏：“在开元中期到天宝时期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诗之所以具有典型性，不在于这些，而恰恰在于他在思想、政治的稚嫩这一时代性的特点上‘出类拔萃’到近于天真的程度” （赵昌平：《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之一》，《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虽然他嘲笑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但焉知他自己又不是对“经济策”“茫然如烟雾”中的一员呢？
（三）李白之身家：千金散尽能复来？
李白的胡人出身、蜀中成长经历，使他对当时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了解有先天的不足。但是李白也并非没有优势基础，他出身富裕人家，权与钱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的通路。不过李白并没有把这个优势转化出来。
李白的家庭出身，陈寅恪和郭沫若都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位积累颇多的富商。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回忆自己“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可见年轻时候出蜀游历，他的身家是相当富裕的。
唐代韩休墓壁画乐舞图喷绘，拍摄于广东省博物馆
李白散金助友，体现出他在经济上的优势，这种经济优势没有转化为从政优势，却在助友过程中转化为心理上的优势，使他胸次更为开张，意气更为纵逸。但是，他所游历的阶层有这么多“落魄公子”，固然使“鹤立鸡群” 自我定位更高、对仕途的期望更大，却偏偏对李白的仕途并无裨益。
他对钱财的洒脱态度，使他没有卷入科举考试中“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情故者以情托”的浊流，但相应地，丰裕的家财于仕途几无帮助，只是被他用来救济落魄士人。
李白生长于盛唐，但是盛唐并不是一味的光明卓越，在其光鲜的外表下同样也埋伏着帝国的重重隐忧。由于唐代科举制不够完善，录取人数极少且多被权宦子弟把持，贫寒士子向上的这条通路几乎被堵塞。底层士人心中的不安与不平愈来愈盛，而国家政治的清明程度也逐渐地发生变化，以至于以状元及第的王维都对现实产生怀疑，向“诗佛”发展。这些情况都严重影响了李白仕途之路。
四川江油市青莲镇李白故里的李白像
（四）李白入长安：功业终于还是梦
李白在年轻时，生活是很惬意自由的。“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二十余岁“杖剑去国，辞亲远游”，然后“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有道，并不起。此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上安州裴长史书》）
四川江油市青莲镇李白故里的青年李白像
李白二十多岁就隐居在岷山，是为了求仙访道吗？恐怕不是，更像是为了博取上层的关注。终其一生，他都有一个固执的仕宦之梦，不可能在二十多岁正当年的时候去安心做什么萧散简远的道人。
既然此时广汉太守已经愿意“举二以有道”，为什么“并不起”、“不屈”？或许可以从“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竭记》）来解释。李白的抱负极大，“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区区一个刀笔吏式的小官，打动不了他。
李白曾分别向裴长史和韩荆州上《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求取举荐，未果。之后他赴长安求仕。
当前学界对李白曾几入京师，观点各异，有“一入”、“二入”、“三入”之说。通常认为，第一次入京的情况是，“他大约在开元二十四、二十五年前后，西入长安求仕，结果是大失所望。
他在长安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心中充满愤慨和不平。”（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版，第219页）。《古风·其八》《蜀道难》《梁甫吟》《行路难》都与这次入京有关。第二次入京是在第一次入京五年之后，当时李白正在江南越中一带隐居。天宝元年（742年），初入不惑之年的李白应诏入长安为翰林供奉。这使他极其振奋，写下了著名的《南陵别儿童入京》，内中说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之春终于到来了，他从此能够陪侍于帝王左右，政治理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唐代麟德殿复原场景，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是他在京师的生活与其“济苍生”、“安黎元”、“安社稷”的理想抱负相差很大。经过傅璇琮的考证，翰林供奉不过是个非常边缘化的没有正式官衔的闲职，与政治几乎绝缘，更没有李白自己所声称的“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这种起草政令的重要性，“实际上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陪同宴游的侍者”，“高力士为之脱靴、进谗言于杨贵妃等等，皆为后来传说之辞”（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郁郁离开长安。这次离开可能是因为遭到冷落之后的迫不得已（一般认为是受谗，但究竟是谁、如何进谗言，尚未有定论），因此李白刚离开长安，就写了《赠崔侍御》诗，希望崔侍御再荐于朝。
这次入京对李白的心理挫折极大。他苦苦等待了四十余年，才等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却并没有什么结果——这种迫不得已的离开甚至比没有结果更糟糕。在人均寿命并不长的古代，他已经走到了人生晚年……他还能有第二个四十多年吗？
《中国古代文学家·李白》邮票，图片来自网络
（五）李白之死：一壶浊酒慰平生
玄宗末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中，高适应肃宗召，“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资治通鉴》），李白却并没有高适的眼光，他当时正在庐山一带隐居，看到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诏出兵平叛，就
主动入李璘幕。他自以为建功立业之时已到，自负能一展宏图，协助李璘荡平敌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幻想着“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不料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出于疑忌，派兵将李璘消灭，李白也获罪被流放夜郎。这成为李白人生中的又一大重挫。
宋梁楷李白吟行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网络图片
公盾在《李白研究》中以仕宦长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李白前期热衷功名，后期则由魏晋文人式的放歌纵酒的生活、佛道的虚无思想，逐渐代替了前期的慷慨激昂。（詹福瑞：《20世纪李白研究述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在前期，李白的诗歌一方面表现出博大恢弘的气魄与光亮鲜明的格调，另一方面，在其清逸的诗歌中也呈现出高远、自由的气息，反映出他强烈的希望与自信。在仕途受阻、尤其是安史之乱后，随着年齿渐长，命运多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已经不是青年，安史之乱时他已经年过半百，对自己将来还能否重整仕途失去了信心，他由自信转为愤慨，由高逸中显出峥嵘，诗歌中包含着深重的悲苦与自伤自怜。
在李白的垂暮之年，他立功的强烈愿望还没有完全放弃。上元二年（761年），此时的李白已经年近花甲，仍打算投身太尉李光弼出镇临淮、追击史朝义的大军，却因病折回，写下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中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感叹说：“愿雪会稽耻，
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从李白的政治生活看，经历了多年的人生挫跌，无异于一出悲剧。两入京师均不得志，投奔李璘，却逢李璘兵败。在政治阅历上，他显得有些天真、不成熟甚至与别官格格不入。
次年，李白病逝当涂。
四川江油市青莲镇李白故里的李白像
閱讀更多 中國文化筆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