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納粹集中營走出的待決囚徒，卻用一生證明絕處逢生的意義。
“當他踏上電車，奔赴多年來魂牽夢繞的家鄉，正如多少次夢見的那樣，摁響了故居的門鈴，卻發現那個該開門的人沒有出現，而且永遠不會出現。”
這就是《活出生命的意義》所描述的場景，雖然作者寫的是一個從集中營被釋放的犯人回家的心境，但也是作者的真實寫照。
他就是維克多·弗蘭克爾，一個猶太人醫生，《活出生命的意義》的作者。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部死於毒氣室，僅有他和妹妹存活下來，生命的傷害和苦難莫過於此。
但他卻用自己的一生去追尋生命的意義，也用自己的“意義療法”去救贖認為生命無意義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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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絕人性的集中營，進去的每一個生命只是一個編碼，曾經有150萬人在這裡死去。進入集中營的犯人，財產被沒收，自由被剝奪，連腳上的皮鞋也因為質地精良而被長官搜刮而去，徒留襤褸衣衫，赤腳站在冰天雪地裡。
所有的人只分“有用”和“無用”，有用的人轉移到別的集中營做苦力；無用的人被送往“澡堂”——水龍頭噴出的是毒氣，之後屍體變成了天邊的那一縷煙。
很幸運，這個編號為119104的待決囚徒，成為了“有用”的那個。弗蘭克爾最終憑著樂觀積極的心態，堅強的勇氣，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生命意義的不懈追求，度過了地獄般的三年，成為《聖經》裡那個“倖免於難的人”。
煉獄般的痛苦一經超越，枝頭綻放的將是愛與希望的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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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意義療法”？原書表達為：
著眼於人類存在的意義及對這種意義的追求，發現生命的意義正是人最主要的動力。
這種療法，區別於弗洛伊德“追求快樂”的心理分析學說，也不同於阿德勒心理學派“追求權力”或者“追求優越”之說。
許多年前，法國人做過一項民意測驗，結果顯示：
89%的被訪者承認需要“某種東西”才能活下去；另有61%的人承認自己生活中確有某種東西或者某個人是自己願意為之獻出生命的。
弗蘭克爾後來重複了這一測驗，結果與前一個測驗幾乎一樣，僅相差2%。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詢問自己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或許可以從弗蘭克爾醫生治癒的患者那得到一些啟發。
一名年邁的、患有嚴重抑鬱症的老醫生無法接受妻子的死亡，他愛她勝過世上的一切，他被這種痛苦折磨著。
弗蘭克爾醫生告訴這位老醫生，如果你先妻子而去，那麼妻子也將承受同樣的痛苦，你代替了她痛苦地活著。漫漫人生，他承載著對妻子的思念，孤獨地活著。對他而言，這就是他生命的意義。
弗蘭克爾醫生無法令這位患者的妻子起死回生，這是事實，既然如此，只能改變對待命運的態度。
人一旦找到生命的意義，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正如書中所說：
人主要關注的不是獲得快樂或避免痛苦，而是看到其生命的意義。這也是人們為什麼甚至準備去受苦，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痛苦有了意義。
一位母親，她的兒子11歲時不幸夭折，只剩下她和另一個患有小兒麻痺症的殘疾兒子。當她企圖帶著殘疾兒子一起自殺時，兒子卻阻止了她。對殘疾兒子來說，生命依然具備意義。
弗蘭克爾藉此鼓勵她尋找生命的意義。如果她死了，這個殘疾的兒子將被送至福利院，生活不能自理。如果放棄自殺的念頭，好好照顧這個殘疾兒子，到了晚年她可以回顧自己的一生，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為了孩子付出了一切，生活依然沒有失敗。她突然看到了生命的意義。
弗拉克爾也從另一方面進一步闡述：
無論如何，遭受痛苦不是尋找意義的必要方式。我的意思是說，即使在遭遇痛苦時，人們也有可能找到意義——假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話。
迴歸話題，究竟什麼是生命的意義？
弗蘭克爾醫生認為，生命的意義於每個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重要的不是生命意義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的時刻，每個人特殊的生命意義。“生命的意義”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沒有哪個人能夠用概括性的語言來回答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無可替代的使命。
生命對我們提出了問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解答生命的意義，擔當起自己的對待生命的責任。
譬如說，吃飯是為了活著，這個時候吃飯具備了意義；但我們活著卻不是為了吃飯，除了吃飯，我們還有很多生命賦予的使命需要去完成，生命的意義是多樣的。
我們的一生，對父母盡孝，與妻子相愛，養育、教育子女；對於父母、妻子、子女，我們是好孩子，好丈夫，好父母，我們的生命意義也是不同的。
可見，對於同一個人，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也有著不同的生命意義。
正如尼采所說：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這句話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中多次引用，弗蘭克爾希望這句話成為任何心理治療應遵守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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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稀有，他們靜靜地發光，在世界上留下印記。當他們逝去，做為整體的人性，已變得再也不一樣了。”
1997年9月2日，弗蘭克爾逝世。他逝世後，潘美娜·蓉洋如此頌揚他。
在集中營裡，他們失去財產和人身自由；1500名囚徒擠在最多隻能容納200多人的棚屋；每層床鋪6.5-8英尺（1英尺=0.3048米）睡9人，他們只能側身擠在一起；一塊五盎司（1盎司=28.35克）重的麵包是四天裡唯一的食物。
除了長期營養不良，骨瘦如柴，穿著破碎的衣衫赤腳站在冰天雪地裡幹活，他們還要忍受對於親人、愛人的思念。肉體上的疼痛，精神上的折磨，這些犯人已變得麻木，目光呆滯，如行屍走肉，沒有靈魂。
弗蘭克爾並沒有因此而喪失了生存的希望，他本身就是一本教科書。
正如他自己所說：
我不知道妻子是否還活著，當然，也不可能弄清楚（集中營裡無法通信）。但在這一刻，一切都不重要，對於我來說也沒必要知道。沒有什麼能阻擋我的愛、我的思想以及對於愛人形象的回憶。即使我知道妻子已死去，也不會影響我對她的殷切思念，我與她的精神對話同樣生動，也同樣令人滿足。
於是，憑著這股強大的精神力量，他一直讓自己變得“有用”。
他的一個獄友曾經這樣告訴過他：“刮臉，挺直腰板站立，精神抖擻地幹活，你就不用怕毒氣。所有站在這裡的人，即使你剛到這裡24個小時，做到這些你就不用怕毒氣。”
在如此境遇下，弗蘭克爾依舊認為生命有其意義，依然對生命說“是”！
即使面對無可改變的厄運，人們也能找到生命之意義。那時重要的是，能夠見證人類潛能之極致，即人能夠將個人的災難轉化為勝利，將個人的厄運轉化為人類之成就。
這就可以寬慰那位回到故鄉的犯人了。儘管他所期盼的那個人永遠不會再出現，這種幻滅感讓人心碎，但他依舊可以承載對那個人的思念活著。雖然世間任何幸福都不能補償他曾經遭遇的苦難，但一旦超脫，他將不會畏懼任何東西勇敢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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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死了，英雄萬歲。
在虛無日盛的今天，意義漸漸消逝的時代，弗蘭克爾依舊對生命抱著極大的熱情。
他從小喜愛攀巖，一直到八十歲；六十七歲還去學習駕駛飛機，並領到了飛機駕駛證；他將自己的經歷化為不朽的學識，不斷治癒缺失生命意義的患者，治療作為世紀疾病的“虛無感”者。
1905年出生，1997年逝世。他用幾乎橫跨整個20世紀的生命長度，身體力行地追尋著生命的意義。
儘管經歷了非人的傷痛與苦難，他依舊屹立在人生的頂峰，熱愛生命，鑄就了靈魂的不朽，如無盡黑夜裡的燈塔，光芒永照！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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