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里的郑耀先,在历史上早就死了一万次

我去宁波庄桥,原本是寻访古村风貌的。

“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这句流传百年的宁波老话,蕴含着宁波慈东的三大望族:姚氏、童氏和马径村的张氏家族。被岁月冲刷了颜色的斑驳青砖、三两块黛瓦斜卧碧草丝中,需仰头才能发现的雕梁画栋,静默于后院的数口大缸,往缸内探头探脑,蓝天,碧水,面目模糊的倒影,几乎有点不相信这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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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子里闲逛,很快被认出是一个外乡人。有人便笑着跟你打招呼,问你是来找谁的?“这里名人很多很多。”老乡们骄傲地如数家珍,外交双杰张思桂张斯栒,上海四大国药之一的“童涵春堂”创始人童在厚,天台宗高僧张汝钊和西泠印社代表人物张鲁庵姐弟……

忽然想起一个人的名字,问他们:穆时英也是你们这里人?

沸腾的人群忽然冷却下来,不认得,大概是穆家村的。

这种冷却,到了穆家村,则更加可怕。大家仿佛要和这个名字刻意避开,或视而不见。最终有个老爷爷,沉着脸问我:“找他做什么嘛,这不是个汉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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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穆时英的时候,距离我的19岁生日还有三天零八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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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文学栏最靠里一排,窗微微开着,冷风灌进来,每个经过的人,都要打一个喷嚏,说不清是因为风,还是因为旧书上的灰尘。

倒数第二格书架,上面一排斑驳的旧书,有的缺了封面,有的中间少了好几页,唯一的共性,是已经很久没有人借阅他们了。

那几个名字,倒是很风骚的: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后来我知道,在文学史上,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新感觉派。

我和这几个名字相逢,只用了五秒钟。五秒钟之后,就是一辈子。

这几个名字当中,最令我着迷的,是穆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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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的文字,有一种近乎黑洞的魅力,妖娆到凄厉,有点霸道地把你狠狠拽进去,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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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


——穆时英 《上海的狐步舞》


寥寥几笔,上海的舞场,就此活灵活现。

但他沉郁起来,亦有味道。比如这篇回忆老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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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宅也苍老了许多,爬在墙上的紫藤已经有了昏花的眼光,那间奶黄的小房间的窗关着,太阳光照在上面,看不出里边窗纱的颜色,外面的百叶窗长了一脸皱纹,伸到围墙外面来的菩提树有了婆娑的姿态。


——穆时英 《旧宅》


但难以想象的是,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才二十来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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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村的很多人都做药材生意,穆月湖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用自己的钱财把儿子们都送去了上海,有两个站住了脚跟,在银行里做到“阿大”(经理),其中一个就是穆景庭。1912年是穆景庭的幸运之年,自己做的金融生意风生水起,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春天,长子穆时英出生了。

这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很多年之后,他们还会发现,这个漂亮的孩子,没有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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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都对这个长子给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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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笑着摸我的脑袋,不说话。每天晚上,家里要是没有客人,他就叫我坐在他旁边读书,他闭着眼,抽着烟,听着我。他脸上得意的笑劲儿叫我高兴得一遍读得比一遍响。读了四五遍,妈就赶我回去睡觉。她是把我的健康看得比总统命还要重些的。


——穆时英 《旧宅》


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很多年之后回忆起哥哥的待遇,用了四个字:百依百顺。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大概总是容易叛逆的。父亲让他读四书五经,他偏要读《水浒》《红楼》,七八岁时到了上海,小时候写的毛笔字,很快就丢下,开始用钢笔(那时候钢笔很时髦),家里的宁波厨子做饭菜好吃,他却偏偏每晚都要指明,要一碗火腿汤。

高二开始,穆时英尝试写作。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一写好,他就到处投寄,碰碰运气,总是石沉大海。他甚至自费出版过自己的长篇小说《交流》。如果他没能遇到他的伯乐,穆时英这辈子,也许永远是一个文学青年了。

伯乐是松江人施蛰存,当时正与刘呐鸥和杜衡一起编一个叫《新文艺》的刊物。穆时英的同校同学诸英在《穆时英成名记》里说,穆时英以“最后一次”的心境把他的稿子寄去了《新文艺》月刊,之后,他接到了一封分量很轻的信。那就是施蛰存来的。信上,是简单而确实地写着:“你的《黑旋风》,我们决定采用了,我们相信你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希望立刻和你一谈。”

也是在大学里,他遇到了第一个打算给他一点教训的人。这个人,就是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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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基博


钱老师是穆时英的国文课老师,奇怪的是,他很喜欢给穆时英打59分。据说,穆时英曾经找钱老师理论,最终铩羽而归。也许,钱基博见穆时英有文才,想要敲打敲打这个上课不认真的学生,因为施蛰存曾经说过,穆时英的古文根基相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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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得有时还不如一个中学生,直到一九三二年,他的小说里还把『先考』写成『先妣』,原来两字他还分不清。

——施蛰存 《沙上的脚迹》


不知道穆时英最后是怎样说服钱老师的,穆丽娟说,反正哥哥最终还是毕业了,因为她曾经见过“头顶学士帽的毕业照片”。在1935年的《光华年刊》里,1933届毕业生穆时英还给几位同学写了一个《光华文人志》,其中几个名字,可是如雷贯耳:

《风筝》里的郑耀先,在历史上早就死了一万次

赵家璧这位朋友我不十分熟悉。我所知道的,就是他非常努力,读的书顶多。如果我们光华将来会出一个批评家的话,那一定是他。此外,从他的名字,我们就可猜想到他一定是一个生得很白,很俊美的人。还有,他跟生人说话的时候,怕羞,脸会红。我还知道他每星期六回松江,到星期一才来,因为他是一个结了婚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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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这位朋友哪,有点像神龙,到现在,我还摸不清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人是个聪明的人,也是个很漂亮的人。从小是个孤儿,所以人情世故很深;因为他太孤寂了,所以时常生几场小病,时常要寻个爱人伴他。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

——《光华文人志》,原载于1935年《光华年刊》,摘自华东师大档案馆编撰出版的《光华文萃》


就在这时,他的父亲去世了。

实际上,穆时英读大学的时候,家境已经败落了。十六岁那年,因为轻信他人,父亲开办的黄金交易所倒闭,“父亲独自个儿坐在客厅,狠狠地抽着烟,脸上的笑劲儿也没了,两圈黑眼皮,眼珠子深深地陷在眼眶里边。只一晚上,他就老了十年,瘦了一半。”穆丽娟回忆,穆家卖掉了狄斯威路(即今溧阳路)的洋房,搬到了海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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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静悄悄的没一点牌声,谈笑声,没一个客人,下人们全是一张发愁的脸。

——穆时英 《旧宅》


穆时英似乎在刻意回避这种变化,他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等父亲一去世,他就对母亲说,他要结婚,确切的说,他已经结婚了。

结婚对象,并不是12岁时订的亲,而是比他大六岁的广东舞女仇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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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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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丽娟说,在很久之后,家里人才知道,穆时英和仇佩佩是在新雅饭店结婚的。也是在这时候,整个家族才知道,这个大家心中的有出息的男孩子,其实一个舞场老手——最爱跳的是探戈,在舞池里,他和仇佩佩一上场,别人都会禁不住停下来,驻足围观。

母亲对这个长子向来毫无办法,生米煮成熟饭,只好同意。

穆时英和仇佩佩的结婚照被刊登在上海各大小报,洋行小开娶舞女,这种新闻总是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看照片,仇佩佩毫无风尘气,低眉顺目,像极了好人家的女子。我初见时大吃一惊,后来转念一想,大概受到了老电影里交际花一概高挑细弯眉红唇的形象荼毒,才会对舞女有这样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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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仇佩佩结婚之后,并不洗尽铅华,宜室宜家。她热衷赌博和跳舞,并且把这爱好影响给了穆时英。这对新式摩登夫妇住在有抽水马桶和浴缸的新式公寓里,晚上赌钱,白天睡觉,很快,穆时英在洋行的工作就丢了,从此专门写稿为生。

但他的作品着实惊艳,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就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当时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前三名作品。读者来信如雪片一般,更有崇拜者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一睹芳容。

在这之后,他却笔锋一转,写起了《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这样的霓虹流转、声色犬马,弄得当时左翼文坛大为恼火,瞿秋白专门写了一篇《红萝卜》,指责他“皮红正是为肉的白而红”,而沈从文的评价,则是“已无希望可言”。

穆时英在《公墓》的序言里写了回应(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穆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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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长篇累牍的引用穆时英的文字,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对这个人有一个较为直观的印象。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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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仇佩佩发现穆时英在回力球比赛中打败(另有一说是发现穆在外有别的舞女相好),愤而前往香港。深情浪子一路追赶,求得佳人原谅,在香港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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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去他九龙的家,发现“他和广东舞女在一起,连床也没有,四壁萧然,境况显然很坏”。而那时穆时英还剃了头,据说是为了向仇佩佩削发明志。

我相信这是穆时英做出来的事情,一如他的那些文字,颓废、浪漫、悲观、真诚……其实都是他自己。

在香港,穆时英过得很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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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这文化上的沙漠,我是一点好感没有的:因为在这里,我精神地饥渴了一年;因为在这里,我逐渐庸俗起来;因为在这里,我看见了世界上最丑恶、最卑鄙、最无耻的人物。

3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上海,却成为所有中国人所不齿的一类人,我们统一叫作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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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张光宇绘《八仙送别图》,下排左二为穆时英。其他为张光宇、张正宇、戴望舒、马国亮、丁聪等,所送者为画家王子陵

朋友们对他充满失望,他被逐出原来的文学团体,最好的朋友戴望舒和他绝交,尽管他曾经做主把妹妹嫁给了他,最理解他的叶灵凤,也失望地说“经过卖国掮客的手出卖了自己,失去了理性和人性”。

他在上海期间的所作所为,真的太像一个汉奸了,可以说,比汉奸还要汉奸。

汪伪喉舌《中华日报》上公开宣传“和平运动”;出任汪伪中央宣传部直接管辖的报纸《国民新闻》的社长;以记者身份随从“使节团”访问日本,和菊池宽、横光利一等知名作家谈笑风生……

1940年4月,报社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

电话声称要锄杀汉奸,穆时英身为社长,危险最大。日方给他派了一辆凯迪拉克防弹车,另有两个保镖,二十四小时保护。

两个月之后。

6月28日,周五。那天的申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有,中日空军在宜昌交战,罗斯福连任,上海本地草地网球赛开赛,外币下跌,谭富英在更新舞台演《失空斩》,但群众更期待的是陈云裳的新片《碧玉簪》......这个周五,似乎和任何一个周五没什么两样。

七点二十五分,上海福建路靠近三马路,一个叫唐继坤的人力车夫拉上了一名身穿淡灰色派力司西装的青年,此人正是穆时英。车到丰泰洋货号门口的时候,忽然从两边的弄堂里窜出来三个人,对着穆时英连开数枪,枪枪致命,人群慌乱四散,穆时英当场毙命——那是他生命里最后一个血色黄昏。

次日,汪伪政府所办的《中华日报》《国民新闻》都详细报道了这一暗杀事件。在申报纸上,我也找到了相关新闻(但申报把穆时英的年龄弄错了,穆时英那一年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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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之死在上海的震动巨大。次日,得知消息的汪精卫致电《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潜伏在上海的蒋介石特务,为穆时英报仇。

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汪伪政府忽然没有动静了,胡兰成带着仇佩佩去领了抚恤金,报仇的事情也没有下文了。不仅如此,重庆方面的报纸也对穆时英之死统一保持了缄默,《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只在不起眼的位置刊发了“汉奸穆时英毙命”的短讯。

是刻意低调吗?不,几个月之后,接替穆时英担任《国民新闻》社长的刘呐鸥也被刺杀(很多文章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的遇刺顺序弄错,实际都是以讹传讹),重庆方面毫不讳言,负责宣传工作的史东山曾经在某次会议上直接说明,刘呐鸥这种文艺败类是被我们的人干掉了。刺杀刘呐鸥的特务人员还获得了奖金,而四个月之前的穆时英遇刺,却没有任何发奖金的记录(上海师范大学洪小夏教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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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看起来颇为蹊跷的公案,到1972年,忽然有了一个新方向。

一位自称为前“中统”特务的“康裔”先生,在1972年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上发表了《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在文中,康裔先生说自己1939年10月曾到香港,动员穆时英打入汪伪组织,此后,我帮他安排好一切,使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去上海,去出任汪政府的职务。”不幸的是,1940年5、6月间,当康裔赴重庆公干之际,穆时英却被“军统”特工狙击于上海,康裔闻讯悲愤不已而又无可奈何——“人家已经邀了功,我们又如何去补救?一种无法的内疚,只有牺牲了穆时英,也只有让穆时英死不瞑目,他是成为双重特务制下的牺牲者了。”

这个消息很快引起了香港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注意,他专门在1976年夏天对康裔进行了多次采访,并最终相信了“康裔”说法。

而当我们把视野放回到穆时英在香港那段模糊的岁月,忽然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落水做汉奸之前,穆时英曾经写过好几篇有着浓烈抗日主题文章,他筹拍的电影也是抗战题材,他还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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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敢自信我们自己是最忠实的中国公民,而且是蒋委员长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弟兄们,再支持一分钟。让我们把法西斯日本的大陆政策击碎。

——穆时英 《扉语》

可是,根据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回忆,穆时英是主动来找他投敌的(当然胡兰成的回忆我们也打个问号)。

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唯一直接站出来为穆时英沉冤昭雪的“康裔”身上。要知道穆时的死亡真相,只有先弄清楚这位先生的身份。

唯一见过“康裔”的司马长风先生透露,“康裔”本姓“嵇”,浙江湖州人,为陈立夫的亲戚。这几个线索,学者们得出了结论,康裔的本名应该是嵇希琮(亦叫嵇希宗)。在《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一书中,有曾在中统内部做内勤的牧子所写的《中统和日伪的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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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希琮,中统特务,浙江吴兴人。陈宝骅的表亲。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外勤。1940年投敌为汪伪特工总部工作,1941年受命秘密到达重庆,由中统提升为局本部党派调查处总干事。同年又由中统派回上海,抗日胜利后,他被中统任命为上海区副区长。

陈宝骅是陈立夫的堂兄弟,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驻沪调查专员,所以,作为陈表亲的嵇希琮确实也是陈立夫的亲戚。这和司马长风所说的一致。

那么,这位嵇希琮有没有可能真的发展了穆时英呢?

是有可能的。

因为除了穆时英,他还和另一桩更为大家熟悉的案件有关。《色戒》的原型郑苹如,正是嵇的同班同学,郑苹如是在嵇的引荐下,才伺机接近丁默邨并企图进行刺杀计划的。1946年,郑苹如的弟弟郑南阳在上海高等法院关于郑苹如被害案的询问记录里,留下了这样一份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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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默邨系前民光中学校长,上海沦陷,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组织伪特工部,担任主任伪职,曾将游击队队长熊剑东逮捕,我姐代熊剑东设法营救,遂与丁逆假意联络因而认识……嗣中统局密令饬将丁逆打死,我姐得此命令后即与中统局同志嵇希宗、刘彬等共同设法捉拿丁默邨。……待至二月十五日潘世荣释出后,曾托嵇希宗、刘彬等打电话转知我家,说我姐已被(在)七十六号遇害了。

证词中两次提到了嵇希宗(琮)。由此可见,在当时,他是中统的重要特工人员,在香港策动穆时英“潜伏”进入汪伪,为中统获取情报,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样就更加可以解释,穆时英为什么会主动去找胡兰成。而在日方已经派出保卫力量的情况下,穆时英为什么还会一个人去坐黄包车?也许,身为作家的穆时英的斗争经验还是太少,他以为自己是中统潜伏者的身份也被重庆方面所知,故而放松了警惕。

他要是看了电视剧《风筝》,就会知道,那么帅气无敌完美无瑕战斗力一百二十分的郑耀先,也会遭遇数次来自组织的刺杀。

刺杀行动来自军统,重庆方面的缄默,也许是事后发现穆时英身处中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出了bug,自己人暗杀自己人,这是家丑,只能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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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因为嵇康裔的证词是孤证,这三十年来,相信穆时英是“潜伏者”的人,仍旧不多。

更多人仍然认为,穆时英写着那样妖娆的文字,做汉奸,似乎更令人相信。

穆家村的人们选择遗忘了这个孩子,这个曾经被家族视作骄傲的孩子。

而我,在看过《风筝》之后,脑子里闪现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他。他当然不是郑耀先的原型,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郑耀先呢?怕更多的潜伏者,都是在黑暗和委屈中默默坚持着,有的暴露身份壮烈牺牲,有的被自己人误杀,一辈子都要背着千古骂名。

还是司马长风说得好,穆时英是堕落的天才,夭折的天才,是垃圾粪土里孤生的一株妖艳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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