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危難之時，我們不能不聞不問。
1936—1938:從“紅小鬼”到共產主義者，青年如何在鬥爭中成長
1934年10月開始，中央主力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血與火併存，這是一場被載入史冊的偉大征途。在長征中，紅軍共進行了大小380餘次戰鬥，攻佔700多座縣城，經過14個省、翻越18座大山和24條大河，爬雪山過草地，行程逾二萬五千裡。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陝北會師，標誌著萬里長征的勝利結束。
長征進程中的1936年5月，毛澤東在瓦窯堡主持了紅軍東征工作團的總結會。會上，他聽說大家一致認為胡耀邦是籌糧工作的模範，便高興地問道：“哪一個叫胡耀邦？站起來給我看看。”
胡耀邦激動地站了起來。毛澤東一看就笑了：“是個幼稚味還未完全脫掉的同志嘛！”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見到胡耀邦。但是胡耀邦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則是在1927年，12歲的胡耀邦還在家鄉湖南瀏陽讀小學。那年9月的一個早上，胡耀邦和表哥楊勇看到操場上聚集了很多當兵的，就趴在學校圍牆的豁口上圍觀，一個穿著白色土布褂子的高個子正在隊伍前作動員講話。“用小石子打破蔣介石的大水缸”，這話讓人印象深刻。這個高個子就是毛澤東，胡耀邦那天目睹的便是“秋收起義”。
胡耀邦在縣城中學讀書時，國民黨縣黨部曾有一個要員到學校上訓育課，要求學生們“要緊的是做學問，要安分守己，畢業後為國家做事業，為個人爭前途”。但少年胡耀邦卻有不同的認識，“我看天下並不太平，列強尚未打倒，軍閥仍然存在。我們學生當然要讀書，但要關心國家大事。古人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危難之時，我們豈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國家不太平，書也讀不成。”
國家危難之時，我們不能不聞不問，這樣以天下為己任的“表白”擲地有聲。
1929年冬，14歲的胡耀邦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經中共湘東特委挑選，胡耀邦到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兒童局工作。臨行前，他對一些不太理解他的同學說：男兒怎能戀守幾畝地幾間房，要離家出去。1931年秋，胡耀邦擔任湘贛省兒童局書記，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1931年7月，《中國青年》在江西瑞金以《青年實話》的刊名出版，從1932年第20期起為共產兒童團開闢了一個專欄，叫“兒童欄”，當時人們習慣稱之為“兒童實話”。1932年第25期的《青年實話》就刊載了胡耀邦寫的《我們這裡的情形（閩贛通訊）》，報道了茶陵、永新、蓮花等地兒童團慰問紅軍的生動情景。
1933年初，胡耀邦被調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反帝擁蘇總同盟宣傳部部長、青年部部長。同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長征中曾在中央工作團和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1936年4月後，胡耀邦先後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宣傳部部長等職。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1937年4月12日，延安召開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青年救亡運動的決議》，決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作為全國青年救國會成立前現有各地青年團體的最高領導機關，馮文彬、胡耀邦等9人為當選常委。
1937年春，為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黨中央將設在保安的“西北抗日紅軍大學”遷往延安，並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不久，胡耀邦來到抗大第二期一隊學習。抗大二期共有學員2767人，絕大部分是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和陝北紅軍中的高級幹部，也有部分從全國各地來延安投身抗日的愛國青年。胡耀邦在抗大認真聽講，勤奮學習，學習成績居全班之冠，受到領導和學員的好評。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為適應抗日前線對幹部的迫切需要，抗大二期學生提前畢業，學員們大都奔赴前方。但毛澤東將胡耀邦留下，與另外27名同志一起編成了抗大高級研究班，繼續學習。胡耀邦潛心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著作，政治理論和馬列主義水平提高很快。有一次，毛澤東到抗大召開座談會，傾聽大家對辦好抗大的意見。胡耀邦在會上發言，提出了辦好抗大的三點意見，很受毛澤東讚賞。毛澤東還根據胡耀邦提供的抗大學員思想狀況材料，寫出了著名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
是年秋天，胡耀邦從抗大畢業，經毛澤東推薦，擔任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黨總支書記。這一年，他只有22歲，差不多與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同齡。
這一時期，胡耀邦還擔負著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工作。這個任務，對於年輕的胡耀邦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考驗。過去吸收黨員時，一般只是問對方：“哪裡人？家裡共幾口？以往幹過些什麼？願意參加共產黨嗎？”但是到了30年代末，這種問答式的方法已經不適用了。抗大的知識分子情況較為複雜，他們單在簡歷材料上所寫的歷史情況和社會關係往往就達數千字，比起以往那些農民出身的黨員情況要複雜得多。胡耀邦不僅要親自審查每份入黨積極分子的材料，提出問題，還要同他們個別談話，向他們深入宣傳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議。通過做思想工作，胡耀邦使很多青年在政治上理解了黨的基本方針，樹立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並將他們當中的積極分子儘可能多地吸收到黨內來。經過胡耀邦與同志們的共同努力，抗大第三期的知識分子學員中有將近百分之七十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壯大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力量。
胡耀邦與共青團的關係非常緊密。除了在延安時期從事青年工作，1949年4月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當選為團中央委員。1952年以後，他還擔任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
胡耀邦的性格開朗，工作風格細膩，從湖南的革命經歷一路走來，每一個曾與胡耀邦談過話的人，“都難忘他那種讓人如沐春風的情懷。他像一團火溫暖著身邊的每一個人。”很多團幹部還記得胡耀邦在青年團的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以後，在團中央工字樓前的院子裡接見團中央機關幹部，他站在水池邊上，“留著平頭，個子較矮，稍瘦，長得很秀氣，顯得很精神，完全是一個小青年的模樣”。胡耀邦對他的同事們說：“如果同志們發現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有什麼缺點錯誤，要大膽地提出批評，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見！告狀！”這個講話，博得了一片掌聲。他提出大家要互相以名字相稱，不稱呼職務，“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叫書記。”自此以後，在胡耀邦任職團中央的十餘年裡，書記處的書記、機關幹部、秘書、工勤人員甚至食堂的大師傅、傳達室的老大爺，都親切地叫他“耀邦同志”。後來擔任過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張寶順回憶說：“團中央至今不搞特殊化，同志之間不稱官銜，就是耀邦同志那時開創的好風氣。”
胡耀邦同志在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青年》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長達13年，曾多次親自指導雜誌編輯工作，為雜誌的編刊宗旨、欄目設計、報道重點出謀劃策。1988年《中國青年》創刊65週年，胡耀邦親筆題詞：“長風送乳燕，摘鬥傳佳音。”他曾明確概括《中國青年》的辦刊特點：“《中國青年》並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滿著思想性和戰鬥性的刊物，那麼它就應該有思想的權威，這就是我們雜誌的個性。”（文-郝志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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