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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是古之大臣谥号中最高的，历代文臣都把这两个字当成最高追求。
按《周书，谥法》，文正是谥法中的最高规格，占尽了人间所有的溢美之词，堪称美誉之最。中国古代历朝都以道德的名义治理国家，所以，给文臣谥文正实际上也是树立最高的道德楷模。
事实上也是，历朝历代被谥为文正的人，几乎都是人中之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超越。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元代的耶律楚才、明代的方孝儒。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谥文正的人很少。明朝享276年国祚，谥文正的大臣只有四个人。
但清朝就有点多了，296年国祚，有八个人获此殊荣，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多的。
文和正这两个字，哪一个都不容易。
有清一代，大臣死后谥号，第一个字如果是文，则该大臣必须是两榜进士出身，而且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也必须是庶吉士，在翰林院里熏陶过。这就是说，该大臣必须是个读书人，而且还读得不错。
第二个字则更有讲究。如果是正，则必须要出自皇帝，由皇帝亲口交代下来，所谓恩出自上，臣下不得擅拟。
这是因为，文正以下的谥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品行，只要总结一下该大臣品行的特点，找一个最突出的就能对应。比如，危身奉上为忠，文忠就可以给那些帮助皇帝办了大事的人。 文治武功曰襄，文襄就可以给武功卓著的人。
但文正不行，不能随便给。文正的意思是这个人差不多就是个完人了，没有什么缺点。而这种评价臣子不能随便做出，必须由皇帝亲自授予。
清朝大臣死了以后，他的谥号是由军机处事先拟好，然后交由皇帝定夺。皇帝如果不满意，可以下去重拟，直到皇帝满意为止。但文正两个字大臣不能擅拟，必须是皇帝亲口交代下去。
所以，清朝如果想授予某个大臣文正，肯定是皇帝最钦佩的人，当然皇帝都不是很随便的人，不会随便乱授文正，哪怕那个人他宠爱的不得了，但毕竟授文正是皇帝的特权。
有清一代的文正，有言过其实的，但没有什么遗漏。
因为汉族士子最在意身后评价，所以清朝把谥文正的荣耀专门留给汉大臣，以示笼络。满大臣死后最高谥法是文忠，没有文正。
清朝死后被谥文正的大臣一共有八个，分别是康熙朝汤斌、乾隆朝刘统勋、嘉庆朝朱珪、道光朝曹振镛、咸丰朝杜受田、同治朝曾国藩、光绪朝李鸿藻、宣统朝孙家鼐。基本上一朝一个。
公平地说，这八个人里面，有四个人实至名归，授文正当之无愧。他们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曾国藩。其他四个就受之有愧了。
曹振镛是四个人中最不该授文正的人，因为曹振镛人如其名，是个庸碌而无行的人。他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为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庸碌无为为荣，道光朝的朝政其实是败坏在他之手。
曹振镛是曹操的后人，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号称清官第一，当官五十多年一两银子也没贪过。甚至，一辈子为官一件错事也没办过，一次处分也没有。朝堂上有这样的人当首辅，实际上还不如和珅。
他做官的诀窍是“多磕头少说话”。他从来不穿新衣服，上朝时身上官服满是补丁。他和道光皇帝二人是一对活宝，君臣一起勤俭节约。在他俩的倡导下，连宫里升平署演戏的服装都是补丁摞补丁，每次宫里唱戏，台上一大群叫花子咿咿呀呀打架，弄得下面看戏的群臣都不好意思看了。
作为道光朝的首辅，曹振镛带坏了朝堂的风气。道光一朝，重形式，重表面，吹毛求疵，浮夸风盛行。但道光皇帝很受用，曹振镛死了他很伤心，认为是折损了肱骨之臣，毫不犹豫地给了曹振镛一个文正。
杜受田也不应该被谥文正。
杜受田一生中只当得“清贵”二字，此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清史稿，杜受田传》里罗列了他的许多事迹，什么孝顺父亲，爱民如子，救灾时不顾个人安危染了时疫什么的，看的让人无语。杜受田当官到一品大员，正国级干部，却没有什么政绩。他的那些所谓事迹，与清朝任何一个督抚相比，都是小儿科。
杜受田是世家子弟，他们家族代代为官，光是秀才就出了好几百，号称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但他一生为官，总在考官、学政、国史馆修撰上打转。他最占便宜的是在上书房干过，是咸丰皇帝的老师。
杜受田工于心计，是那种能够死棋肚里出仙着的人。道光皇帝立储时，在四皇子奕詝和六皇子奕訢之间举棋不定，于是就打算在南苑狩猎，考察一下两个儿子谁更优秀。
两个人实际上是各有千秋的。奕詝好静，善体察人心，成熟，且文采斐然。奕訢好动，文武双全，尤其善骑射，但年轻气盛。两人都去请教自己的师傅，杜受田暗中嘱咐一番。
奕訢的师傅是卓秉恬。卓秉恬是个开阔而豁达的人，堂堂正正，有君子之风。他是有清一代四川人在朝堂上最大的官，一品大员，且历任三朝，为官甚久。他从朝堂干到封疆，又从封疆干到朝堂，是个全才。他死后被谥文端，可见他平时的为人。他给奕訢的建议是尽情发挥即可。
于是围猎那一天奕訢满载而归，奕詝却不发一箭。道光皇帝问奕詝，为什么毫无收获？奕詝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击节赞到，“此真帝者言!”道光皇帝昏庸，是个特别好糊弄的人。于是奕詝就成了下一任皇帝。
所以，杜受田死了以后，咸丰皇帝奕詝就给了他一个文正的谥号。当时的大臣普遍不服，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咸丰还爱屋及乌，破格提拔他的儿子杜翰，让他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并成为顾命八大臣之一。
晚清的李鸿藻和孙家鼐则是沾了清流的光。
李鸿藻是同治皇帝儿时的启蒙老师，他为人很好，性格平和，教书时循循善诱，在翁同龢入值南书房之前是小皇帝最得力的老师。他人缘也很好，谦恭而正直，在当时的士子中有很高的威望，是晚清最早期的清流领袖。尤为难得的是，他是恭亲王奕訢的坚定支持者。
言官和清流有个毛病，就是夸夸其谈，丝毫不体恤当政者的难处。遇到国家大事，一味逞口舌之厉，建言没有建设性。
但李鸿藻的政治主张与奕訢很接近，他利用自己在清流中的影响力，帮助奕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设立同文馆、修筑铁路和电报、支持湘淮武装、兴办洋务方面都是奕訢的得力助手。但他一直在枢庭，没有地方任职的经验，因而也没有什么独立完成的政绩。
李鸿藻死时，恰逢慈禧太后联手醇亲王奕譞和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收拾清流，张佩伦、盛煜、宝廷、邓承修等清流干将纷纷中枪倒下，朝堂之上颇有些对慈禧不利的微词，认为清流噤若寒蝉，非国家之福。
所以，谥李鸿藻文正，有安抚清流的意思。
孙家鼐是咸丰九年乙未科状元，比翁同龢只差一科。不过他和翁同龢不睦，两人虽同为南书房师傅，但互相看不惯，虽同为清流中人，但两人的为人和政治主张却大相径庭。
孙家鼐与翁同龢两家是世仇。
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咸丰八年任安徽巡抚，驻地就是孙家鼐的故乡寿州。当时太平军陈玉成领兵来犯，守城的就是孙家鼐的弟弟孙家泰。
孙家泰是寿州团练的首领，当时他与另一个团练首领苗佩霖有隙，而苗佩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利用翁同书不谙世事又清高的特点，把他玩弄于鼓掌之上。他借故让翁同龢杀了孙家泰，让清军自毁长城，然后他投靠陈玉成大破寿州城，事后又全身而退，叛逃至太平军那里。
这是咸丰年间有名的公案，当时前线将领从曾国藩以下，袁甲三、吴棠、李续宜等皆曰翁同书该杀，但由于他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而只是流放了事。
由此孙翁两家结仇。孙家在寿州也是大家巨族，但毕竟不如常熟翁家。翁家父子不光圣眷优隆，还是两代帝师，叔侄状元，孙家就是撕破脸也弄不过他们。只不过孙家鼐是个谦谦君子，虽与翁同龢同朝为官，但只把仇只记在翁同书身上。
反倒是翁同龢小肚鸡肠，处处给孙家鼐找麻烦。孙家鼐好修养，一直低调行事，直到戊戌年慈禧重新训政，翁同龢被恭亲王奕訢撵回老家以后才扬眉吐气。
他与张之洞关系很好，是清流同道。张之洞从言官当到封疆，孙家鼐一直都是他的坚定后盾。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癸亥科探花，两人同是鼎甲出身，惺惺相惜。
1909年8月21日，张之洞病重，摄政王载沣代表皇帝视疾，一句话没说好，把张之洞给气死了。
摄政王载沣平时就很看不上张之洞，他那个时候很反感同光中兴时对汉人的重用，一心想把大权从汉人手里夺回来，所以，对于张之洞他不觉得有什么尊敬的必要。
但重臣就是重臣，张之洞这个级别的人，堪称国之柱石。那时他是唯一一个能镇得住地方督抚的枢臣，居然被载沣一句话气死了，所以朝野的唾沫星子差不多要淹死载沣了。
张之洞死时的谥号也是被朝野议论最多的。载沣不觉得要给张之洞一个高的谥，无奈朝野舆论压力太大，就草草拟了一个文襄给张之洞。
坦率地说，文襄是个不错的谥，在所有文臣谥号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文忠，左宗棠就是文襄。但给张之洞不合适，因为文治武功曰襄，而张之洞一生中办洋务、兴实业、倡教育，尤其是学问过人，就是没有打过仗，一点武功也没有。所以，满朝的汉大臣都在想，摄政王莫非在开张之洞的玩笑?
但给了就是给了，皇帝不能说了不算。
恰在此时，孙家鼐去世了，这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他是张之洞的密友，又是清流领袖，尽管那个时候清流早就荡然无存了。载沣觉得应该抓住机会弥补一下因为张之洞而得罪的汉大臣，就给了孙家鼐一个文正。
所以，孙家鼐这个文正有张之洞一半功劳。张之洞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