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周朝開創了分封制與宗法制,“周禮”成為“人治”的開端

八百年周朝開創了分封制與宗法制,“周禮”成為“人治”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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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國歷史上繼商朝之後的第三個王朝。周王朝共傳國君30代37王,享國共計791年。

周朝分為“西周”(前1046—前771年)與“東周”(前770年—前256年)兩個時期。 西周由周武王姬發創建,定都鎬京(稱宗周,今陝西長安);周成王五年,營建都城洛邑(稱成周,今河南洛陽);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東遷,定都洛陽,此後周朝的這段時期稱為東周。

其中東周時代又被後世稱為“春秋戰國”時期,以韓、趙、魏聯手打敗執政的智氏家族,三家分晉(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韓虔、趙籍、魏斯為諸侯)為分水嶺,分為“春秋”及“戰國”兩部分。

在這裡我首先要提一點就是,所謂的八百年周朝其真正的有掌控全國的疆域與實力的,主要在西周時期,也就是275年。而在此後的“東周”名義上還是天下共主,但實際上已經淪為諸侯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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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滅商建立西周之後兩年便去世了,太子誦,即周成王即位。因為成王年幼,朝政便由武王的弟弟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史上第二次)。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並製作禮樂(即“周禮”)。因其采邑在宗周,爵為上公,故稱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元聖”和儒學先驅。

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攝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帶根本性的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長子繼承法和井田制。

周公七年歸政成王,正式確立了周王朝的嫡長子繼承製,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緣為紐帶,把家族和國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倫理融合在一起,這一制度的形成對中國之後的三千餘年社會產生了根本性的、極大的影響,也為周朝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西漢文學家賈誼評價周公雲: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

召公,姬姓,名奭,又稱召伯、召康公、召公奭,西周宗室、大臣,與周武王、周公旦同輩。

姬奭輔佐周武王滅商後,受封於薊(今北京),建立臣屬西周的諸侯國燕國(北燕)。但他派長子姬克管理燕國,自己仍留在鎬京任職,輔佐朝廷。因采邑於召(今陝西岐山),故稱召公 。

成王繼位,姬奭也擔任太保輔政。在周成王死後,姬奭又繼續輔佐周康王,開創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其與周公一起可謂周王朝前期的“國之雙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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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開國伊始,武王和周公便分封天下。《荀子》記載:“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通俗點講,就是把自己的親戚和有功之臣派到“王畿”以外的廣袤國土上,替周王室管理天下,這也可算是“家天下”的一種發端。

什麼是歷史?歷史終究是人創造的,在西周初期,對周公而言,他是創造者。但是在初始文明與社會制度的草創期及變革期,很多時候是現實“逼迫”著,或者說“推進”著人們可能來不及思考更多,就已時不我待。

首先,對於周武王來講也是一樣,即位兩年後,他就要撒手離開他一手開創的王朝。

周武王深知即將留下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王朝,他需要給這個新興的王朝找一位可靠的監護人。周武王一定不曾想到,他的這個“應急之舉”,不僅給西周王朝奠定了繁榮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傳承千年的中華文明的根基。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在鎬京病重。臨終前,他召見弟弟周公,把年幼的太子誦託付給了周公。

之後,周公便以攝政的身份總領全局。這個大局統攬的攝政者,也是一樣,還沒有來得及思考、實施他的政治理想,在東部地區,一場醞釀已久的叛亂,已經席捲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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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周武王僅用一天時間就攻克商都,迫使商王紂自殺,看似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了商王朝的統治,但是他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真正摧毀商人的根基。

在離開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紂的兒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繼續統率商人。同時他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於其周圍,監視和防備商人的活動,號稱“三監”。

這種監視的方法顯然過於簡單化。回到鎬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該怎麼樣讓這些殷人真正臣服,該怎麼樣統治這並不真正為自己掌控的廣大國土?在餘下的日子裡他沒有,也來不及拿出更好的辦法了。

蟄伏在商人舊地的武庚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個東山再起的時機。現在這個時機到來了。他不斷挑撥對周公攝政感到不滿的三監,聯合起來進行了叛亂。

和商人關係密切的奄和蒲姑兩國也伺機而動,整個王朝的東部地區很快陷於混亂之中。在仔細權衡了形勢之後,周公果斷決定率軍“二次”東征。

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勝利後,凱旋的周公臉上並沒有勝利的喜悅。 他在思考,在回想那場剛剛過去的,犧牲了他成千上萬士兵的戰爭,他要徹底解決周武王留下的問題。這個辦法就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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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在夏、商就已經存在。一般認為,那時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國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對舊有的方國氏族原地認定,把它們納入夏商王朝的統治之下。

故而周武王克商之後,首先沿襲了這種做法。像封商王紂之子武庚於殷,繼續統率殷人,就是這種做法。 他同時立了自己的三個弟弟為三監,想防範武庚。但是,“三監之亂”說明這個辦法行不通。

與以往的分封不同,從周公攝政時期開始的大分封,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有目的的、自覺的政治行為。它是周人在新佔領的廣大領土上,以推行分封的方式,用政治手段人為地建立經過設計的政治格局。周公成王時代的大分封,以姬姓的王室裔親和異姓的姻親為主。

每一個受封的西周諸侯國,都是西周王室的一個軍事據點,是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代行周的統治。這些諸侯國對王室承擔著這樣那樣的義務,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軍事上形成對王朝的護衛。

經過大分封,形成了“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統治局面。 諸侯國享有相當的自治權利,王室則通過對其國君的任命,和由王朝直接派遣官員監國來實現對諸侯國的控制。每一位新的諸侯國君即位時,必須得到周王的冊命,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正式的認可;諸侯國君還必須在固定的時候去朝見周王。

如衛國(今河南淇縣),是周公之弟康叔封的封國,商都朝歌所在。伐滅武庚後,康叔受封於此,目的是在原來的商人核心區加強周人的統治。

魯國(今山東曲阜),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原來商代重要的屬國奄國所在,奄國也是周公東征的主要討伐對象之一。魯國的受封是為了加強對東夷控制。

齊國(今山東淄博),是姜太公呂尚的封國,是周公東征的另一個主要討伐對象蒲姑所在。齊國的受封也是為了加強對東夷的控制,並且和魯國互為支持。

燕國(今北京),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長子克的封國。燕國的受封是為了防範北方的少數族。

晉國(今山西翼城縣),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國。晉國的受封是為了防範北方的諸戎,同時保證鎬京和東都洛邑的聯通。

這些在《左傳》上都有記載,封賜誰到哪去,王要參加,而且要賞賜很多東西,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然而,被分封的諸侯可以擴張領土,並且擁有自治權和軍隊,利於拱衛並使周王朝的領土不斷伸展,但弊的隱患也從此種下。

也因此,“周禮”誕生了。即周公制禮作樂。禮本來是原始社會的一種風俗習慣,進入階級社會後,貴族(統治階級)將原來的風俗習慣加以改造和發展,逐漸形成了要求各等級成員遵守的禮儀。

作為穩定統治的一種方式,夏、商兩代都創設了屬於自己的禮制。到了周公攝政時期,西周王朝參照夏、商兩代的禮儀,制定了自己的禮儀規範。大約一直到了周穆王時期,周禮最後完善和確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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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將貴族們分成不同的等級,實行等級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貴族分為公卿、大夫、士三級,諸侯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級,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劃分,各自遵守不同的禮儀規定,不得逾越,以此來維護社會的安定和秩序。在指導思想上,周禮講究尚德、尊尊、親親、敬老、慈幼,成為對後世頗有影響的道德規範。

《周禮》《儀禮》《禮記》是禮的三部典籍,並稱“三禮”,被認為是記載了西周王朝的制度禮儀規範的典籍。後來,從漢代開始,歷代王朝皆遵循《詩》《書》《禮》《樂》《春秋》為五經,作為最為重要的官方學術經典。對後世王朝來說,三禮和五經不僅是國家指定學術經典,也是統治者制定國家和社會禮儀(制度)的指導規範。

周公創造性地“發明”了周禮,通過一系列制度貫徹於每個社會成員的思想與意識之中,規範了人們的言行舉止,使整個周王朝成為一個看似非常有序的禮儀文明之邦。我想,這正是周公最希望實現的理想吧?!

周公是禮樂文明甚而中華文明的代表者和開創者。一直到三百年後的春秋時期,那時的社會都還是非常講禮儀的,這也是繼承了西周的文化傳統。雖然到了戰國以後“禮崩樂壞”,但禮樂文明對中國後世政治與社會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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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也被後人衍伸到政治體制、設官分職,成為一整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周禮的誕生,在當時來講,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使整個社會從巫術(原始宗教)走向禮治(人治)。與禮相伴的是樂,禮講穩定,樂講和諧, 周公制禮作樂,使中國社會不僅長期穩定,而且充滿了和諧之美 。

華夏文明從此進入禮樂文明時代,“周禮”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商朝時,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禮作樂,中國人的視野才更多地由神轉向人、轉向倫理、轉向禮儀,中國從此真正的成為禮儀之邦。

就這樣,在周公的苦心經營下,周初那種暗潮湧動的局面得到了徹底改變。

公元前1038年,周公攝政的第五年,周人營建了東都洛邑。洛邑建成後,周人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儀式,命名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國大業最終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舉行了隆重的儀式,還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周公攝政七年,西周王朝確立了天命無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經過周公攝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個地域國家邁進;經過周公攝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宗法制,創立了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經過周公攝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禮儀制度,華夏文明從此被打上了禮樂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後,周成王將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為臣。

周公所遺留下來的政治、文化遺產也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資源。孔子之後的一千五百年間,中國文化一直以周孔並稱,既表明周公與孔子一脈相承的聯繫,又充分顯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沒有周公,不會有武王滅殷後的一統天下,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 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發展)就可能是另一種精神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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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歿,其子姬釗即位,是為周康王。公元前996年,周康王歿。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996年的四十六年間,天下安寧,周朝進入鞏固時期, 史稱“成康之治”。

周康王死後,其子姬瑕繼位,是為周昭王。周昭王十六年,昭王親征荊楚將疆域擴張到了江漢以南地區,不幸遇天災溺死。其子姬滿繼位,是為周穆王,繼位時年已五十。

穆王繼續向四方發展,西伐犬戎,南征荊楚。但其好大喜功,喜歡巡遊,以致朝政鬆弛。後東方徐國趁周穆王西遊之際,率九夷反叛周,周穆王又東征,東方齊國、魯國等諸侯國相助,平亂得勝。周穆王在位期間東征西伐,王朝疆土不斷擴大,有力地鞏固了周王朝的統治。

經過昭穆時代,周朝的軟實力漸不如前。這一時期,西北戎狄漸興。至周夷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周人深為所苦。

實際上,在這一期間,中國西北、東北部的少數民族部落也漸漸開始形成建制性的獨立存在,昭穆時期的狄、戎與華夏的關係一直在此消彼長,也漸漸形成一種持續性的“外患”。

到了周厲王時期,還是連年戰亂,百姓苦不堪言。同時,周厲王以榮夷公為輔臣,壟斷社會財富及資源(主要是將山林河湖等收歸國有)。為壓制國人不滿,周厲王命衛巫監視,有謗王者即殺。結果搞得人人自危,終於引發了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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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41年,“國人暴動”爆發,厲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縣)。朝中由召穆公、周定公兩大臣行政,也號為共和(一說王權長時期真空,由諸侯商議行政)。

直到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即位,是為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勵精圖治,政通人和,諸侯復來朝宗周。到了宣王晚年,周王朝又出現衰象。宣王干涉魯國君位承繼,以武力強立魯孝公,引起諸侯不快。三十六年,征伐條戎、奔戎,結果大敗。三十九年,與西戎別支姜氏之戎戰於千畝,再慘敗。

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繼位,繼續任用好利的虢石父執政,朝政腐敗不堪,國人怨聲四起;幽王三年,伐戎失敗;同時關中地區發生了大地震,災民遍地,周朝統治內外交困。

之後,幽王廢正後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美人褒姒為後,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逃奔申國,申侯便聯合了繒國與犬戎進攻幽王。後來,周幽王與伯服均被殺。公元前771年,西周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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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這一歷史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了,就是因為幽王屢次為博寵妃千金一笑,失去了諸侯的信任和擁戴,直接導致在申侯來犯時諸侯未來救駕,身死國滅。

周幽王被殺後,申、曾等諸侯見目的達到,而此時鄭、衛、晉等諸侯國率領的勤王之師也已經趕到,於是申侯與繒侯與外面的鄭、衛、晉等諸侯裡應外合,反大敗犬戎,犬戎退走。之後,鄭、衛、晉等諸侯及秦襄公擁立周幽王原太子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平王離開鎬京東遷,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

東周的前半期,諸侯爭相稱霸,稱為春秋時代。三家分晉後,各諸侯相互征伐, 稱為戰國時代。“東周列國”持續了五百餘年。

周平王東遷以後,管轄範圍大減,形同一個小國,春秋時共有140多個諸侯國。面對諸侯之間互相攻伐和兼併,天子不能擔負共主的責任,經常要向一些強大的諸侯求助。在這種情況下,強大的諸侯便自居為“霸主”,周天子僅成為了一種國家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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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發生子帶之亂,周襄王不能平,求救於晉文公,文公誅叔帶,遂為伯而得河內地。二十年,襄王為晉文公所迫,於河陽踐土會盟。

到周赧王時,國勢益弱,拆分為東周國和西周國 。周赧王八年(前307年),秦國借道東周攻打韓國,周人兩邊都不敢得罪,左右為難。東周王城位於諸強國之間,不能使其同心協力,反被彼此攻殺。

五十九年(前256年),西周國被秦國所滅,同年周赧王病死。七年後,東周國亦被秦所滅。至此,東周滅亡。十數年後,秦王政先後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完成統一大業,並於公元前221年稱帝,建立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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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襄公,嬴姓,趙氏,名開,秦莊公次子,是春秋時期秦國被正式列為諸侯的第一任國君,公元前778年至公元前766年在位。

公元前778年,秦莊公為犬戎所殺,他的長子世父率軍與犬戎作戰,而把國君位置讓給秦襄公。當時秦國力弱,狄、戎為近患。秦襄公即位初,將其妹繆嬴嫁給戎人豐王為妻,以分化戎人。公元前776年,秦襄公遷都汧邑(今陝西隴縣),向東拓展。

公元前771年,申侯聯合犬戎進攻鎬京,襲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秦襄公以兵救周。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出兵護送,以功封諸侯。東遷後,周平王把王室無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賜予秦國,自此秦國正式開始成為周的諸侯國之一,為日後秦國強大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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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年周朝的歷史,似乎也是雲煙一瞬,就這樣幾千字便講完了。當然,更加濃墨重彩的一筆“春秋戰國”將放在下一個篇章繼續為大家講述。

這一節,我們需要來思考一下孟子的“三百年必有王者興”這句話了。因為,秦國的閃亮登場,以及後來的再一次的“一統天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史這一循環往復模式算是正式啟動了。

不可否認,中國歷史由於“周禮”的確立以及後來東周列國五百餘年的大分裂,這一張一弛不可避免的促使中國在之後正式走上了大一統集權化的國家道路。如果說,周取代殷商還是一種“天命”所歸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秦取代周,已是一種“人定勝天”了。

並且,我們都已經知道,秦朝開創了皇帝制度與郡縣制,一方面真正的“中國式”的國家制度與社會形態建立健全了;另一方面,專制體制與皇權思想進一步的趨向於最終的固化與定型。

這一切,除了這接下來我要講述的五百年大分裂以外,還是都要返回來歸結到一點上,那就是“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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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戰國時代,“周禮”及分封制就已不再順應當時的“霸主”與時代的發展需求,故而,至西漢初期,就推行了分封與郡縣並行的體制,並且慢慢的弱化它,最終開啟了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的大一統局面,整個中國的專制集權與實力在那時候第一次達到了一個頂峰。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途中駕崩於邢臺沙丘。 不久,秦國滅亡。劉邦第一個進了咸陽城。

然而,劉邦所建立的漢朝,在我看來其實是一個“僥倖”,因為推翻秦朝以後,項羽才是天下之主,在此之前殺他易如反掌。所以,項羽是有可能改寫歷史的人,但是,他並沒有去那樣做。他唯一做的事情即是仍舊按照“周禮”的方式分封了天下。

但是,四年後項羽就兵敗垓下,徹底告別了時代,換言之,時代也徹底拋棄了他,也拋棄了中國式“貴族”的最後一脈。項羽,應當算是中國社會在不可避免的、全面走向皇權專制的路上,試圖還想再“折騰”一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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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周禮”有它的積極意義,尤其是在周朝的建國伊始,不管是周公出於自身的政治理想也好,還是出於現實的要求也罷,在當時的條件與情境下,能夠確立一種思想意識形態,都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

尤其是中國自周朝始就正式進入了農耕社會,發展人口與擴張土地資源成為首要,不論是誰來執政,都要樹立一套可以駕馭人心和統治全國的“術”,至於“道”,當然,我這裡指的並非完全是後來老子《道德經》裡的那個“道”,而是真正的大道,在哪裡呢?

我想,我們無法要求三千年前的周公就能想到這個大道,況且,技術和制度是需要發展的,在發展中完善和更新,才是合理和科學的。但是,可以說,直至後世數千年,很遺憾,我們其實一直在“術”的範疇內。

中國社會不可逆轉的“忽略”了宗教、摒棄了商業化,進入到了一個“自我”發展(我的理解,社會性發展,非制度性發展)的循環之中,在上一節我也講了,儘管後來出現了“百家爭鳴”,但是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和一些根本性的觀念與行為習慣基本在“周禮”的栽種下,接近成型了。

從“牧野之戰”到“國人暴動”,看似是一次次的“革命”行動推翻了一個個不合時宜的王朝,但是在“有術無道”的前提下,包括後世數千年的不知道多少次改朝換代(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講,都不過是“窩裡鬥”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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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師錢穆說:革命的本質,應該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絕非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當然,周公也好,國人也罷,也無論是三千年前還是現在,勤奮的中國人從來都沒有放棄對智慧的、終極的“理想國”的探索,即使是在技術上、制度上我們不可否認,也在不斷的進化和發展。

但是,到底是文化決定了、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在西周之後的五百年,似乎我們看到了思想文化的一次“爆發性”的閃耀,然而,真正留給後人可以應用於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的,又有幾章幾條呢?

孔子云:克己復禮為仁。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失道而後德,失義而後禮。

我想,周公恐怕也不會想到,在一千年後,“霸王道雜之”(兩漢經學,我稱之為“社群之學”)成為了主流;又一千五百年後,孔子和老子也不會想到,程朱理學文化成為了主導;又兩千餘年,陽明心學曇花一現後,“八股文”最終成為了文化的符號;又三千年後......

這或許就是中國歷史吧?!一次次引吭高歌的前進,但又似乎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折騰”,說到底,“人治”一詞自此貫穿並主宰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總體方向。

也正因如此,所以我們的歷史也自此似乎總也逃不脫一種“死循環”的怪圈,也難怪,直至到了晚清,大學者梁啟超才發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譜也”這樣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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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點上講,歷史即人性、人心。縱觀周朝的歷史,尤其是西周的歷史與“周禮”的誕生,自此後,不管是由上而下的“治”還是由下而上的“亂”,都是在“人”的作用下,一步步“破壞性”的將專制趨向於終極化;但是,反過來,絕對的權力又必將導致絕對的腐爛,又是在“道”的作用下,中國社會“自愈性”的一步步走向未來。

但是,“道可道,非常道”,何謂真正的“大道”?我可以說,迄今為止,怕還沒有被髮明出來。但是,中國“人”在此後將被明確的定義,那便是孟子所說的“仁也者,人也”(見於《孟子》),即“二人”為“仁”,即“得人心者得天下”。

而“仁”與“禮”將成為中國此後數千年的根本關鍵詞,成為中華文化核心,成為“制度性”的意識形態,進而真正的傳承與覆蓋“周禮”浸透到每一箇中國人的骨髓與血液當中。而“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也將成為集權專制主義落地之前,留下的最後一縷“血與火”的狼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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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鋒編撰 己亥春寫於啟東翠彧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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