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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隨著停戰協議的簽訂，第一次世界大戰落下帷幕，以德意志第二帝國為主導的同盟國落敗。隨後，戰後的經濟繁榮降臨，各國紛紛擁抱黃金時代，舔舐戰爭帶來的創傷。
在財富與和平的安撫下，20年代的人們並沒有料到，在下一個十年，在一次令人絕望的經濟危機之後，整個世界將面臨的是另外一場殘酷的大戰。
即便是深深刻在人們血肉之中的戰爭陰影，也不能阻止它的發生。而這場大戰的肇始者，竟是一戰的輸家德國。
然而此時的德國，已經不再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國了。儘管經歷了魏瑪共和國勉力的改革，它還是不幸成為了極右翼納粹黨治下的戰爭國家。
短短十幾年之間，德國何以從一個貧弱動盪的戰敗國轉變為挑起戰爭的狂熱國度？它又何以順利地發動戰爭？
一、困境，埋下仇恨的種子
一戰塵埃落定，同盟國陣營敗北。戰敗者德國不僅遭受了戰爭本身的重創，還面臨著協約國方面的嚴厲制裁。
在戰後談判會議的進程中，法國因“世仇”之故，對德秉持著最苛刻的態度，除了賠款之外，它甚至要求處死德皇，並封鎖德國的海岸線，嚴密控制德國的進出口貿易。
而英、美則希望能以稍溫和的方式解決問題，適量要求賠償、適當削減德國領土與軍隊即可。
儘管勝利方對德國的處置意見不一，但都不免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傾向於對德進行削弱，使它在未來的國際利益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
最終共識在《凡爾賽和約》中達成，在和約規定下，德國被割掉了七分之一的國土，它們分別被割讓予比利時、丹麥和波蘭。德國的海外殖民地經由“委任統治”的條約，也幾乎被瓜分殆盡。
▲凡爾賽條約規定下德國領土的損失情況
通過派遣法軍進駐所謂的“萊茵非軍事區”，協約國實現了對此區域的管制。德國的商船甚至鐵路，也遭到了沒收。這對德國經濟的恢復造成了嚴重的阻礙。
和約同時要求德國必須償還13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款，這使得德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負債狀態中。
德國的軍力也受到了削弱。和約嚴格限制了德國的陸軍數量與海軍規格，嚴令禁止部分武器的生產。
除此種種，德國還被迫接受了“戰爭罪責條款”，這意味著它成為了一戰罪惡的主要責任方。罪犯的身份使排斥顯得更加順理成章，很好地起到了孤立德國的效果。
《凡爾賽和約》成了腳上的鐐銬，潑在頭上的髒水，而國土早已不堪戰爭損耗，百廢待興。此時的德國，可以說是內外交困，路途艱險了。
1923年發生的“超通貨膨脹”事件便可以揭露德國戰後所處的困境：由於財富與資源的短缺，面對社會不同群體分配的需求，德國只能利用增發紙鈔的手段製造充足平等的假象，把自身推向惡性通貨膨脹的失控局面。
經濟上的失控很快引發了騷亂，各個不滿於魏瑪德國政權的勢力紛紛起事，其中最知名的一場必定是希特勒的“啤酒館暴動”。
▲通貨膨脹期間，德國兒童用紙幣玩遊戲
這一混亂局面隨著美國道威斯計劃的推行才得以真正緩解。美國引進了一系列私人資本，使得德國社會的分配餘地足以滿足各方的需求。
在通貨膨脹危機之後，德國逐漸意識到同國際社會交好的重要性，並擴大了同各國，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往來。
然而，德國最根本的發展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在自戰後開始的匱乏中，除去外國的協助，它難以真的富裕起來。此時的它過分依賴於國際經濟的繁榮，但即便是在這樣良好的條件下，它的發展仍然顯得有些費力。
直到1927年，德國的工業生產才恢復到1913年即戰前的水平。
當擺脫歷史的後見之明時，我們實在難以想象，約十年後的德國竟有底氣切斷自己與國際社會的友誼，用自己的軍隊、工業與金錢扣開另外一場世界大戰的大門。
二、暗潮湧動
從戰敗的那一刻起，德國的政治也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威廉二世退位後，工人階級政黨“社會民主黨”選擇與掌握著原帝國軍隊的保守精英協作，在1918年建立了一個實行議會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世將它稱為“魏瑪共和國”。
▲魏瑪共和國國旗
新政權在建立伊始，便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而它的應對方式，或多或少地成為了它的“原罪”，觸發了社會反抗的暗流。
魏瑪政府的使團走上了《凡爾賽和約》的談判桌，最終帶給人民的卻是“喪權辱國”的懲罰條款。
德國從未有過如此低下的國際地位，這顯然狠狠衝撞了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尊心。而德國因此遭受的貧窮和苦難，也在社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秉持著理性原則的政府在20年代的通貨膨脹危機之後，選擇了依靠外資發展，並在這個過程中同國際社會取得和解。這在經濟繁榮的年代不會招致多少批評。
但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爆發後，情況急轉直下，民眾從《凡爾賽和約》後便開始醞釀發酵的仇外情緒和對未來的極度失望相互雜糅，轉變為對現有發展框架的深深拒斥與對迅速洗刷德國恥辱的強烈期待。
這一時期學者群體的言論便很能說明問題。若說文化悲觀主義者僅僅是在描述黑暗無助的現實世界，那麼新保守主義者便是在這一進路上繼續向前，要求用一場徹底而浪漫的革命創造德國光明的未來，這個未來充滿了對前現代德意志的刻奇化意象，具有強烈的帝國色彩。
儘管學術界同政治向來保持距離，也避免不了自己的觀念流入社會，啟動了人民的狂熱。
▲恩斯特·榮格爾，新保守主義作家，其作品以描繪戰爭中的英雄氣概著稱
社會不斷激化的情緒顯然是託著納粹黨上升的熱氣流。納粹黨秉持著一套德意志民族優越論結合德國復仇擴張論的簡易語言，擅長提供浪漫的未來想象和火熱的宣傳演講，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的信眾。
在1931年的議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的選票佔總數的18.3%，相較於1928年翻了五倍，它因此成為了議會第一大黨。
▲納粹黨人的街頭活動
反觀魏瑪政府，在持續的反對聲音中，右翼精英拋棄了社會民主黨。他們將德意志轉向保守的願景尚未泯滅，於是開始從內部侵蝕魏瑪政府原有的架構，從布呂寧到施萊謝爾，連續三任共和國總理均在總統保羅·馮·興登堡的“欽定”中產生，卻又抵不住局勢的兇險，紛紛下馬。
在自信地宣稱他將“把盜獵者變成守林人”後，興登堡決定信任希特勒，將他為魏瑪政府的總理。但從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就任總理的那一刻起，他與納粹黨便開始用盡全力，將德國拉到他們所預設的軌道中去。
暗流已然噴發。
▲1933年5月，人群向希特勒致敬
三、走向戰爭
在使德意志雅利安種族實現榮光的夢想中，舉國信眾都為希特勒每個反叛秩序的擴張政策歡呼。
1934年，德國退出了國際聯盟。1935年，德國打破《凡爾賽和約》的規定，開始大肆建造軍艦潛艇，擴充海軍力量。1936年德國宣佈推廣普遍義務兵役制，公開擴軍備戰。
面對這種明目張膽的危險舉動，其餘的國家卻幾乎沒有反應，或者說不願有反應。
此時不如往日，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歐美各國傾向於採取自保的策略。與其冒著觸發戰爭的危險干涉德國，不如和平行事。
可以說這種不計後果的和平路線是一戰創傷的後果，
在經濟恢復的關頭，沒有國家願意重溫二十年前的噩夢。在整個三十年代，和平主義與綏靖政策主導著英、法、美等國外交。然而，迴避現狀的和平主義並不能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各國普遍對戰爭的逃避，恰恰為納粹德國提供了肆意馳騁的空間。
▲關於綏靖政策的諷刺漫畫
在納粹夢想中的“大德意志帝國”的擴張尚處於開始階段時，在1938年德國侵吞了奧地利，對著捷克斯洛伐克虎視眈眈時，各國對德國的行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1939年，當德國意圖分割捷克斯洛伐克時，英國、法國又不顧後者極端反對的態度，秘密與德國達成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在協定的簽署之後，還為自己維護了以他國利益為代價的“和平”而歡欣慶祝。
▲《慕尼黑協定》後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去向
最後，直到德國明確將戰爭提上日程，並在1939年9月閃電襲擊了波蘭西部國境，英國與法國被迫對德國宣戰，“和平”的幻夢方才破滅。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戰結束後的不到二十年內爆發了。德國之所以會挑起這場戰爭，是因為恥辱之心引發的民族自大。而之所以能夠挑起戰爭，則是由於希特勒的精心養兵與三十年代的特殊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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