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運動”100週年紀念日。
100年前，廣大熱血青年走上街頭，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愛國運動。喧囂的百年大幕後，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
歷史的接力棒下，100年後的青年又有著怎樣不同的面貌？“五四青年”對當下青年有何借鑑意義？
在「聽好書」與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袁一丹的採訪中，或許你能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採訪：常少華 受訪：袁一丹
01
如何看待五四時期的魯迅、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這些人？
袁一丹：如果把“五四”比作一齣戲，在這個大舞臺上，不同成員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性格也是不同的。
比如，魯迅當時是一個教育部官員，在北大隻是兼職做他的小說史講義。那他為什麼會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來？在他的《吶喊》自序裡，他說，“我是聽將令的”，就是說，他並不是這個運動的指揮，他是聽主將號召的，他是有感於這批人的勇氣，然後加入到行列中來。
魯迅加入“新文化運動”有一個背景：在晚清時，他自己已經想發起一個文藝運動——通過文藝、思想的方式來改變國人的頭腦，但那時候他失敗了，沒有人響應他。通過這個失敗的經歷，他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加入“五四”，是因為看到又有一批新人出來，他們跟當年的自己有同樣的志向。
▲五四運動被拘學生獲釋合影
第二個是胡適。胡適當時其實是最年輕的。他是留美學生，因為“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年少成名。他當時的主張是通過思想、教育這種常規的方式去改變中國。“五四事件”的爆發，其實跟他當時的期待是不完全一致的。
陳獨秀是一個老革命黨，他比魯迅和胡適他們都稍微大一點，有很豐富的革命經歷。所以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態度跟胡適不太一樣。比如，他們兩個在當時都有兩篇很重要的文章，胡適的文章叫做《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章叫做《文學革命論》。
從這兩篇文章的標題已經看出兩人的性格很不一樣。“改良芻議”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提出一個看法，我來和你商量這個事情可行不可行，是很謙虛平和的商量的口氣。但“革命論”是什麼意思呢？陳獨秀說，我們的主張就是絕對的對的東西，不需要跟那些反對派商量，這是一個幹革命的口氣。
同樣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和陳獨秀的性格很不一樣。魯迅正好對這兩個人有很好的觀察。他說，如果把兩個人的韜略城府比成一個武器庫，陳獨秀在這個武器庫門口會說，裡面有很多武器，你們來的人千萬要小心，是一種虛張聲勢，其實裡面有什麼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胡適會說，裡面什麼都沒有，你們來的人不用擔心，那其實裡面有什麼呢？看得並不太清楚。
蔡元培比他們幾人的年紀都要大很多。蔡在清朝的時候已經是翰林，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身份，所以當時能出任北大校長。他把陳獨秀請到北大來做文科學長，這是一個很有魄力的決定。陳獨秀後來又把胡適請到北大文科來做教授。所以，因為蔡元培提供了這樣一個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氛圍，然後有了這樣一批人，才有“五四”這個很熱鬧的戲。
▲陳世寧畫作《歷史的瞬間》
在“五四”發生前，他們每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的故事來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有自己的政治觀念，有他們先前的一些看法。
他們進入到“五四”這個場地當中、上了這個臺以後，就是同一個陣營裡的人。但是，在這個新文化、新青年的陣營裡，因為他們各自的經歷、文化政治立場不同，今天我們聽“五四”感覺像是一個大合唱，好像聽到的是同樣一個聲音。但你仔細去聽，會發現在這個大合唱裡，在這個交響樂裡，每個人的聲音都是不太一樣的。它不是某一個人的獨唱，它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聲部，聲部裡也有不同的音色：誰的音色高一點，誰的音色低一點，誰在這個問題上發出的這個調不一樣。這是一個交響樂式的歷史事件，而不是一個獨唱的歷史事件。
02
五四時期，不管是參與學生運動的學生，還是北大當時的教授們，他們當時的年紀類似於現在的80後和90後。但其實我們所處的時代，跟他們那個時候已經不一樣了，今天的青年和“五四”青年有哪些不同？
袁一丹：“五四”那一代青年，不是簡單的生理特徵所能界定的，而是包含了很多內在的、心理的、精神的規定性。比如，他們對進步的訴求和對開放性的訴求。
“五四”青年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他們正好處在一個破壞的時代。以前信奉的價值體系被打碎了，接下來應該怎麼做，應該怎麼來走？其實沒有答案。
▲周令釗畫作《五四運動》
所以，“五四”的文章最常使用的一個標點符號是什麼？是“問號”，不知道怎麼辦。我應該怎麼談戀愛？怎麼對待我的父母和家庭？怎樣處理跟外部世界的關係？所有都是問號。
這些問號的背後，就是因為過去的一些經典與行為指南被拋棄了，但新的標準和行為範式還沒有建立。所以，他們為什麼苦悶，為什麼彷徨，就來自於他們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行為標準，所有人都在探索、尋覓、尋找出路。
出路在哪？有些人可能找到自己發展學問的方向；有些人是投入政治，通過參與政治運動、加入政黨，找到自己的歸屬感。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選擇，真的是“我的選擇”。
所以“五四”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叫做“我是我的我”。“我”是一個個體，不是誰的妻子，不是誰的母親，不是誰的誰誰誰。我有自己的精神需求，我要找到我要走的路。所以“五四”的一代，他們遇到了一個最為破壞性的時代，讓他們能夠充分探尋自己的可能性。
▲“空巢青年”
我們現在的生存環境，讓當代青年活得更原子化、個體化、小圈子化、部落化。我們的時代表面上看起來充分開放，你好像可以做很多的選擇；但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精神狀態又十分閉塞，活在自己編織的一個蠶繭裡，通過微信朋友圈、豆瓣小組來尋找同類，很少關注這個小世界之外的其他平行世界的人，他們的的喜怒哀樂是什麼。我們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苦惱、煩悶當中。
所以，“五四青年”能給我們當下青年的一個很大啟發在於，他們是尋路人，不斷去尋找自己的出路，他們更願意從他們的小圈子、小組織裡探出頭來，瞭解和參與這個大的歷史進程，瞭解其他社群、其他社會階層，瞭解他們的故事，瞭解他們的喜怒哀樂，而不是沉浸在自己一個人的悲歡喜樂當中。
03
回溯五四青年，對當下青年有何意義？
袁一丹：“五四青年”可以分成幾大類型：一是文學青年；第二是所謂的“政治青年”，就是更多參與到社會實踐中的青年；第三是學術青年。青年人會根據自己的所長、抱負和困惑去尋求不同的大的出路。這種分類的背後，就是剛才談到的，五四青年跟我們最大的不同，用一個詞形容他們叫“造社會”。
什麼是“造社會”呢？所有的建築都被拆毀了，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地基，他們要重新來造這個空間，重新來造這個社會。無論最後他們走向的是文學的道路、學術的道路還是政治的道路，他們都有這個野心，敢自己去“造社會”，要改寫自己的命運，甚至不僅是要改寫、創造“小我”的命運，而是要改寫整個“大我”的、群體的命運。
這背後有這樣的魄力：他們是這個時代裡創造和制定遊戲規則的人，而不是服從遊戲規則的人。但今天的青年是被社會所制定和規定的人。今天很少有人敢開口說“我要去創造一個遊戲規則”，更多的是“我如何適應這個遊戲規則，如何在遊戲規則裡獲得勝利”。
今天的青年，之前有個流行的說法叫做“佛系”。為什麼會“佛系”呢？雖然這是一個自我調侃的說法，但是它也說明，今天的社會結構已經相對分化，青年人感覺不到自己的上升空間，或者感覺不到可以融入社會主流中。所以，他們採取這樣一個相對超然的、自我調侃的姿態。我們經常會說，“安於你的命”，這裡面甚至有一種抱怨和吐槽。
▲五四青年浮雕
“五四”的核心精神，首先是懷疑的精神。這個“問號”的意義在於，你不迷信權威。這個權威可能是你所在的行業的權威，也可能是一個更大的權威。在權威的面前，你敢於保持自己的想法。
第二，行動能力。剛才談到無中生有的“造社會”，就是他們能找到合適的途徑，介入到現實社會當中，而不是躲在自己虛擬的空間當中。正視現實，然後介入現實，找到一個自己可以發揮作用力的點。
這樣的行動意願和介入意願，前提在於你對外部世界保持好奇心。不僅是你的小圈子，還包括可能跟你現實生活沒有交集的那些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苦痛，你有了解、好奇的意願，然後才有介入的可能。我覺得這兩點可能是“五四”精神對於當下青年值得借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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