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100週年，一起來回顧，在五四運動前後，福建青年振臂一呼的二三事。
五四運動的爆發，與閩人關係密切
林長民：五四運動“點火者”
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正處於國弱民窮、內憂外患、民族存亡的歷史緊要關頭。《辛丑條約》簽訂後的中國，似乎暫時恢復了平靜。然而，在表面平靜的背後，更大的愛國主義情緒就像火山一樣正在積累。時機一旦成熟，這座火山就會爆發！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召開。日本根據其1917年與英、法、俄等國所訂立的密約，要求接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4月25日，梁啟超在巴黎給國民外交協會發來電報，稱日本將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得知此消息後，福建閩侯人林長民（林徽因的父親）義憤填膺，立刻將其寫成文章，託當時在北大任教的梁敬錞送到《晨報》發表。
林徽因與林長民
據梁敬錞回憶，“4月25日，國民外交協會接到梁任公巴黎來電，報告德國前在山東的權益將由日本繼承，希望同人警告政府國民，勿籤對德和約。5月1日傍晚，林長民先生，交來一條新聞，託我便道送到《晨報》館發表。我晚上9時左右，走進了丞相衚衕《晨報》館，找到了陳博生總編輯，請他將這條新聞，明早見報”。
北京《晨報》在得到了林長民的署名許可後，於5月2日將這篇文章登了出來。林長民在文中寫道，“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利，交由五國商量處置，惟須得關係國之同意。我國所要求者，再由五國交還我國而已，不知因何一變其形勢也。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款出於脅迫，膠濟換文以該路所屬確定為前提，不得逕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草約，為預備合同，尚未正式訂定。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1919年5月2日，《晨報》刊登林長民的《外交警報敬告國民》。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就像一根導火索，點燃了中國人積壓了近20年的愛國主義情緒。首先披露這一消息的，就是福建閩侯人林長民。
五四運動雖然發端於北京，後來很快蔓延到了上海等各大城市。五四運動時期，“公理戰勝強權”成為最流行的口號，也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善良願望。在中國外交受辱之際，愛國青年走出學堂、走上街頭，以“公理”對抗“強權”，同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進行了徹底的不妥協的鬥爭。即便遭到北洋政府的打壓，他們還是相信“公理”必將戰勝“強權”。最終北洋政府被迫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職務，並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這場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取得了光榮勝利。
閩籍青年與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時，有不少閩籍青年正在北京各高校就讀，他們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參與者。面對當時中國內外交困的不堪境況，閩籍青年在愛國主義的驅動下，自願擔負起了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五四運動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
冰心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五四運動爆發時，福建長樂人冰心還只是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一年級的學生。“五四”當天，冰心並未參加遊行。她後來回憶道，“在五四運動的前幾天，我就已經請了事假住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陪著我的動了耳部手術的二弟。‘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來給我們送東西，告訴我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著紙旗在遊行，嘴裡喊著口號，要進到東交民巷來，被外國警察攔住了，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洩不通。黃昏時候又有一個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和日本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在天安門聚集起浩大的遊行隊伍，在街上呼口號撒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她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
家中女工和親戚對“五四”當天的描述，使得冰心“興奮地合不上眼”。5月5日，冰心從醫院回到學校，開始在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從事文字宣傳工作。8月21日，冰心等11名女生旁聽了北洋政府開庭公審“火燒趙家樓”的學生。從法庭回來以後，冰心一氣呵成寫出了《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她在文中寫道，“劉律師辯護的時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聲，全堂墜淚，我也很為感動。同時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躊躇不安’的樣子”。
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了北京《晨報》的“自由論壇”欄上，這是冰心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鄭振鐸寫了《五四運動的意義》
五四運動爆發時，祖籍福建長樂的鄭振鐸還只是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的一名二年級學生。5月4日晚，鄭振鐸從趙家樓衚衕附近回到學校，他將所見所聞報告給同學，並與各班同學串聯協商，組織起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生會。這個新成立的學生會立即作出決定，響應北京學生的號召，於5月5日宣佈罷課。鄭振鐸作為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的代表，參加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因為鄭振鐸是福建人，所以他同時被選為福建省學生聯合會負責人。
1946年，鄭振鐸專門寫了一篇題為《五四運動的意義》的文章，他在文中寫道：這運動開始於北京東城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一火，其光芒竟不數月而普照於整個中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乃由此而急驟地進行著。封建的最頑固的壁壘，最後竟被攻破了。思想的解放，文藝的解放，使後來的青年們得到了自由觀察、自由思想、自由寫作的機會。這二十多年的比較蓬勃的學術文藝的發展，可以說都是導源於五四運動之一舉的。
許地山、鄭天挺、朱謙之走上街頭
1917年，出生於臺灣、後隨父定居於福建漳州的許地山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五四”當天，許地山參加了遊行。後來成為許地山夫人的周俟松當時只是北京街頭看熱鬧的一位小姑娘。她後來回憶道，“我第一次見到許地山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遊行隊伍中，有人告訴我，那人是許地山。見他手持標語旗，高喊口號，無所畏懼的（地）衝鋒陷陣，隨著隊伍到東交民巷。當時已是內外密佈軍警”。
五四運動爆發時，祖籍福建長樂的鄭天挺正在北京大學求學。他不僅目睹了五四運動的爆發，而且積極參與其中。他後來回憶道，“1919年，我20歲，仍在北大學習。這年五月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我也走出了書齋，參加了學生會的工作。我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開中學聯繫了一次，並走向街頭，做了一些宣傳工作”。
五四運動爆發時，福建福州人朱謙之還只是北京大學一名在校生。朱謙之不僅和同學一起上街遊行，而且參加了當時有重要影響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和《奮鬥》雜誌的編輯工作。他後來回憶了“五四”當天的場景，“這一天集合在天安門的各校學生有三四千人，各人都手持著‘取消二十一條’‘打倒賣國賊曹汝霖’等口號的旗子，一齊出發請願。首先是向總統府請願，不得要領；又打算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館，要求各國共同維護公理，不讓日本強佔我山東省。因東交民巷有外兵駐守，不能進去；於是又轉向主持‘二十一條’交涉的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
五四運動爆發時，冰心十九歲，鄭振鐸二十一歲，許地山二十五歲，鄭天挺二十歲，朱謙之二十歲。為了維護民族和國家利益，這些閩籍愛國青年緊隨運動的潮流，選擇挺身而出，毅然投身到這一偉大斗爭中，肩負起“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任務。他們是那個時代青年的楷模。
臺江事件：五四運動之尾聲
1919年11月29日，北京學生3萬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聲討日本在福州之暴行。
五四運動爆發後，福建青年學生積極響應，組成“福建學生聯合會”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學生活動以省會福州為中心，內容以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為重點。這一反帝愛國運動給日商以沉重打擊。
1919年11月16日下午，日本商行組織武裝人員，對愛國學生進行圍毆，造成學生多人受傷，順記洋菜館損失財物三千餘元。後福州軍警捕獲逞兇日人數人，此即所謂“臺江事件”。日本政府聞訊，竟於11月23日將軍艦“嵯峨號”駛入閩江口，結果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福州全城罷課、罷市，民眾上街遊行示威。
臺江事件發生後，消息很快傳遍八閩大地，各地民眾紛紛聲援。此後，福建各地抵制日貨運動更趨激烈。福建省立二中學生李宗韜為了喚醒民眾，“忿而引刀立斷三指，以血瀝出‘提倡國貨，堅持到底；積力同心，誓雪國恥’十六字。書成後，大呼數聲，痛不可忍，暈絕於地”。
在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和堅決鬥爭下，日本政府被迫於12月30日同時在東京、北京、福州宣佈撤走入侵福建的軍艦。1920年3月21日，日本政府撤回駐閩總領事森田浩，改“調林久治郎充任”。1920年11月11日，中日兩國政府達成如下協議：（一）中日雙方互備文道歉；（二）日本給予負傷者一千二百元；（三）順記損失由日領賠償八百元；（四）兇犯之懲戒俟雙方偵查分明時，依法辦理。至此，臺江事件宣告了結。
臺江事件充分顯示了福建人民團結一致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力量，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推動了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進一步發展。
（原載於：福建日報 2019年4月29日 ，原標題：《五四運動與閩人振臂一呼 》，作者：董立功 單位：集美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略有刪改）
值班主任：林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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