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敢当的形成更是一个并行发展、多源合流的复杂运动过程。我认为泰山石敢当形成的主要时空线索与功能变化有以下四个阶段：
一、石敢当习俗的萌芽阶段（上古——汉朝）
“泰山石敢当”习俗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灵石崇拜，这种古老的习俗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后期，反映在祈育信仰上的“石祖”崇拜和“启母石”的崇拜，故有“古之高禖。以石为主”的说法。【后来，随着泰山祭祀和帝王封禅的开展，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泰山就是一座主管人间生死的神山、圣山。石出自山，山为石之母。既然泰山是灵气之山，那么山之局部或一块小石头也充满灵气。由大山崇拜衍生出灵石崇拜，于是就产生了“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的萌芽。《尚书•禹贡》中有岱畎地区要进贡“怪石”的记载，我认为，这里的“怪石”并非现代意义的供人们欣赏的美石，而应该理解为有“灵气”的泰山石。这既是上古时期泰山崇拜的证明，也是上古灵石崇拜的遗俗。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万毕术》载：“丸石于宅四隅，则鬼能无殃也。”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具有石敢当功能的灵石记载。这说明当时人们用石头镇宅，不是立在房基上，而是埋在地下。这种习俗历史悠久，可以追朔到商周时代，当时鬼灵之说风靡华夏。人们相信“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鬼灵随时可能从地下冒出，游荡于世间，监视着人间事务，并予以惩罚。商周人敬祖祭鬼，战战兢兢，在日常生活、礼尚往来、生产活动、构屋建舍中，禁忌甚多，惟恐得罪鬼灵，而又无所措手足。后来人们逐渐悟出，“山川之灵，足以纲纪天下者，其守为神”，山是不能被移动的，但山石可以移动，并可以被用来遏止地下的鬼灵。当代的奠基石就应当是这种习俗的流变。
以上可见，汉代以前的“丸石镇宅”并没有具体人格化。此间虽已经历了山神合一的过程，人们相信山石中附着神的威力，可以镇鬼厌殃，但总体讲仍属于对山石的自然崇拜范畴。
二、石敢当习俗的发展阶段（汉——唐）
“石敢当”的文献史料可以追溯到汉代，西汉史游《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是最早的有关石敢当史料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到汉代已经有“石敢当”这种民俗存在了。目前学界对“石敢当”三个字的解释有分歧，但总的看来都认为：汉代的石敢当崇拜与上古的灵石崇拜有关，是指灵石可以抵挡一切。但是民间何时兴起了石敢当信仰，具体年月已经很难确定。
我认为石敢当信仰的形成与西汉以来的“泰山治鬼”有关。这种民间信仰，把五岳独尊的泰山变成了主管人间生死的神山、圣山，因此，在人们的心中，泰山与泰山石是法力无边的。与此同时，从秦始皇以后见诸于记载的历代帝王的封禅活动，则加速了神化泰山和泰山石的作用。关于石敢当的来历，至今还流传有这么一种有关泰山石敢当的风物传说：黄帝时代，蚩尤残暴，头角无人能敌，所触之物，玉石难存，黄帝屡遭惨败。有一次蚩尤登上泰山，在泰山上自称：天下谁敢当？蚩尤的狂妄激怒了女娲，女娲遂投炼石以制其暴。上面镌“泰山石，敢当”，终致蚩尤溃败。黄帝乃遍立“泰山石敢当”，蚩尤每见此石，便畏惧而逃，后在涿鹿被擒，囚于北极。从此“泰山石敢当”便成了民间辟邪神石。这个传说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石敢当”就是“泰山石”的演变。
史料和传说说明，在各地开始用自然石雕刻“石敢当”用它来保平安，历史久远，同时在民间逐渐形成了许多版本的关于“石敢当”的风物传说。这种习俗逐渐从泰山地区传遍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然后逐渐向全国传播。
目前在我国最早出土的“石敢当”碑刻，是在唐朝中期，据宋代人王象之《舆地碑目》载：宋代庆历年间，福建莆田县令张玮维修县治，挖到一块石头，上刻“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诸语。这条材料说明，至少在唐大历年间就已出现了刻写“石敢当”字样的镇石，同时镇宅石风俗已有民间扩及到官衙宅地。
石敢当习俗的发展还表现在“镇宅石”功能的多样化。如唐朝前期的敦煌文献中记载唐开元年间的民俗，详细说明了镇宅石的用法与功能，伯三五九四与伯四五二二写卷记载了多种用石镇宅法，如伯三五九四卷记载：
一、“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
二、“人家居宅已来，数亡、遗失、钱不来、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宅地，大吉”。
三、“居宅以来，数遭■■，■舌，年年不饱，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大吉利”。
又如，伯四五二二卷《宅经》中介绍的两种镇宅法：
第一条，宅舍遇街巷之镇宅法：用白石埋于地下七尺处；
第二条，要求迁官的特别镇宅法：“取来赤石一，悠长五寸，钱五文，阳宅埋丑地，阴宅埋未地，必迁官”；
另外，《宅经》中还有镇宅的药方，这种药方全部用各种石头配成。
《宅经》云：镇宅石还可以平息家庭纠纷：“妇姑斗争，取石重六十斤，埋门外，即罢”。此间，石块的颜色、重量都有严格讲究，这是汉至北朝期间所未曾有的。唐代人还发明了一种镇宅药方：“以白石、紫石之膏，加雄黄、朱砂、石硅 ，配为镇宅药。石函盛之，置中庭，以五色丝随埋之，深三尺。 ”白紫石膏再加上中药，还有一个埋没石函的仪式，在举行仪式的时候要念咒语。
显然，从敦煌文献中，我发现在唐初又在镇宅石的基础上发生了烦琐的变异。镇宅石的功能已扩大到去除疾病，防止家奴逃亡和遗失钱财，防止市买不利和制止饥荒发生，家庭和睦、祈求升迁等等。
这种变异，影响到了当代的泰山石敢当习俗，我们在泰山西麓的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二村了解到，至今有的人家，在制作了“泰山石敢当”之后，要在夜间用雄鸡的鸡冠血，拌上白芷和朱砂，涂在刻字上，并谓这样泰山石敢当才有威力，我认为这种供奉泰山石敢当的习俗，就是唐代风俗历史传承的结果。
从汉代出现最早的有关“石敢当”的文字，到目前出土最早的“石敢当”碑刻，石敢当习俗是由碑刻、镇石等不同表现形式同时存在的，而且在流变的过程中，它的功能更加多样化，由民间走向官府衙门，由单一的灵石崇拜到和巫术及其他民间信仰的结合。
三、石敢当习俗的变异阶段（五代——明清）
五代至宋朝末年，石敢当习俗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变异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人格化“石敢当”的出现和与各地民间信仰的进一步结合，主要有“石将军”说和“石大夫”说等。同时，在传播的过程中，石敢当习俗与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的风狮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门神文化等进一步结合，石敢当习俗内容更加丰富。
到了五代以后，石敢当习俗出现了人格化的倾向。
镇宅神石与人物“石敢”、“石敢当”合流而溶为一体，出现了“石将军”说。
历史人物石敢确有记载。《新五代史•汉本纪》记载：“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镇州朝京师，遇愍帝于卫州，止传舍，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槌侍高祖，以虞变。高祖与愍帝议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远拥高祖入室，敢与左右格斗而死，知远即率兵尽杀愍帝左右，留帝传舍而去。”可是明代的杨信民在《姓源珠玑》中则把“石敢”写成了“石敢当”，并说“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名，以捍居民。”这是有意地将历史人物向石敢当灵石靠拢。这个记载已完全将五代勇士石敢与石敢当灵石溶为一体，从而完成了镇石石敢当的人格化。目前，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南门石横三村一路口处，有一块古老的碑刻，材料是高约1米、宽约80厘米的一块自然山石，上面刻写“泰山石敢”几个大字，右边还刻有“坤门[此处为八卦中坤卦的图案]箭”字样，左边的刻写时间，已经难以辨认。这块罕见的碑刻，是泰山石敢当“石敢”人物说在民间流行的实物史料，碑刻中将八卦中的坤卦符号与文字结合雕刻的现象，是石敢当信仰与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结合，对于研究石敢当信仰的流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可知，在泰山东麓的莱芜羊丘山一带，仍有村民家中供奉“石将军”的神像并发现了刻有“石将军”的碑刻，在杨庄镇尚有村民复建的石将军庙。 这些都是石敢当信仰人格化的有力证据。泰山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泰山东部的杨家庄、羊楼南村、前县村村先后发现了手持四种法器的泰山石敢当变异造像，分别为：手持剑的石婆婆造像和手持枪、鐗、弓箭的石老爷造像，这些造像都是在明清时期制作的。对认识泰山石敢当在民间的变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敢当人格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石大夫”说，即说石敢当是一个有求必应，可以为人除病的神医。
石敢当演绎成“石大夫”是在明代，其信仰范围主要在泰山周边地区，这种习俗起源于泰山北麓的章丘，当时，“石敢当”已经和“泰山石敢当”融为一体，据清朝王士桢《古夫于亭杂录》记述：“齐鲁之俗，多于村落街口立石，刻‘太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而清代学者俞樾则认为“泰山石敢当”五字，“南中亦有之，而无医病之说。”上述两段记述说明：
第一，明代的齐鲁地区，泰山石敢当已经被人格化为“神医”广为流传，而其功能是“暮夜至人家医病”。第二，明代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泰山石敢当立石，但其功能与北方不同。
周郢先生对“石大夫”有所考证，他引用明代万历年间的《章丘县志》载：“东陵山下大石，高丈馀，有神异，不时化为人，行医邑中。嘉庆初，尝化一男子，假星命，自号石大夫。”证明了石大夫的民间信仰产生在明代的泰山附近。另外在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二《韩方》篇云：“齐东农民韩方，性至孝，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祷于孤石大夫之庙。”这则神话故事说明到了清代，石大夫信仰在山东非常普遍。
田野调查表明，人格化的泰山石敢当——“石大夫”信仰，至今在泰山附近仍有传承：证据一，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祝山之阳有一个小型的石大夫庙，现存清代石碑一方，证据二，在泰山区丘家店镇的旧县村，每年正月十六有万人爬旧县大桥的习俗，经过笔者调查得知，这也是“石大夫”崇拜的习俗。原来在旧县石桥的东头有一个石人老爷庙，每年正月十六有庙会，叫“石老爷会”，文革期间，庙被毁，庙会停，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附近村民自觉恢复庙会习俗，但因为庙已经没有了，于是人们就演绎成了“爬桥”，所谓“爬桥”实际上是在桥上走，在桥的两头是庙会，庙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是给小孩认“干爹”，即认那些面善的男性做自家小孩的干爹。这个干爹实际上是石大夫的代表，当地的村民也把石大夫称为“石老爷”。证据三，在山东省莱芜市雪野镇的潭龙山有新建的石大夫庙一座，香火十分兴盛。当地百姓说，在泰山东麓，莱芜北部到章丘一带，过去石大夫庙很多，这些庙都是形制很小的石头庙。
四、从“石敢当”——“泰山石敢当”，石敢当信仰的兴盛阶段（宋、金——民国时期）
起源于古老灵石崇拜的石敢当习俗，经过了历史的流变，到宋、金时期又与泰山信仰紧密结合，人们在“石敢当”前普遍地加上“泰山”两个字，变成了“泰山石敢当”， 标志着石敢当信仰进入了鼎盛时期。
以前我们在没有确实资料的情况下，一直认为“石敢当”——“泰山石敢当”是在明末清初，但是目前有实物资料说明，“泰山石敢当”的石刻形式至少在金代就存在了。
叶涛教授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带来的泰山石敢当石刻拓片的照片，这块石刻的年代是大金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是一块大金燕京易州涞水县（今河北涞水）一座尼姑庙“如意院”僧尼道一所刻的经幢，道一原籍范阳(今北京西南)，俗姓邢氏，其父邢师古，是进士出身，但“状季而逝”，她的母亲刘氏“端厚慈明”。在这块方型石刻的落款处除了时间外，还有她的七八个门人的名字，如恒运、恒均等。在碑刻的一侧有刻写此幢的原因，因字迹模糊，不能读通，大致意思是军队不乱军纪，使该寺秋毫无犯，事过后考其原因可能受到了神灵的保护，而这个神灵就是“泰山石敢当”，是它保护该寺免遭兵燹之苦，故尔立碑纪念。在泰山石敢当的下方刻写的小字“吉安”、“利镇”字样，上方的小字“元亨利贞”则和占卜有一定关系（“元亨利贞”从卦辞上看，想要“元、亨、利”，必须以“贞”为条件，内心必须坚贞，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否则不可能得到亨通。以人事来比拟，相当于“得道多助”）也是感谢神灵保佑的意思。
为什么在宋金时期人们在“石敢当”前加上“泰山”两个字呢？我认为这与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封禅泰山时，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有关，以后封建帝王从国家制度方面对泰山的封禅活动就完全终止了，但是这次封禅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民间对泰山女神的崇拜高潮的到来。另外，金代对泰山的崇拜有增无减，直接的证据是金代曾经在徂徕山的太平顶建立“护国感应侯祠”，说徂徕山的山神护国感应侯是专门为泰山的碧霞元君看护后花园的山神。这样就把金人在泰山上所树立的山神，纳入了泰山的神学系统。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泰山石敢当拓片，就是对金代泰山崇拜的一个有力证明。
虽然现在已经可以证明，泰山石敢当的出现最晚是在1146年，但毕竟是孤证，从“石敢当”过渡到“泰山石敢当”的最兴盛的时期还是在明清到民国时期。
在国内外的传播中，“石敢当”和“泰山石敢当”是同时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石刻，如“泰山石敢挡”、“泰山在此”等。清代以来，在泰山周边还出现了祭祀石敢当的庙宇——“大夫庙”，同时存在庙会——“大夫会”，尚有利用石敢当的原形制作年画者；关于泰山石敢当的神话故事，大量存在于以泰山为中心的风物传说中，在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与此同时，泰山石敢当除了在中国广大汉族地区传播外，还传播到我国更广大的地区，主要形式有：从明代以来，泰山石敢当习俗与东南沿海地区所流行的“风狮文化”相结合，出现了在“风狮爷”（即石狮）身上雕刻泰山石敢当的习俗，这种现象在福建、台湾、澎湖等地比较流行，而在广东的湛江等地，则流行在石狗上面刻写泰山石敢当；在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流行在木制或者铜制的门神“吞口”上刻写泰山石敢当；同时，泰山石敢当还飘洋过海，传到了我国的台湾、澎湖等地，台湾人民对泰山石敢当情有独钟，他们称泰山石敢当为“无声的保镖”。目前在台湾的金门、台北、云林县等地，参观古代的泰山石敢当碑刻是一个重要的旅游项目；在日本，泰山石敢当信仰至今非常普遍，日本的石敢当碑刻的内容有：“泰山石敢当”、“石敢当”、“石干当”、“石岩当”、“石垣当”、“朋石敢当”、“石将军敢当”、“泰魁石当”、“山石敢当”等。日本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石刻在宫崎县，立于1689年。日本拥有泰山石敢当最多的是鹿儿岛县，共有502块。其中有一处泰山石敢当刻有中国清帝的年号“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癸丑”，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统计，日本全国的石敢当雕刻遗存总共有645块。日本的石敢当是通过琉球传播的，台湾东吴大学文学院的民俗学家鹿以鹿教授认为，日本的泰山石敢当有两条传播线路，一条是由中国大陆传到琉球，再由琉球传到日本列岛。另一条线路是，通过澎湖列岛经过琉球传入日本。中国大陆学者鲁宝元的研究则证明，在明朝初期的洪武年间，中国向琉球派遣的移民，即所谓“闽人三十六姓”，把“石敢当”信仰带到了琉球，清代“泰山石敢当”也传入了琉球，当时为了避琉球王尚泰的名讳，在琉球的泰山石敢当被写成了“山石敢当”，这些写法后来也影响到了日本。
民国时期，泰山石敢当信仰在国内非常普遍，20世纪２０年代邓尔雅曾深入广东农村做过实地调查，他写道：“粤俗随地有泰山石敢当石刻，大抵其地有鬼物为祟，或堪舆家以为形势而弗利居民，借此当煞气耳”。至今，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等地仍能看到泰山石敢当的影子。
“石敢当”发展到“泰山石敢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与明清时期泰山民间信仰的普遍性密不可分。泰山的祭祀一直存在官方祭祀和民间信仰两大内容。官方祭祀是指历代帝王的封禅大典和官方对泰山的祭祀活动，封禅大典在宋代以后就终止了，元、明、清三朝主要是由皇帝或者由皇帝的代表对泰山进行祭祀活动，这就意味着泰山作为一个政治山的地位在不断削弱。而与此同时，民间的泰山信仰却不断高涨，主要表现有三方面，一是东岳大帝的信仰更加普及。明清以来，全国各地修建了难以数记的“泰山行宫”——泰山岱庙的分香机构。如今天尚存的河南省新乡市东关的东岳庙、山西省蒲县城东20公里柏山之颠的东岳庙以及北京朝阳区的东岳庙都是规模宏大的古庙宇。除了占泰山行宫集中的中国北方地区外，南方省份也为数众多，根据田承军的研究，仅江苏省有记载的东岳庙有330处以上，浙江省有200处以上。二是泰山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的民间祭祀的普及。宋代兴起的泰山老奶奶信仰，在明清时期更加风靡天下，泰山老奶奶在民间被视为有求必应的女神，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修建碧霞行宫蔚然成风，各地的数量难以统计。三是民间的泰山香社更为活跃。泰山香社，是指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以到泰山朝拜为结社目的的民间信仰组织。叶涛先生认为泰山香社是泰山信仰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与泰山自然崇拜和泰山神灵信仰密切相关，是民众自发组织的到泰山朝山进香的民间信仰团体，泰山香社深受两汉以来佛教组织的影响,兴起于五代两宋时期，繁盛于明清，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认为是明清之际泰山民间信仰的发展，促使了由“石敢当”到“泰山石敢当”的转变。在民间泰山信仰的发展中，在许多地区作为镇石和在部分地区作为人格化神灵信仰的“石敢当”，因为它本来与泰山有着很深渊源，所以就被广泛的加上了“泰山”二字，这样在民间主生、主死、有求必应的泰山就与具有镇宅、厌殃、消灾、弥难、保佑平安等功能的石敢当结合在了一起。石敢当习俗借助泰山的声威，更加被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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