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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李世民巡遊到山西，特意到山西晉祠去了一趟。山西晉祠是他和他父親一起祝禱，起兵反隋的地方。
這一年，李世民已經接近五十歲了，眼中看到晉祠這般光景，不禁感慨萬千，想起年輕戎馬歲月，與父親一起建立不世功勳的往事，崢嶸歲月，戎馬倥傯。於是，李世民便在晉祠揮筆寫下了那幅中國歷史上第一塊行書刻碑作品——《晉祠 溫泉銘》。
然而，或許令唐太宗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曾經標記這塊碑石存在於世的拓片，卻在一千年後，帶著頗為“屈辱”的姿態，被掠奪到了海外，現存於法國博物館裡。
這塊曾經見證太宗皇帝建立一生不世功勳起點的拓片，卻也見證了晚清時期的敦煌，一段屈辱而又讓人無可奈何的傷心往事。
二
同樣在繁盛的唐宋時代，也同樣是在一個堪稱強盛的國家，毀滅藝術的災難不是沒有。
清人王昶曾在他的金石學著作《金石萃編》中，援引明代大文人解縉的著作《春雨集》中一段關於唐代碑帖《化度寺》的記載：
慶曆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塔銘稱，嘆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石失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裡第賜書閣。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榻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
這段話較為完整的描述並且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今天看到的《化度寺》是如此的模糊不清。
北宋慶曆年間，一個有才學的地方官，看到南山佛寺中，《化度寺》碑石就這樣隨隨便便的被當作普通石頭，他是個懂行的人，所以一見到這塊碑石，便大加讚賞，對佛寺的僧侶說，這塊碑石裡面有寶貝，讚歎他的藝術價值。但是佛寺僧侶一心只聽到了石頭裡面有寶貝，等這位地方官走後，就迫不及待地敲碎石頭，尋求寶物，結果什麼什麼都沒有，他們大失所望，將石頭丟棄在寺廟後面。
過了幾天，這位地方官再次來到化度寺，見到碑石不存在了，連忙詢問緣由，僧侶就實話實說了，等到這位地方官見到被試的時候，已經殘破斷成三部分了。
有意思的是，這塊碑石雖然在北宋遭到了毀壞，卻在很早的時候，就留存有一段完整的碑石拓片。但是很不幸，這塊碑石拓片當時被發現在敦煌，而現存於世的《化度寺》清晰拓本，也被永遠收藏在了法國國立博物館中了。
據說，帶走這批拓片的法國人，還曾經把他們拍攝的照片寄回中國，就這樣，文物沒有了，只留下幾卷照片，頗讓人感到諷刺。
三
晚清著名學者、國學大師陳寅恪曾經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這樣一句話，而這句話，也被當作一個恥辱的縮影，它精煉而又準確的概括出了當時一眾文物悲慘的命運和下落，同時也是中國眾多散失文物命運起伏的縮影：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最早的發現者，是當時的道士王圓籙。但是說他是道士，倒不如說他就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老農民、一個底層人物，一個普通生活中我們隨處可以見到的人罷了。
一次偶然的機會，王圓籙決定清理他當時所在寺廟的積沙，無意中，他僱傭的手下發現了敦煌藏經洞這塊文物寶庫。
我想，就算是當時愚昧無知的王圓籙，他都能隱隱察覺到這座藏經洞的價值所在，為什麼當時的士紳大夫卻對此不管不問？
事實上，王圓籙在發現藏經洞後，不是沒有作為，而是四處活動，向各種可以鑑定、賞識這批文物的高官貴人尋求幫助，但是他們都沒有施以援手，即便是最後真的有心想要保護這批文物的人，也最終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落實。相反，他們當時不少人還譏諷王道士，嘲笑他手中的經卷不如自己的書法好。
後來，王圓籙接觸到了外國人，這一切，就成為了他被釘在歷史恥辱柱的開始。但是，王圓籙在被後世的人指責的同時，那些冷漠、和他一樣愚昧的士大夫，為什麼就能逃過一劫呢？那些道臺、巡撫、士紳，他們就比王圓籙高明很多麼？
實際上，並沒有。
四
蘭登·華爾納(Landon·Warner)，這位被貼上敦煌“盜賊狂魔”的美國人，卻在他給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展現了他另外一面形象：
在這些可愛的佛像臉上，有幾個被塗寫著俄國軍隊的編號。從一個宣講蓮花經的坐佛口中，噴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話……我的任務是，不惜粉身碎骨來拯救和保存這些即將毀滅的任何一件東西。若干世紀以來，它們在那裡一直安然無恙，但現在，它們的末日即將到來。
在這段記載中，一個盜賊形象已經消失，儼然變成了一個和對文物保護和熱愛的文物工作者。我不知道這是否是華爾納本人自我的洗白，但是華爾納當時所記載的俄國人破壞的行為，確實不爭的事實。
1922年，民國政府安置了近500名白俄流亡者在敦煌，但是這些白俄流亡者卻對敦煌造成了最為嚴重的破壞，大量的壁畫被破壞殆盡，燒火做飯的煙，燻黑了敦煌美麗的壁畫，而直到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一直是當地民眾養豬的地方。一個在藝術上有所此成就，在文物上有如此價值的敦煌，就這樣被各種勢力、各色人物蹂躪了幾十年。
五
陳寅恪在《金明館叢稿二編》談到敦煌時候，確實說了那句著名的話，但是這句話並不是陳寅恪的原創，而是他引用並且批駁的話語：
“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即秘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餘軸，蓋當時唾棄之剩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是說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請舉數例以明之。……倘綜合並世所存敦煌寫本，取質量二者相與互較，而平均通計之，則吾國有之八千餘軸，比於異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今後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
在這段文字中，陳寅恪先是引用了一段別人的話，這段話中的一開始，就含有“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此句，但是陳寅恪在這裡展現的，卻不是一個傷心者，不是一個滿腹悲怨的人，相反，他在這段話中表現了相當大的冷靜態度。
他認為，敦煌藏經洞大部分文物雖然已經被各種人以各種目的帶走了，但是存留的八千卷殘本仍然不能就斷定一點價值都沒有，如果能夠好好利用，也不一定比那些被盜走的文物所發現的價值要小。
實際上，事實也正是如此。作為一個理性的人，文物散失是不可以挽回的事實，再加上當時的民國政府並不是很重視，所以學者們如果真正想要“亡羊補牢”，最好的辦法就是好好保管，仔細研究，從這八千卷中獲得有益於學術的東西。
但是，這只是陳寅恪的一廂情願，實際上，無論是當時的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抑或是軍閥，就連著八千卷也難以妥善保存。羅振玉等一批學者是比較早開始重視此一批文物的人，他們當時建議清政府加緊運送文物進京，結果不僅一路上文物丟失過半，而且抵京後很快被士紳大夫瓜分完畢，為了收藏方便，過長的長卷被撕毀，文物被草草的處理。更不用說軍閥混戰時期和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破壞了。
我們從敦煌得到了什麼？殘垣斷壁？還是一堆經人挑選、廢棄不收的故紙堆？
六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句被廣為流傳的話，實際上也有著重重複雜的歷史姿態。這句一度被誤以為是日本人藤枝晃囂張之口講出的話，卻是一位國人首先說出的，他就是當時接待日本學人的南開大學教授吳廷璆，他在1981年，主持並介紹藤枝晃舉辦敦煌學講習班時講了此話。
當然，他的用意無疑是好的，80年代還是一個剛剛思想開化的時代，很多人對敦煌和古老的傳統依然抱有重重的警惕和誤會，而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激勵當時的中國人研究敦煌學術的精神。
但是，這句話卻也是當時的事實，敦煌學在日本以及國外研究成果豐碩，尤其是他們將絲綢之路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完整詳細的展現了當時絲路沿線文化的發展脈絡。
實際上，造成如此尷尬局面的原因，除了要從當時歷史的國家實力上找原因之外，還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藝術教育、文化理念相聯繫起來。
正如我們在前面談到唐宋時期，《化度寺》碑石從一開始被丟棄不重視、到最後眾多寺僧砸毀碑石求寶的過程，這展現了我們這個民族某些固有的特質，傳統國人重視實用、尚實際功力的心態就展露無遺了。
在當今文化語境中，我們常常還可以聽到這樣的言論：
藝術到底有什麼用？文科有啥用？文化、文物除了浪費保護、維修的費用，他的真正價值在哪裡？
當年在網上抱怨文化、文藝無用的是他們，後來聽到八國聯軍侵華、搶奪文物而氣憤的也是他們。
造成這樣難堪局面的原因，難道不正是對於文化和文藝的冷漠嗎？難道不是我們本身缺乏一種超越感、只是看到現實利益、眼前實用心態的表現嗎？
敦煌直到1944年之前，都是當地民眾給養豬的地方，那些養豬的民眾，他們或許不知道，但是當時和王道士有所接觸的士紳呢？他們看中的是什麼？我們在指責盜賊的時候，他們何嘗不是盜賊的幫兇？
七
如果說敦煌真的是“吾國傷心”之地，那麼我想，不是敦煌讓人傷心，是當時的各色人等傷了“敦煌”的心。
松風閣書法日講
關於敦煌藏經洞，有避難說、圖書館說，考古學家根據經卷成色，認為“廢棄說”更為可信。
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主持王圓籙道士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密室，洞內滿是佛教經卷等文物，計有5萬餘件。這就是後來孕育出“敦煌學”的莫高窟藏經洞，但在當時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當時八國聯軍攻佔大沽炮臺，正在大踏步進攻北京。帝都權貴惶惶如喪家之犬，哪裡還顧得上西北荒漠裡的一座石窟？
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同時出賣了藏經洞。接下來的三四十年時間裡，從英國的斯坦因開始，法國人、日本人、俄國人、美國人先後來到敦煌坑蒙拐騙，從莫高窟盜走大量經卷，連彩塑和壁畫都沒有放過，對中國文化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日本人甚至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是什麼人、出於什麼目的將如此浩繁的經卷文書密封在山洞裡？有避難說、圖書館說，考古學家根據經卷成色，認為“廢棄說”更為可信，即所藏為廢棄不用的經文。因為古人有“敬惜字紙”的傳統美德，不像我們四處隨手亂棄，而是將其封存起來，沒想到千餘年後成為解讀過去的一把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