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首屈一指的謀略家，主要原因就是他成功地找到了獲取和制訂謀略的秘訣。這個秘訣就是調查研究，總結經驗。調查研究、總結經驗，這八個字看似簡單淺顯，實則奧妙無窮，因為它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感性與理性、現實與歷史、個人與群眾的內在關係問題。有了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這兩條，毛澤東就突破了個人才智和個人閱歷的侷限，而步入了一個無限廣闊的天地。在這個天地裡，他可以向實踐尋求答案，向群眾尋求方法，向歷史尋求借鑑，從而為自己開掘了無窮無盡、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
在本世紀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以其卓越才能與蓋世功勳在全球範圍內確立了世紀偉人的崇高地位；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儘管聖賢偉人頻繁登臺，英雄豪傑層出不窮，但堪與毛澤東比肩者，寥若晨星。
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毛澤東時代結束了。然而，這並不妨礙人們對毛澤東的濃厚興趣，毛澤東依然為人們津津樂道，簡直成了經久不衰、永不枯竭的話題。這大概是因為人們普遍懷有仰慕英雄的心理，還因為毛澤東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他的身軀裡蘊藏著說不完的關於那個時代的故事。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智慧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之所以能開闢一個新時代的奧秘之一。毛澤東的雄才大略、神機妙算所折射出來的智慧之光，至今仍五彩斑瀾，熠熠生輝。它給後人的啟迪是永久性的。這或許是人們對毛澤東津津樂道的又一個原因。
智慧的作用是神奇的。許多看起來困難重重的事，施之以智慧，便迎刃而解。許多變不利為有利、化腐朽為神奇的事例，也是智慧使然。難怪戴高樂將智慧視為領袖人物所必備的首要品質。
智慧是無所不在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科技、文化、人生等各個領域，無一不是智慧的馳騁用武之地，大到安邦定國的偉業，小到雞毛蒜皮的瑣事，要做好都離不開智慧。
毛澤東的智慧和才華是多方面的，以致我們可以給他冠以諸多頭銜，如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理論家、外交家、書法家、詩人等等。其智慧運用的領域之廣，是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的。但毛澤東的主業是政治、軍事兩項，相應的，其智慧也主要體現在這兩個領域。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弱小和劣勢地位，這是毛澤東施展智慧的基本立足點。
從這個立足點出發，毛澤東政治智慧的根本追求就是爭取大多數群眾，團結大多數群眾，進而依靠大多數群眾，使中國共產黨變得強大起來。為此，他提出變“謀之上”為“謀之下”;做“農民運動的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種種戰略、策略方針。這些政治智謀的實施過程，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由若變強的發展過程。在共產黨內部，毛澤東為爭取和鞏固對黨和軍隊的領導權，也同樣採取了爭取大多數、依靠大多數的策略，並且屢試不爽，招招成功。
毛澤東軍事智慧的根本出發點是以弱勝強，以劣勝優。為達此目的，他極力強調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力求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戰果，堅決反對死打硬拼。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毛澤東摸索出許多以弱勝強、以劣勝優，以小代價換取大戰果的巧計良方。如：避實擊虛，先打弱敵;示南形北，聲東擊西;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打游擊戰;打持久戰;打運動戰;打人民戰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雙管齊下;寬待俘虜，瓦解敵軍;等等。這些戰略戰術的靈活運用，便造成了壯大自己，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最終徹底打敗敵人，奪取全國政權的結局。
敵優我劣、力量懸殊的客觀環境往往迫使毛澤東更多地以智謀與敵人周旋，千方百計地以巧取勝，而不是簡單行事。以長征為例，那時蔣介石手中握有數十萬至上百萬大軍，而毛澤東麾下只有3萬餘人。蔣介石自恃兵多將廣，對紅軍簡單地採取了圍追堵截的老辦法，機械而笨拙。毛澤東則沒有簡單地與敵人死打硬拼，而是採取了走、打、變、詐的應敵戰術。走，就是牽著敵軍走，造成敵軍精疲力竭，兵力分散，弱點暴露;打，就是尋機殺個回馬槍，打痛打怕敵軍，使它不敢放膽尾追;變，就是敵變我變，以變制敵，使其一次次圍殲企圖破滅；詐，就是兵不厭詐，聲東擊西，以佯攻、佯動迷惑敵人，造成其判斷和處置錯誤。走、打、變、詐的結果，幾乎將蔣介石“玩弄於股掌之上”，使他暈頭轉向，洋相百出。這個事例說明，智謀常常是迫不得已的產物，是環境逼出來的，是壓力壓出來的。這個道理至少可以部分說明，在國共兩黨兩軍的較量中，何以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智謀較多且高出一籌。
作為一位領袖人物，毛澤東在領導的方式方法上也卓有建樹。未雨綢繆、預見在先，把握全局、照顧全面，狠抓要害、果斷決策，知人善任、用人所長，調查研究、總結經驗，這是毛澤東實施領導的重要經驗和特點。
毛澤東的智慧給人的最大感覺是雄才大略、氣魄非凡，這是毛澤東的個性特點及其所處地位在智慧上的體現，也是毛澤東的智慧不同於他人之處。“老子不信邪”是毛澤東常說的一句話，事實也的確如此。每逢重大歷史關頭，毛澤東常常敢於頂著巨大壓力，冒著極大風險，謀驚天動地之計，出力挽狂瀾之策。
如土地革命戰爭中領3萬紅軍反擊10倍之敵的“圍剿”；長征中率3萬紅軍衝破40萬敵軍之合圍；抗日戰爭初期指揮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日軍後方，開闢敵後戰場；1945年8月親臨重慶，作虎穴之行，赴鴻門之宴;解放戰爭初期統率120餘萬人民解放軍奮起反擊400萬國民黨軍，實行自衛戰爭；建國初期作出兵朝鮮之決策，在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面前橫刀立馬；等等等等。這無一不是非凡勇氣與深思熟慮相結合的產物，與其稱為智慧，不如叫它膽略。可見，雄才大略不僅需要以智慧為基礎，而且需要膽魄與意志的支持。
人們常常將毛澤東與周恩來進行比較。有人說，毛澤東在宏觀決策上比周恩來更有辦法，而周恩來在微觀決策上又比毛澤東更為在行。這種說法看似不無道理，實則並不盡然。深入研究毛澤東的智慧，我們就會發現，宏觀決策固然是毛澤東的長處，而微觀決策也並非其短處。紅軍時期，毛澤東直接帶兵打仗，無論在戰略上，還是戰役、戰鬥上，都表現了卓越的才智。抗戰初期，他對於八路軍的出兵時機、出兵方向、兵力部署和作戰方式，都直接指揮，周詳備至。
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不僅制訂了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總原則，還提出了先斬後奏、先奏後斬、斬而不奏、不斬不奏四個可操作的策略原則，這就把獨立自主的總原則具體化了。對於抗日遊擊戰爭，毛澤東既從理論上高屋建瓴地闡發其戰略地位，也從實踐崐中歸納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作戰指導方針，甚至對游擊戰的基本戰術——襲擊，也作了專門的論述。
凡是讀過毛澤東《論襲擊》一文的人，對於他這樣一位戰略家如此深入細緻地探討游擊戰術，大概都會感到驚奇。再如朝鮮停戰談判，毛澤東實為我方幕後總導演，對談判的每一個細節都高度重視，甚至對在什麼時機，以什麼方法，提出什麼條件，在對方作出反應後，以何種處置予以答覆，都發出了詳細而正確的指令。可見，毛澤東也是極長於微觀決策的，只不過領導全局的責任和個人精力的有限，使他不可能將注意力過多地用之於微觀決策罷了。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毛澤東都堪稱傑出的謀略家。
讀者也許會問，毛澤東為什麼能成為一個大謀略家？僅僅是因為他富有智慧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毛澤東的成功實踐告訴我們，要成為一個大謀略家，單單依賴智慧是不夠的。正如上文所述，謀略還需要膽量、意志和毅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謀略家還必須找到獲取和制訂謀略的正確方法和渠道，這一點至關重要。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首屈一指的謀略家，主要原因就是他成功地找到了獲取和制訂謀略的秘訣。這個秘訣就是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毛澤東曾經對人說：
【“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 】
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
【“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
這兩句話恐怕是毛澤東一生最大的心得，也是他能夠成為大謀略家，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經驗之談。
調查研究、總結經驗，這八個字看似簡單淺顯，實則奧妙無窮，因為它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感性與理性、現實與歷史、個人與群眾的內在關係問題。有了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這兩條，毛澤東就突破了個人才智和個人閱歷的侷限，而步入了一個無限廣闊的天地。在這個天地裡，他可以向實踐尋求答案，向群眾尋求方法，向歷史尋求借鑑，從而為自己開掘了無窮無盡、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
具備了出類拔萃的聰明才智和意志品質，找到了獲取智慧的根本方法，投身於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運用和施展智謀，毛澤東就是這樣成為一個傑出的智慧者和大謀略家的。這對於後人，是一個激勵，更是一個啟示。
【林治波，人民日報社四川分社社長、蘭州大學新聞傳播。本文是作者為《毛澤東的智慧》一書撰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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