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我的夢
李 鏖
我做夢都想上大學——這是因為我從小就喜愛文學家、科學家、軍事家，並希望長大後能成為一名作家、教授或將軍……而要想實現這些夢想，是需要掌握高深知識的；要掌握這些高深的知識，就必須上學、上學，直至攀上文化知識的金字塔……
遺憾的是當我1966年小學畢業時，正趕上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雖然我曾趕去棗莊一中參加升學考試，並取得優異成績，怎奈又趕上全國各類學校停課鬧革命……待我升入一中讀初中時，已是1968年的春天，沒有課本和作業，當然也就沒有了考試和評比的機會；況且不足兩年，即於1969年10月拿到了“初中畢業證書”。
雖然我也參加了升高中的“考試”，品學兼優，可形勢如此混亂，心想考上高中又能學到什麼東西呢？我實在是心有不甘，思忖良久，即於1969年12月12日奔向了軍營——那裡可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也是造就將軍的好地方。那時正值中蘇交惡，珍寶島戰鬥的硝煙仍在瀰漫，將軍夢在我心中悄然升騰，卻沒有機會上前線。
1976年初我從部隊復員歸來，隨即參加了“嶧城區第一期理化教師培訓班”，有機會系統地讀了幾個月的書，結業後即被留在嶧城區文教局工作。不久“文革”結束，但1976年的工農兵推薦上大學仍然如期進行，我想去上大學，可被局領導好心地留下了——其實，即便大學畢業，也未必能留在文教局工作，因此也就心安理得地留了下來。
1978年，國家恢復高等院校函授教育，山東曲阜師範學院率先辦班，在全省各地市招收五年制高等函授學員（包括專科生升本科），並且在各地市教育局設立函授處。嶧城區文教局高師函授站應運而生，而且局領導對我厚愛有加，責成我負責函授站的工作。至此，使我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函授站主要職能負責全區函授學員的學籍管理，組織帶領學員參加曲師院舉辦的函授講座，每年兩次，每次45天；代曲阜師範學院發放函授教材，並代收教材講義費及其管理費；組織帶領學員參加考試，每年兩次，不及格者還要進行補考。先後開設的主要專業有中文、政治、歷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英語等。授課的地方，先是在棗莊師範的鐵樓和天主教堂，後在棗莊師專（俗稱蘋果園）教師培訓學校，最後選定在棗莊八中大會堂。
1980年初，我終於有幸參加了曲阜師範學院高等函授中文專業招生考試，並以優異成績而成為正式中文函授學員。當我領到一大摞的函授教材（計有：《古代漢語》（4冊）、《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6冊），《漢語語法修辭》、《邏輯學》、《文學理論概述》等）時，我的心情是十分激動的——我終於可以系統地學習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史知識了。（其後幾學期又領到了《歐美文學史》、《外國文學作品選》4冊，《中國文學史》4冊、《文學與寫作》等十多種）。自此起，我每天的工作竟繁忙起來——除了處理函授站（全區近百名函授學員）的正常工作外，業餘時間全部投入到中文專業函授學習——正如文學大師（高爾基）所言：對於讀書，“我像一個飢餓的流浪漢，撲在了麵包上……”不，應該說一匹飢餓的狼，撲在了一隻野兔上。又像一位初學游泳的體育健兒，躍向浩瀚的大海——雖然有些膽怯，畢竟搏擊已經開始。
為了配合我的函授學習，我曾央求我的兄長，從連雲港書店購買了《二十五史》、《資治通鑑》、《四書五經》及《二十二子》，央求在全國總工會工作的老同學楊百兆從北京王府井書店購買了《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外歷史年表》、《中國通史簡編》及《綱鑑易知錄》等二十多種文史哲書籍，加之原有藏書《四庫全書精華》及古今小說等八千餘冊，可供學習參閱的史料已有近萬卷。
如果說舒心的學習還較輕鬆，那是因為品味了知識的甜蜜。很快，舒心的輕鬆突然變得緊張起來——1981年初，突然接到曲阜師範學院的通知：曲阜師範學院高師函授教育作為全國首批辦學單位，已獲得國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學員一經嚴格考試成績及格者將獲得正式學員畢業證書，即可作為第一學歷……於是曲阜師範學院對所有在籍學員進行更嚴格的管理，包括學籍、授課內容、考試管理、畢業考試等，均按照國家教育部頒佈的教育規程施行——特別是嚴格考試，不及格者決不頒發畢業證書。這意味著函授教育同樣納入國家正規教育管理，以便培養出名副其實的大學本科學子。
於是乎，由曲師院函授部派來的朱光燦、徐文鬥、竹山、繆文華、李永莊、馬國雄、徐振貴、趙傳仁、張元勳、範歐金、谷輔林、劉振東、張忍讓等教授們前來授課。他們的傳道授業不敢有絲毫的馬虎；而前期由棗莊函授處聘請的王希文、錢賢成、鮑延毅、王牧天等輔導老師答疑解惑更是認真負責，精彩的講解如饕餮盛筵，讓我們享受多多。
如果說在陽光下的讀書是愜意的，那麼在一百多米的地下世界吟詩作詞又將是何滋味——1982年，我調入棗莊七一煤礦，在一百多米下的煤海深處，當上了一名掘進工人，同時又是一名高師中文函授學員。這一雙重身份讓我多少有些尷尬——一邊是混身煤黑手持風鑽的煤黑子，一邊又是衣著素淨潛心默讀的白面書生，這一上天入地、心懷熾熱的赤子形象，足以讓匠心獨運的文學鉅子們琢磨一番。
的確，華堂亮窗下的讀書是愜意的，而“鑿壁偷光”、“囊螢映雪”的苦讀也最感人，可是在一百多米煤海深處的自學讀書已是不可能，也是煤礦安全生產製度所不允許的。於是我只能將朗聲讀書變為默誦，或自言自語，默想著另一個文學世界——七一煤礦井深127米，斜井坡道長達280米，每天的上下井（特別是又累又餓的上井）總要大汗淋漓，氣喘吁吁。每當疲憊至極時，我便大聲朗誦：“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或朗誦李白的《蜀道難》：“噫籲嘻！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嘆。”當然也要朗誦幾句李白的《行路難》來激勵自己：“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於是我便一鼓作氣衝到了井上，又回到了陽光燦爛的人間天堂。
即使是在井下勞動之餘，每當工友們啦騷呱排解勞累寂寞後，我便給他們講誦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或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或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工友們總會開懷大笑，似乎忘記了眼前的勞累和落寞。當然還是郭沫若先生的抒情詩《爐中煤》，更貼近我們煤礦工人的生活。其詩曰：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該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該不嫌我黑奴鹵莽？
要我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樣的心腸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棟樑，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見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從重見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鄉。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棗莊八中創辦於1952年，原名薛城中學，校址位於西倉孫家大院，1956年改稱滕縣二中，1960年改稱棗莊市第八中學。1965年與原棗莊市農業職業學校互換校址，遷來薛城火車站西側的蟠龍河畔。1980年，曲阜師範學院棗莊函授處、山東電視大學棗莊工作站一併遷來棗莊八中。我們的函授學習（包括授課、考試、會議）均在此高等學府進行。每年寒暑兩季的面授學習緊張而繁重。學員除認真聽講記筆記，晚自習還要挑燈筆耕。偶有閒暇，我便於薄暮時分，邀約學友賀安華、華敬泉、孫晉連等老師，一同走出學校，或跨越薛城火車站，沿津浦鐵路南行至“臨城劫車案”舊址，感慨棗莊薛城的區位優越和交通便利——南控運河，北枕沂蒙，左有萬畝石榴園世界之最，右有千頃微山湖荷香之美；或經薛城焦化廠門前，西去蟠龍河畔徜徉北去，瀏覽古薛風光。一如我友薛朋所言：“遠眺奚公山，海拔不高，卻因奚仲造車而鍾靈；俯瞰蟠龍河（古薛河），流域不長，因匯微山湖而毓秀。蓋因古薛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仁人志士，英賢輩出。他們或憑腹內錦繡，或運胸中玄機，或逞口舌之辨，或倚武力之雄，得以功成名就，名垂青史。奚仲造輪轂而走車輿；仲虺作誥諭而成國策；焚券市義，馮諼助孟嘗以營三窟；伏案挑燈，萬章著《孟子》而成七篇；脫穎而出，毛遂奮威而屈強楚；繁縟為序，叔孫制禮而尊漢高……”
賀安華老師曾說：“薛城真是個好地方，不但有名山大川，還有造車鼻祖奚仲故里”。華敬泉老師附和道：“古時候的薛城可不是現在的薛城。位於官橋、張汪間的古薛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實古薛國的發源地最確切的地方是在千山頭下的古奚邑，即今天的奚村。《左傳·定公元年》記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都是說的奚村這個地方，所以奚仲和仲虺死後，均埋葬在奚村（古奚邑）附近”。孫晉連老師認為：“棗莊文化的源頭在薛國。從北辛文化遺址的出土，到奚仲造車的記載，乃至前掌大文化遺址的發掘，均見證了古薛文化的悠久和厚重”。這更讓我們感受今天能在棗莊古文化的濫觴之地怡然自得地讀書學習是多麼的榮耀和幸福。
我曾讀過《尚書》和商湯左相的《仲虺之誥》，讀過二十四史、《孟子》、《荀子》和《墨子》諸篇及叔孫通的《禮儀二十六款》，讀過賈三近的《聖明新政，乞崇渾厚，以養君德疏》、《天柱山重修佛母塔文筆峰記》和褚德培的《史諡策》、《惟大人為能格君》等，故而得知我們棗莊地區（特別是古薛大地）不但有造車鼻祖、誥文化鼻祖、科技大師，而且還有思想家、哲學家和禮儀文化學者。古薛大地真可謂人才輩出，包羅萬象……
——好在下井的日子並不長——我在地下世界僅僅過了22天，礦領導愛惜“人才”，便將我從井下調到了礦政工科，並讓我著手籌備成立七一煤礦工會委員會。1984年七一煤礦工會宣告成立，我有幸當選為礦工會主席。從此，工會工作與函授學習一肩挑，工作學習兩不誤。
為著不影響學習和迎接考試，我必須按照規定在有限的時間內讀完和領會大量的史料內容。最緊張時已是身不離書、書不離身的——就連參加市區會議也要隨身攜帶學習書籍，也曾因帶領礦級勞動模範赴京滬蘇杭旅遊，而將所學資料帶進杭州西湖的華僑飯店和北京近郊的香山賓館。至於東海漁村，西疆竹樓，亦曾留下我讀書的身影。
1985年6月，當我捧回紅彤彤的“曲阜師範學院畢業證書”時，竟連與我朝夕相處的工友們都感到驚奇：“李鏖什麼時候參加的函授學習？整天見他東奔西忙，雲裡霧裡神龍見首不見尾，而今竟然拿到了大學本科畢業證……”其實他們哪裡知道，就在他（她）們一家人圍坐在電視機旁品嚐美味佳餚，盡享天倫之樂時，或與心上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時，或偕親朋好友乘節假日漫遊風景名勝時，而我卻一個人蟄居在煤礦三樓辦公室內，潛心研讀聖賢書，筆耕不輟走蛟龍——五年的時間裡，我曾讀書近千冊，筆記300餘萬言，桌旁堆放的作業筆記高達1.5米，竟然連我自己也感到驚奇——這多年，我失去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並不重要，可她終於圓了我的大學夢——就在我拿到畢業證書不久，曲阜師範學院被國家批准升格為“曲阜師範大學”，而且我也被通知到市區人事部門辦理了轉幹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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