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螺旋》張嘉璈 著 于傑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10月)
楊濯/文
1948年8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與“行政院”會議先後討論通過幣制改革方案，並由蔣介石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停止發行已急劇貶值的法幣，改為發行金圓券。
國民政府希望通過幣制改革來挽救其財政經濟危機、遏制物價瘋狂上漲、強制收兌民間金銀外幣、維持日益擴大的軍費開支並避免統治區社會經濟全面崩潰。但金圓券的發行，卻未能阻止反而惡化了通貨膨脹。
70多年過去了，我們通常能接觸到的歷史研究，基本上將國民政府治下晚期的惡性通脹作為其政治上腐朽、寡助、崩壞的證據進行解讀。張嘉璈曾在民國先後任中國銀行總經理、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及交通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兼中央信託局理事長等職。1958年，正在美國任教的張嘉璈出版了英文論著《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試圖從西方當代經濟學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理論、財稅理論和貨幣理論視角出發，對1939年至1949年間“困擾並最終葬送國民政府的通貨膨脹現象背後的基本經濟狀況”，進行詳盡細緻的梳理、回顧與闡述。
張嘉璈以十年間通貨膨脹現象為切入點和觀察點來理解人們的動因、選擇與行為，進而力圖解釋歷史呈現的面向、指向與走向。可以說，國民政府財政稅收和貨幣金融體系轉軌及政策變革的受限、失誤與潰敗，直接導致了經濟體系與政治體制的徹底解體。
財政稅收束手無策
張嘉璈指出，“如果不解決……那些（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基本問題，通貨膨脹現象就很難遏制。”他認為，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隱患要遠遠大於發達經濟體的通脹隱患。如果價格統制、擴大稅收或增納儲蓄等措施無法有效解決通脹缺口，物價的上漲壓力就會出現。“一旦通貨膨脹形成惡性循環，要阻止這一進程就變得越來越困難”，這就是書名中所說的不斷加速、自我實現的“通脹螺旋”。
1937年抗戰爆發後，“對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隨著貨幣供應的爆炸式增長而瘋漲……給物價造成了強大的通脹壓力”。國民政府唯一的選擇是通過發行紙幣以填補稅收下降和支出增加之間的缺口。
在不破壞經濟穩定的前提下，為戰爭成功融資的三大必要條件是合理的支出模式、公平的稅收制度和公債式融資上的便利。不幸的是，中國的財政金融結構中不具備這些元素，而後也沒有出現。國民政府沒能有效控制戰爭開支並通過削減其他支出來抵消軍費的增長，沒能在後方建立合理的稅收體系以減少淪陷區造成的稅源減少和稅收損失，沒能重建因戰前過度發行而被嚴重破壞了的政府債券的信譽。而政府開支嚴重依賴銀行借貸、內地省份原始狀態的經濟無法快速提供產品和服務，更是加劇了這種局勢。
在整個抗戰期間，公職人員收入越來越落後於生活成本。據估計，1937年至1943年間，儘管公職人員有大米配給作為補償，但他們的真實收入平均下降了85%。公職人員的普遍不滿於1944年公開化，進而要求全面調整薪俸。國民政府拒絕就通脹期間公職人員真實收入的下降做出調整，這表面上降低了行政開支，但在戰爭後期則嚴重降低了部門辦事效率，消極怠工和腐敗伴隨著政府工作人員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廣為出現。在1945年後，惡性通貨膨脹更是將國民政府的這些基本盤支持者推向了對手。
在關稅、鹽稅和統稅等政府收入三大根基大幅流失時，國民政府為增加收入而不遺餘力：將所得稅擴大到企業領域，推行累進所得稅、過分利得稅和遺產稅，提高印花稅；統稅、關稅和鹽稅從價計徵，實施戰時消費稅；試行鹽、糖、菸草和火柴的政府專營；田賦徵實和糧食徵借也貢獻了不少收入。但這些直接稅的徵收效果很不理想，其佔政府收入的比重在1942年曾高至27%，但在1943年下降到25.1%，1944年則掉到了19.7%。
有效的央行體系與獨立貨幣政策缺失
中國政府自民初以來常年赤字，這深遠地影響和形塑了國民政府貨幣和銀行政策。“政府將國家銀行視為財政事務的附屬，而不是經營‘支持和規範貨幣市場’業務的機構”，“無論是政治家還是軍閥、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革命派，政府領導人很少放棄這種想法——僅僅通過印錢就可以解決支出大於收入的問題”。
中央銀行於1928年成立後，由於政府無力清償提供的墊款餘額1億元（佔兩家銀行合計流通紙幣的 42%以上），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依然擁有發鈔權， “發鈔應該集中於一箇中央銀行當局”的建議並未被採納。
1935年對中央銀行的改革計劃提議，17位董事中有 8位、9位監事中有 5位必須在私人股東中產生，“這一旨在確保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條款，沒有獲得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可”；相反，中央銀行的董事會由政府提名者主導，“要考慮政治上的各種需要，就無法堅持穩健的財務原則”，這直接導致了中央銀行長期無法獨立有效實施貨幣管理。
此外，該草案還設想，中國中央銀行將像聯邦儲備銀行和英格蘭銀行一樣，承擔再貼現的功能，以期通過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貨幣市場和信貸供應，同時將負責管理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不幸的是，由於“中央銀行沒有必備的聲望來發揮實質性的領導責任”，而且“貼現市場的交易規模很小，中央銀行無法通過調整重貼現率來對信貸供應產生大的影響，其甚至無法對公債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因此這些建議從未付諸實施。這也直接導致私人投資者為其資金尋找其他投資途徑，尤其是“外國證券市場和房地產”。
張嘉璈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銀行業的一些主要缺點——集中於上海、缺少獨立的思想和視野——並非緣於其普遍的租界出身，而是因為中國政治不成熟，銀行一直需要保護。”
正因如此，張嘉璈形容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不像是一棵有幹有枝的樹，反而像一個樹叢，不斷地從間隙里長出新樹。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不同業態之間及同一業態內部的競爭，使得整合（外資銀行、本國銀行和錢莊）極其困難”。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等到抗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中國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銀行體系和有效的中央銀行系統。
錯失治本良機
張嘉璈精闢地提出，財政預算和銀行體系均由行政支配是極不合理的，“在這樣的結構中，政府預算控制在政治領導人的手中，而不是經由合格的權威組織仔細審查；而中央銀行被視為政府的支付代理人，創造貨幣的能力可能成為一個詛咒而不是經濟的福音”。在張嘉璈看來，當政治領導人不理解所要應對的經濟力量的本質而選擇忽視這些力量時，就可以隨意操控財政預算和中央銀行。但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註定了國民政府不可能真正杜絕政治力量控制財政金融系統、不可能全面公開財政預算和金融管制措施。
在張嘉璈看來，1938年底至1939年初國民政府遷都時，1941年底美國捲入太平洋戰爭時以及1945年抗戰結束時，國民政府先後擁有三次戰略窗口期，具有“強有力和廣泛的政治支持”，有機會對國家財政、政府收支和管理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和一勞永逸的整飭，“在當時，改革的呼籲是可以團結所有真正的愛國者的”。
張嘉璈認為，國民政府本可以對政府開支進行根本性調整，增加財政收入，降低通貨膨脹壓力，通過儲蓄和稅收來消納多餘的需求，同時提高供給能力。然而，政府因為“害怕失去民眾的支持，擔心觸犯既得利益，不敢堅決直面困難”，拒絕了各種長期性、結構性的變革，而是選擇通過拋售有限的外匯資產和政府企業的方式來抑制通貨膨脹——“不幸的是，這種短期治標政策是最不可能成功的”。“政府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長遠而言，經濟穩定是政治權力的前提條件”，在一次又一次地坐失良機後，終於再也沒有機會了。
在用金圓券替代法幣的幣制改革時，包括張嘉璈在內的一些有識之士一再敦促政府緊縮開支、整頓財政，指出這是經濟總體恢復穩定的第一步，他們還認為政府不應該拿著“為公眾認知且廣泛接受”的法幣的聲譽去賭改革成功，而應通過發行更大面額的紙幣繼續流通舊鈔。但幣制改革計劃得到了蔣介石的積極支持，“反對意見被駁回，理由是對於中國複雜的環境而言，他們的觀點太過書生氣”。
當國民政府不得不承認所有經濟措施都失敗時，只能再次求助於政治手段，將其政治前途和聲望押注在短命的發行金圓券的幣制改革上。但當幣值穩定的兩個主要保障——價格穩定和發鈔量受控制都不存在時，“徒勞的幣制變革只是凸顯了政府的軟弱。在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大眾對貨幣的最終拒絕，不過是對國民政府即將倒臺的經濟反應”。
米爾頓·弗裡德曼說過：“高通貨膨脹是因為政府印製貨幣太多。就是這麼回事。那是唯一的原因，哪裡都如此……從長遠的觀點看，通貨膨脹具有破壞性。……它就像‘酒癮’一樣，很容易使人們上癮，特別是使政府上癮，但擺脫它卻非常困難。”這與張嘉璈在全書最後的諄諄告誡，可謂異曲同工：“通貨膨脹是社會的敵人，絕不能忽視其威脅。”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證券分析師）
（本文首刊於2019年4月29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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