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看到一篇介紹美國總統特朗普家族的文章，文章中說特朗普家族中都有一種迷之自信的傳統，上至特朗普，下至他的女兒女婿，都對自己的能力自視甚高，比如特朗普總認為自己比海軍更懂航空母艦技術，他的女兒認為自己會成為總統，他的女婿大包大攬美國的外交事務等等。文章中把這種明明不具備能力，偏偏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的行為稱之為“鄧寧-克魯格效應”。
所謂“鄧寧·-克魯格效應”也叫達克效應，指的是一種認知偏差現象，最早由社會心理學家大衛·鄧寧和賈斯汀·克魯格提出。這兩名研究者曾設計了一組實驗，結果顯示，那些低能力者表現出來的自我認知偏差最明顯，他們無端自負，認為自己超出凡俗。無能的人常常沉浸在自我營造的優越感之中，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力，不能理解自己有那麼多不知道的東西。我開頭提及特朗普家族的例子，並非說，只有那些富可敵國掌握國家權力的才會這麼傲慢自大，自視甚重，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實際上，這種達克效應幾乎可以在每個人身上都有所體現，每個人在某個特殊時刻，要麼利令智昏，要麼被感情矇蔽了頭腦，都會喪失理性的判斷，覺得自己瞬間無所不能，可以讓面前的問題迎刃而解。達克效應如此普遍，以至於現代社會中，我們再也不相信權威，不迷信專家，不信任其他人的判斷，事事都依靠自己的分析，這種狂妄之極的行為就造成了這個網絡時代裡最大的反智主義的盛行。
本週我極力推薦的新書就與此相關，美國學者托馬斯·M.尼科爾斯寫的《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尼科爾斯在書中開宗明義就說，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危險的時代，通往無所不在的手機和網絡，人們有最便捷的渠道獲取大量的知識，但是卻有這麼多人抗拒學習任何知識，就連知識分子也在詆譭智識的成就，拒絕專家的建議。他甚至不無擔憂地說，恐怕我們正在目睹專業知識理想國的消亡，專業人士與外行、學生與老師、知者與疑者之間的那道界線在谷歌、維基百科和博客的世界裡日益坍塌，我們每個人都夢想成為了自己的專家，對專業知識的推崇正被面目可疑的信息洪流壟斷。知識變成了這個信息時代裡最沒有價值的存在物，真正的知識被隨時刷新的信息洪流淹沒了，摻雜在種種雜質中間，無法分辨和取捨。
尼科爾斯擔憂的是美國，但他說出的事實卻是普遍的，全球化的最大的諷刺就在於，我們不但要分享共同的成就，還會傳染共同的社會病症。事實上也是如此，每個社會對專家都沾染了深深的懷疑，我們去醫院看病不相信醫生，去學校學習不相信老師，買股票不相信股票分析師，買房不相信專業人士的推薦，健身不相信教練，管理財務不相信理財，就連出門打車也覺得司機故意繞遠路晃點我們，對了，在出租車上你經常會發現，每個健談的出租車司機都會對社會上各種問題侃侃而談，他們的自我認知不是開出租車，而是管理這個國家的大大小小的方面。我們總覺得這些所謂的專業人士並不具備專業的技能，總覺得這些專業人士都是冒充的，他們給我們的每一條建議的背後都有不可捉摸的利益輸送。我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百度來的信息，相信自己的手機，甚至相信自己所為的直覺判斷。問題是，我們為什麼不相信專家了呢？
尼科爾斯根據美國的現實分析了這樣幾種原因，比較明顯的是網絡的出現，但是網絡也只是其中的一種原因，還有教育、認知差異、媒體誤導、記者行業的缺席，當然，還有專家自身的原因，民眾自身的原因，“專家有教育的責任，選民學習的義務”。專家當然不可能永遠正確，如果判斷一個專家的言論是否有用，就是需要大眾學習的地方。專家的責任在於對自己說出的話負責，他要做的是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內說出肯定的話，而大眾的義務是分辨何為真正的知識，並知道在何種情況下相信他者的判斷——信任的缺失是反智主義的一大誘因。過去，公共知識分子會努力把重要的問題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給公眾，但是現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卻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裡，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大眾並不去學習和追問，只是想爭論——想證明專家都是笨蛋，只有自己才是最聰明的。
其實，我們社會中對專家的失望並非這麼容易判斷，據我的觀察，社會上瀰漫著專家的一種不信任，還有一個原因在於，專家的很多言論不是出自專業的判斷，而是出於對權力的推崇和畏懼，為了成為權力或者利益的代言，專家不惜發表那些違背常識的論斷，透支了大眾對專業人士的最後一點耐心。當我們無法信任別人的之後，我們只有勉強相信自己，這大概也是一種無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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