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梁鏞
兩人都是不同派別知識分子的代表，曾互為知己卻最終形同陌路。兩人之不甚相容不在於私怨，而在於不同的身份與處境。
激進的資產階級左翼知識分子和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處在在那樣一箇中國，註定分道揚鑣。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這兩派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前者多留學日本如：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後者多留學英美如胡適、梁實秋、徐志摩。
當時留學日本是最簡潔、最廉價的出路；而留學英美者則大多出身富裕之家。不同的出身，造成了不同階級與不同的價值觀。
魯迅出生在沒落大家，從小遍嘗人生辛酸，見識過世間冷暖，去日本留學最大的原因是不但學費較低而且還有補貼。作為大哥，他不但要自己維持生活還要堅持理想，還要負責胞弟周作人的生活，他的敘述中，時時可見經濟的窘迫。最後不得已提前回國，以維持生計。而胡適則算是一生處境優沃，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國不必為費用操心，回國後隨便就做了教授，從來就沒有為生計發愁過。不同的人生經歷導致不的見解。兩人就像是硬幣的兩面：魯迅眼極冷心極熱，不做作不掩飾，即使對朋友也常諷刺；胡適溫文爾雅，淡薄敦厚，極有君子風範。也許在今天，這些不同不會妨礙英雄相惜。可惜，他們身在那個破敗、貧窮、分崩離析的中國。
五四之前，兩派人有共同的敵人——傳統的封建力量，於是此時兩人彼此配合緊密。胡適等人的《新青年》是大炮，而魯迅則用小說和雜文作炮彈，轟向封建的堡壘（新文化運動）。同時，作為學人，兩人經常在學術上交換意見，彼此也互相賞識。《魯迅日記》記載，魯迅寄胡適信十數次，得胡適信十封。他們互訪過，也在一起吃過飯。
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讚美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麼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贊其“警闢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
然而，當共同的敵人表面上被擊敗，這脆弱的聯盟迅速瓦解。這時候激進的左翼和溫和的自由主義的矛盾凸顯。前者代表民粹，支持徹底的變革中國以求富強；後者強調國家，希望以溫和的改良改變中國。這就導致二者在許多關鍵問題上看法截然不同。
矛盾的開始是“問題與主義”之爭。至此，魯迅開始了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交惡。以及隨後發生的女師大風潮，魯迅與陳西瀅、章士釗、楊蔭榆等人發生從文壇到法院的鬥爭。同時並與同為留學英美的徐志摩、梁實秋之間展開筆戰。從此直到其去世，烽煙不息。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魯迅自然對他的所作所為表示反感。於是對魯迅文中時有諷刺之語。比如：魯迅：知難行難；
有些言論，恐怕也不甚客觀。如魯迅：出賣靈魂的秘訣
當然魯迅抨擊胡適，並非是私人恩怨，更多是攻擊或者反擊胡適這一派人。就個人來說，魯迅對胡適評價雖不親切，但並無惡意：
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憶劉半農君
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楷模對待魯迅表現出了極高的涵養，對魯迅的抨擊不辯解不反擊。並且對魯迅一直保持著比較客觀的評價，頗顯紳士風度。
與蘇雪林的通信中說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儘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蘇雪林認為魯迅著作抄襲）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胡適並不認同魯迅的思想，恐怕對魯迅的為人也不置可否。但是對魯迅的作品十分認可。魯迅逝世後，許廣平為《魯迅全集》出版事宜，請求胡適鼎力幫助，胡適慨予應允，他親自致信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促成了《魯迅全集》的出版發行。
魯迅和胡適同為中國文化史上巨星。兩者不能相容，固然因為秉性相異，更多的則是時代所造就。
老炮兒硬漢
魯迅和胡適，關係很簡單。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係，戰士和走狗的關係，不許抹黑和只許抹黑的關係。神和鬼的關係。將來否是和將來是否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