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上市公司年報發佈後，銀行的利潤規模總是引起關注，比如上市銀行淨利潤占上市公司利潤近一半、國有六大行淨利潤總額破萬億元等，都成為熱門話題。有人據此指責銀行業“暴利”、加重實體經濟負擔等。如何看待銀行業的利潤水平？
總體狀況
中國銀行業ROE在各行業中處於中上水平，但ROA處於低水平。根據WIND申萬二級行業資本利潤率（ROE）的比較，近年來銀行業ROE處於各行業中上水平。例如2017年，ROE最高的4個行業是白色家電（20.65%）、飲料製造（17.22%）、食品加工（14.63%）、電子製造（14.55%），銀行（12.67%，指上市銀行，略高於銀保監會公佈的銀行業整體12.56%的水平）排名12，還略低於鋼鐵（12.96%，2016年僅為4.22%，是2017年比2016年ROE提升最多的行業）。但並沒有人認為這些行業“暴利”。2017年房地產開發的ROE是13.35%，排第9名。2018年前三季度，ROE最高的4個行業是白色家電、水泥製造、飲料製造、食品加工（有3個和2017年重合），銀行業仍是12名，房地產開發降至30名。有的行業ROE水平較為穩定，有的行業波動較大。2016年全國國有企業ROA平均為2.6%，銀行業僅為0.98%。我國上市公司中ROA最高的能超過50%，而大中型銀行中ROA最高的也僅為1%多。主要是由於銀行本身是高槓杆型企業。
中國銀行業淨利潤增速從2015年起已低於GDP增速。2003年至2013年可稱為中國銀行業“黃金十年”，資產規模和淨利潤均高速增長。2014年開始淨利潤增長降至個位數，2017年開始資產規模也進入個位數增長階段。2017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增速（8.63%）已低於英國《銀行家》“千家大銀行”平均資產增速（8.96%）。2015年開始，銀行業淨利潤增速已明顯低於GDP增速。銀行業ROA、ROE水平也持續下降。非息收入佔比從不足20%上升到2016年23.8%的峰值，2017年、2018年均有所下降。這既有宏觀經濟下行的影響，也表明金融監管部門引導銀行業減費讓利、支持實體經濟收到成效。
國際比較
中國銀行業ROA、ROE在國際上並不算高。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3年以前，中國銀行業ROA低於世界銀行業平均水平，2014開始高於世界平均水平。據《銀行家》數據顯示，2016年、2017年“千家大銀行”稅前ROA（為剔除所得稅對盈利能力的影響，《銀行家》公佈各銀行稅前利潤）平均為0.85%、0.90%，我國銀行業稅後ROA（銀保監會公佈數據為稅後）為0.98%、0.92%。2016年、2017年“千家大銀行”稅前ROE平均為13.04%、13.50%，我國銀行業稅後ROE為13.38%、12.56%。
發展中國家由於金融供給不足，銀行業息差和ROA、ROE通常較高；發達國家中，歐洲和日本較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相對較高。如墨西哥銀行業2017年淨息差達6.43%，ROA、ROE為1.59%、15.21%。印尼銀行業2016年、2017年淨息差為5.63%、5.32%，2016年ROA達2.34%。發達國家中，歐洲和日本的銀行業盈利能力不佳，主要由其低經濟增長、低利率的經營環境造成，並不是經濟金融狀態良好的反映。歐盟銀行業2017年淨息差為1%，ROA僅為0.42%，ROE為5.79%。日本銀行業2015年淨息差僅為0.82%，2016財年ROA僅為0.3%，ROE為5.59%。德國金管局（BaFin）在其2017年年報中寫道，由於低利率帶來的收入壓力，銀行業機構開始向公眾收取更多的服務費用，引起了原來習慣於免費服務的公眾的批評不滿。德國金管局總裁Felix Hufeld指出，公眾的態度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人們想要健康的銀行，在銀行舊有的收入來源枯竭時，顧客就不得不接受銀行為增加新的收入來源收取服務費用。
2007年以前，美國銀行業的利潤總量和ROA都高於中國，受次貸危機影響，2008年中國銀行業的利潤總量和ROA首次高於美國。由於美國經濟從危機中復甦、中國經濟增速下行，2015年至2018年，中國銀行業ROA再次略低於美國（2017年為0.96%，2018年為1.23%）。美國銀行業的淨息差一直高於中國，2018年為3.02%，中國為2.18%。
當然，每個國家內各家銀行的經營狀況差異很大。例如，2018財年(截至2018年3月末)，印度最大的銀行，印度國家銀行淨虧損，ROA、ROE為-0.34%、-5.98%，第二大銀行HDFC銀行的ROA、ROE則高達25.21%、2.58%，前者不良率高達10.85%，後者則僅為1.32%（2018財年印度銀行業平均不良率為11.8%）。德國最大的兩家銀行德意志銀行和德國商業銀行，2017年稅前ROE僅為2.13%和1.90%，第三、第四大銀行DZ銀行和德國聯合抵押銀行則有9.03%和9.60%，在銀行難以盈利的低利率環境下也算不錯。印尼銀行業總體盈利能力較強，其中印尼人民銀行專注小微貸款，保持了十多年的利潤總額第一，2017年淨息差達7.93%，ROA達3.69%、ROE為20.03%。
原因分析
中國銀行業利潤金額高主要緣於資產規模巨大。由於金融危機，2009年美國銀行業資產規模比上年降低了5.5%，而由於“四萬億”，2009年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比上年增加26%，首次超過美國。中國GDP全球第2，但2018年銀行業資產規模超過GDP第1、3、4名（美國、日本、德國）之和。銀行業資產規模如此巨大，利潤總額焉能不高？中國銀行業的高利潤，還緣於其較低的成本收入比。2017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規模是美國銀行業的2.3倍，利潤是其2.2倍。美國銀行業和中國相比，具有“高投入、高產出”的特點。2018年，美國四大行平均成本收入比為59.9%，中國四大行平均成本收入比為27.4%，美國四大行營業收入是中國四大行的1.01倍，利潤卻只相當於中國四大行的74.2%，主要是人員薪酬和科技投入、運營成本等高於中國。中國的銀行業近十多年來不斷降本增效，經營效率相對較高，科技運用在全球都屬於領先水平，這也是利潤較高的內因。
中國銀行業的PB是上市公司中最低的。2006年末，A股銀行業市淨率（PB）曾高於A股平均市淨率，此後就始終低於A股平均市淨率。A股銀行業市淨率從2017年末的5.37，降至2013年以來1左右，2018年末僅為0.81，2019年一季度末為0.88，是所有行業中市淨率最低的，市盈率也最低。如果銀行業真是暴利行業，應該被投資者所看好、追捧才對，而實際恰恰相反。這對資本補充壓力不斷加大的中國銀行業來說非常不利。美國2008-2012年間，受金融危機影響，金融業市淨率低於1，2013年至2018年末，金融業市淨率都高於1，2017年末為1.36，2018年末降為1.11，2019年一季度末更降到0.99，市淨率在各行業中倒數第二，僅高於能源行業。在一個債務不斷膨脹的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銀行業似乎都不太被投資者看好。
中國銀行業集中度在世界處於較低水平。我國和美國的銀行業集中度趨勢相反。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法人機構數由2009年的3857家增加到2018年的4588家，由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四大行佔銀行業資產的比重（CR4），從2007年的50.5%下降到36.3%。美國則是從限制跨州設立銀行分支機構，到放寬限制、銀行業不斷兼併重組，銀行業金融機構從20世紀80年代的1.7萬家下降到2018年的5406家，美國CR4從2007年的45.5%提高到2018年的49.0%。法國、日本銀行體系高度集中，2017年末CR4為90.5%、78.4%，德國、英國、印度相對分散，CR4為35.4%、45.7%和46.0%。即以CR4反映的銀行業集中度，中國已低於除德國外的其他主要國家。當然，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太大，集中度偏低也有合理性，但至少說明中國是因為銀行業壟斷造成盈利高的觀點並不成立。
中國銀行業龐大的資產規模和淨利潤主要源於中國高度依靠於信貸擴張的增長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經歷了跨越式、時空壓縮式的發展。這既得益於改革開放激發、釋放出的活力，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也依賴於大量資金的投入。中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銀行在將儲蓄轉化為投資中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支持實體經濟貢獻巨大。但中國的槓桿率上升快、銀行資產規模擴張快，也積聚了風險。中國的非金融部門槓桿率，2008年比各國平均和美國、德國、日本都低，2018年已比各國平均、美國、德國都高，僅低於日本。對債務人來說，債務負擔重自然利息支出多，也就是銀行利息收入多，但一旦債務人出現償債能力問題，就形成銀行的不良貸款和損失。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Arcand等“金融化是否過度？”（Too Much Finance？）的工作論文，通過對130多個國家1960-2010年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出倒U形的關係，中等水平的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正相關，金融深化水平太高之後，更多的金融投入產生更少的增長，大致的臨界值是私營部門的債務超過GDP的100%。我國槓桿率偏高，需要穩妥“去槓桿”。銀行業必須支持實體經濟，但實體經濟也需要轉變過度依賴負債和規模擴張的發展方式。
正視挑戰
銀行面臨經濟轉型對資產質量的壓力，息差下降、非息收入難以提升、資本補充的壓力，科技進步和消費者行為模式變化等諸多挑戰。資產質量方面，2011年9月末，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率（0.9%）達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此後大體呈“雙升”態勢。2018年末，我國銀行業不良率達到1.83%，比上年末提高0.09年百分點，這還是在銀行核銷了9880億元不良貸款（較上年多核銷2590億元）之後。銀行業公司貸款的不良率平均在2%以上。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的不良率較低。2010年末到2018年末，個人貸款佔全部貸款的比重從24%上升到35%，拉低了總體的不良率。但近年居民槓桿率快速提升，個人貸款，特別是信用卡和信用消費貸款的不良率也在上升。住房貸款的低不良率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和房價的穩定。2018年末，若計入未到期債券，債市違約率已達到1.26%，比上年上升73BP。而銀行保險業所投債券佔債市的80%以上。銀行的非信貸資產也面臨著不良上升的態勢。由於對銀行業服務收費的限制，結算等收入增長空間有限；由於資管新規後理財業務的轉型，近年理財增速可能會放緩，非息收入難以提升。加上表外資產回表，資本補充壓力更大。
此時若仍將矛頭集中於銀行業“過高”的利潤、提出進一步降低銀行利潤的舉措，可能並不有助於解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反而會降低銀行業可持續發展、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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