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五十九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皇權與相權是政體中的一個主要矛盾，二者有時是互相促進、互相協調的，而有時又是互相牽制互相制約甚至互相排斥的，而相權的強弱則反應了中央皇權專制體制統治方式的變化，在歷史上，有過四次削弱相權的事件，體現了皇權專制的不斷強化的過程，是古代皇權與相權矛盾的典型案例，是很值得探討和研究的重要的古代政治課題，對這課題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助於在政治管理方面揚棄古代的管理經驗，而且也有利於中國現代企業吸取古代的管理教訓，創造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新模式。
第一，漢武帝時期設立和強化了“內朝”的權力。
漢朝建立時，中央政權的專權程度沒有後來那麼高，中央權力相對比較分散。漢高祖劉邦為了分散相權，在機構設置上為皇帝和丞相設立了各自的秘書處。讓“六尚”，即尚衣、尚事、尚冠、尚席、尚浴、尚書作為皇帝的秘書處，為皇帝服務，這內部的服務機構還是比較完善的；而丞相則設“十三曹”，即東曹、西曹、戶曹、法曹、尉曹、兵曹、金曹、倉曹等，作為丞相府的秘書機構。而主要的政治事務還是有丞相府去處理的。漢初的幾任丞相，如蕭何、曹參、陳平等都乾得很出色，蕭何與留侯張良、齊王韓信被譽為漢初三傑，是治國能臣，因為他管理太出色，名氣太大了，怕劉邦妒忌，便故意於關中地區橫行不法，自毀名望；曹參是個聰明人，他管理朝政非常輕鬆，惠帝問他為何整天喝酩酊大醉，不理政事，曹參回答說：高帝已經平定天下，蕭何制定好了調律。照他們的規則辦就行了，不要隨意更改，這不是挺好的？曹參深諳無為之道。陳平是個智謀之士，曹參無為，而陳平則用智謀治政，他與周勃平諸呂，功勞大，做丞相也是夠格的，但陰謀多了些，不那麼正派。漢初丞相中，只有王陵幹得比較差，當了一年多的丞相，便被呂后拜為太傅，有職無權。
漢武帝畫像
漢武帝時期，由於後宮勢力干政的壓力，也由於外戚干政的潛在威脅，又由於老臣把持朝政的壓力，同時，更是為了消除相權對於皇權的威脅，漢武帝積極採取政治措施來削弱相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皇權專制強化的一個重要標誌。
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王朝的一個重要時期，是由“文景之治”時的“無為而治”的治政方略向“有為而治”的積極治理方略轉換的時期，在政治指導思想上，漢初的“黃老之學”逐漸被董仲舒的積極進取的新儒學思想所取代，“天人感應”論和“君權神授”的政治哲學為漢武帝的政治統一追求提供了思想大一統的理論根據。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所以，文帝、景帝之後，在漢武帝的推動下，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經學以及經學傳統，於是，漢代立了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而董仲舒這被視為“儒者宗”。
思想的大統一既獲得了皇權專制的支持，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專制。漢武帝執政之後，面臨著皇帝與丞相的激化了的矛盾，而作為多疑而又強勢的君王，漢武帝是絕不能容許相權變得強大的，於是，他積極採取措施抑制相權。
首先，漢武帝頻繁撤換丞相，在他執政時期，丞相成了非常危險的職業。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丞相頻繁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漢武帝不讓丞相真正能掌控朝中的權力，多數的丞相下場都不妙：第一任丞相建陵侯衛綰，算是默默無言在處理政事的，屬於守道而不革新的，但由於在執政期間使無辜者冤死獄中，又年老生病，被令提前告老還鄉了；接著，竇太后的侄子竇嬰任丞相，他想有所作為，比較敢幹，當任相時得罪了竇太后，被罷黜相職，後來，他因替老將灌夫求情，欺騙了漢武帝而被處死；之後，漢武帝的舅舅田蚡，靠他的姐王皇后關係升為朝中高官，接著，當上了丞相，但田蚡有後宮王皇后作靠山，又因為是漢武帝的舅舅而自以為是，在朝中嬌橫跋扈，他因處死灌夫，並陷害竇嬰，被竇嬰告發，漢武帝也很討厭他的這位舅舅攬權，於是，將田蚡罷免了，田蚡後來發瘋而死；竇太后為了敢於朝中，任命了許昌為丞相，但後來竇太后一死，許昌很快便被漢武帝免去了丞相之職。其他的丞相下場也不妙，如莊青翟被連坐下獄，飲藥自盡；李蔡、趙周自殺身亡；劉屈氂被腰斬；薛澤任職期間碌碌為為，任了幾年相後亦便被免職；公孫弘老死在職位上，算是幸運的。漢武帝時期丞相的頻繁更換，特別是丞相多數沒有能善終，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漢武帝為了強化專制集權，正想方設法地在限制丞相的權力。強勢的漢武帝知曉對漢初的政局是很瞭解的，他明白，在他執政之前，丞相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多疑、睿智又極力想專制的漢武帝，一直擔心皇權旁落，而相權的強大對他來說是巨大的威脅。
其次，除了通過頻繁更換丞相來抑制相權之外，漢武帝還採取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措施來強化皇權專制，這就是通過提升“尚書檯”的權力來削弱相權。原本，在秦漢時，尚書只是少府的屬官，掌管殿內文書，地位很低。漢武帝時，設尚書五人，開始分曹治事，而尚書官署便提升為尚書檯，後來的“五曹”有了官職和職能：“其一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主庶人上書事；主客曹主外國事。”（參看衛宏的《漢官舊儀》）尚書官員的權力顯然被提高了，絕大多數政事由尚書檯做出決策再交皇帝裁定，尚書檯成了輔佐皇帝的決策機構。武帝之所以提升尚書檯的權力，是因為尚書檯官員只對皇帝一人負責，而且，這些官員原本就是從皇帝身邊的親近之人中選拔的，皇帝用起來更得心應手，且很容易掌控。
再次，尚書檯權力的提升意味著漢武帝時期以政治制度的建設來抑制相權，他設立了“中朝”，《漢書·劉輔傳》注引孟康之語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百石為外朝也。”由此，便形成了“內外朝”或“內外廷”。外廷是指有丞相領導的原本的中央政府機構，其官制主要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九卿以及其所屬的官署組成。是中央政府常設的行政、司法和監察機構，是政體的核心行政系統。而外廷原來是皇宮內皇帝的私人隨從所組成的伺侍從服務機構。後來“中朝”或內廷的地位越來越高，而原本屬於外廷的皇帝的私人秘書性質的“尚書”，被移到了內廷，而成了尚書檯的官員，內廷的尚書檯由大司馬領導，後來，“三公”也成了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尚書檯設立之後，實際上便成了替代丞相府的“內朝”機構，這使得“外朝”的相權不斷被削弱，以大司馬為首的“內朝”權力機構，直接向皇帝負責，成了皇帝身邊最信任的機構，而有權處理幾乎所以的朝政，如此一來，丞相為首的“外朝”行政機構實際上變成了有職無權，後來甚至是名存實亡了。漢武帝便是以此來強化皇權專制。所以，在漢武帝時期，“內外朝廷”的分別實是加強尚書檯官員的權責，是尚書檯的官員成了輔佐皇帝決策的“內朝”權力機構。權力由“外”轉向“內”，皇帝身邊的親信們的權力比丞相府官員的權力更大，大司馬成了沒有丞相名稱的“宰相”。
漢武帝強化尚書檯，設立“內朝”，削弱相權，這讓中央專制政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其一，通過設立和強化尚書檯，削弱相權，以強化皇權專制，這確實讓漢武帝比較順利地實行皇權專制統治，這與他所推行的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是相呼應的，對內有利於削弱甚至取消諸侯王的權力；對外，有利於強化帝王統治，有利於集中國內的力量，打敗匈奴，抵禦外敵入侵。
其二，其消極意義也存在，比如，原本由官僚系統選拔上來的丞相府的官員和原來外朝的各部官員，他們原本是推行朝政的主要力量，現在卻成了“外朝”的官員，逐漸變得有職而無權，變得無所事事，久而久之，這些“外朝”官員因為受到輕視而逐步變成了朝中消極抵抗的官僚隊伍，這對於朝局的穩定，對於管理機制的健康運轉是有阻礙作用的。“外朝”官員權力變小了，甚至沒了權力，而他們又是走正道進官場的，當然會瞧不起和嫉妒“內朝”的官員，於是，內、外朝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其三，內朝權力過度膨脹，而內朝官員通常是通過非正規渠道提拔上來的，他們大都資歷較淺，在治國理政方面缺乏沒有經驗，而權力又特別大，職小權大，這很容易造成濫用權力。
其四，丞相府即其他“外朝”機構的權力因為弱化而變得無力對“內朝”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而且，內朝官員又在皇帝身邊，依附於皇權，因而，“內朝”的尚書檯等官署的官員權力不斷膨脹。而有了權力，尚書檯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原本尚書檯是從“外朝”引官員入內的，當尚書檯成了“內朝”的機構之後，朝中的外戚，還有宮中的宦官等就開始能於其中就職了，漸漸地便有外戚或宦官掌握尚書檯的權力，於是便演化為外戚和宦官執管朝政的局勢，而西漢末便演化為王莽篡權，漢王朝遇上大難。
其四，實際上，漢武帝雖然加強了專制皇權，抑制了相權，強化了尚書檯，讓中央集權的管理機制更通暢，讓他也能更得心應手地推行其政治策略，這對於提高漢武帝的政績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後來“內朝”大司馬“領尚書事”之後，“內朝”官員權力膨脹，實際上是養成了一種潛伏在皇帝身邊的更危險的“相權”，從後來西漢末和東漢中晚期的朝政腐敗來看，漢武帝去相權，強化尚書檯，其實是培養了一種更壞更具破壞作用的“相權”。
政治權力的發展經常會出現事與願違的結果，強勢的漢武帝，抑制丞相，防止後宮干政，最後卻導致了他的子孫們最終無法消除外戚、後宮和宦官專權，大漢王朝最終也衰亡了。
第二，劉秀時期，“官小權大”的政治機制導致了宦官專權。
東漢初年，劉秀立國時政績顯著，他面對著豪強割據，戰亂不已的局面，通過十二年艱苦奮戰，終於蕩平群雄，重新實現國家統一。劉秀的統一大業來之不易，他遇到了很多困難，但他不氣餒，不放棄，戰略清晰，戰術得當，善用人才，所以最終取得成功。而在平定動亂之後，他勵精圖治，勤勉治政，在政治上，改革官制，整飭吏治，精簡結構，優待功臣；在經濟上，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恢復和發展經濟；在文化上，復興儒學，推崇德性、氣節，其所開創之局面被認為是“風化最美、儒學最盛”的時期。他創造了“光武中興”的局勢，是很有成就的。
光武帝畫像
在政治改革上，劉秀竭力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他採取了種種強化皇權的政治措施，將漢武帝時期的皇權專制制度推向新的高度：
首先，東漢不設丞相，並逐漸弱化“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的權力，歷史上，劉秀“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是很有名的中央體制改革。自劉秀起，“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參見《後漢書·仲長統傳》）也就是說，東漢初，“三公”的權力越來越被弱化，其治政權力逐漸轉到了臺閣，“三公”原本握有實權，而後來成了有職無權的虛職了。
其次，劉秀將“尚書”的職權範圍和機構進一步擴大，強化了“尚書檯”的權力，主要體現在：一是尚書檯的官員權力非常大，朝中一切政務基本上都歸尚書檯處理；二是尚書檯官員直接聽命於皇帝，有權向皇帝直接彙報，他們成了皇帝身邊的紅人；三是尚書檯的職官由官階低的官員來擔任，這便於控制，避免成為對皇帝有威脅的權臣，而他們對皇帝很順從，基本上保持著皇帝身邊秘書的身份，更受皇帝的信任；四是尚書檯官員“官小權大”，在其他官員面前非常威風，皇帝將自己穿過的四季衣服賜給尚書令，這被認為是極大的榮耀，而且，當朝的“三公”、“九卿”、大夫以及五營校尉等，若於複道中遇見尚書卜射、尚書左右丞等尚書檯官員，需回車避讓。每逢大典時，尚書令與司隸校尉、御史大夫中丞皆專席而坐，稱“三獨坐”；五是尚書令的助手為尚書卜射，秩六百石，在尚書令不在時可代理尚書之職，並掌廩假錢穀之事，此外，還置尚書左、右丞，秩各四百石。六是尚書檯分六曹，分別為：三公曹，設三公尚書二人，執掌三公文書、年終考課即選舉齋祀諸事；吏曹，主常侍、黃門、和御史等事；二千石曹，掌中郎官水火、盜賊、詞訟、罪管；民曹，掌修造建築，並負責池、苑、囿、範圍之內的治安警衛之事；客曹，掌護衛天子出獵，以及邊地少數民族往來中原之事。因“客曹”分南北，於是成“六曹”。各曹設尚書侍郎六人，共三十六侍郎，掌起草文書，秩皆四百石。
尚書檯的設置，使西漢中期以來較為鬆散的尚書組織被進一步強化，在其內部開始出現專門化的政務管理機構，而其官員的職責也更明晰和固定化。尚書檯關於出納王命和人事權力的職掌，使其權力非常大，而尚書令秩雖低卻位尊權重，可秉承皇帝旨意，參與朝廷重大事務的決策。當時，朝廷上的事，事無鉅細，皆在尚書檯的管理範圍之內，尚書令、尚書卜射權重於“三公”，直接聽命於皇帝，實際上，他們相當於具有原來“丞相府”的職權。東漢對尚書檯的強化充分體現了“官小權大”政治機制特殊效能，這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抑制相權，鞏固皇權的目的，對於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種“官小權大”政治機制形成卻也潛伏著危機，最後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危害之一，當皇權專制統治達到了一定的高峰之後，中央管理機制缺少了相權的制衡，缺少了“三公”對於皇權平衡功能，使皇權專制統治走向其反面，給了原本依附於皇權的宦官提供了專權的制度便利。當皇權出現了超強專制狀態，朝廷官員缺少權力，而尚書檯的官員官階雖低，但因依附於皇權並靠近皇帝，便於攬權。這就為皇帝身邊的人創造了掌控尚書檯，把持朝政的機會。尚書令和尚書卜射等威權顯赫，“三公”、“九卿”、大夫於複道相遇都須避之，這便是一種專權的信號。尚書檯官員依託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勢，欺壓朝臣，其專權的趨勢漸漸嚴重。
危害之二，尚書檯秩雖低卻位尊權重，這讓依附於皇帝的宦官們有進入核心權力機構的極好機會。東漢初，尚書檯的官員用的還有朝中官僚，而漸漸的，宦官也開始進入尚書檯，到東漢中期，尚書檯的內官不再由別的官員來擔任，而是全部用宦官。而當宦官們加有“平尚書事”“錄尚書事”等頭銜之後，便能指揮、控制尚書檯，成了把持朝政的權臣，而當他們掌控了尚書檯之後，實際上就等於控制了中央政府的政權，後來，專權的宦官們便逐漸架空皇帝，專權擅政，專橫跋扈，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勢力。宦官掌控了尚書檯，便利用其參與皇帝決策和執掌人事等權力，掌控朝廷的要害部門，特別是掌控禁軍和其他軍隊，於是，東漢中後期，便出現了宦官專權，徹底掌控朝局的腐敗政局，東漢逐漸走向衰敗。
危害之三，尚書檯由皇帝身邊的人執掌，而他們對皇室的情況既熟悉又有直接的厲害關係，這便造成了尚書檯官員對於王朝的繼位問題十分敏感，也擁有干預的條件。當宦官掌控了尚書檯，宦官專權便成了事實。而宦官們便有干預皇帝繼位的重大政事，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廢太子，扶持新王子；甚至殺幼帝，換新帝等等，原本是維護皇權專制所實行的“職微權重”尚書檯設置，後來變成了危害皇室的可怕權力機構，宦官專制大大削弱了皇權，宦官直接掌控著中央政府的核心決策權力，皇權名存實亡。
危害之四，年幼的皇帝繼位之後，年輕的皇太后沒有從政經驗，往往利用外戚來輔佐年幼的皇帝，而外戚自然就進入了權力中心。東漢尚書檯的設置，也為外戚攬權提供了機會。東漢王朝，繼位的皇帝都是年齡比較小的，小皇帝輪流坐皇位，從和帝開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輕的太后臨朝，這為外戚干政創造了機會。後宮干政和外戚攬權成了東漢中後期的政壇常態，這不能不說與漢初強化尚書檯，削弱相權，弱化“三公”權力是有密切關係的，劉秀的意願是強化皇權專制，但到了東漢中後期，朝局卻走向了與他意願相反的方向：宦官專權，或後宮干政，或外戚把持朝政，小皇帝們都被架空了。
第三，朱元璋、朱棣時期，削弱相權轉為強化內閣，也增強了宦官的權力。
在皇權專制體制下，皇權是專制政權的最高代表，而宰相是整個官僚群體的代表，皇權在行使其自上而下的管理權力，而其專制的特點必然引發其與整個的官僚機構的矛盾，皇帝要掌握要更多的實權，百官的權力就必然受到削弱，如此一來，統治結構中，皇權與作為百官權力代表的相權，自然就產生了矛盾，而且矛盾經常會激化。皇帝與百官發生衝突時，宰相處於首當其衝的地位，很自然的，皇帝便要想方設法削弱相權，以強化皇權專制統治。所以，強勢的皇帝往往先拿宰相開刀，因為去相權方能鞏固皇權。
朱棣畫像
可是，以宰相為代表的官僚機構建立之後，因為其長期的運行會有相對的穩定性，宰相管理朝政形成了一種成熟的管理機制，作為百官之首的宰相，擁有相對獨立的權力，遇到皇帝要削弱權力，自然是不願意的，相權本來就對皇權具有一定的制約性，宰相是不會自己放下權力的，於是，皇帝與宰相的矛盾就激化了，這不僅僅是皇帝與宰相個人之間的矛盾，而是代表著皇權與百官的矛盾，所以，矛盾鬥爭的結果，往往影響非常大。
明初，朱元璋削除相權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而胡惟庸是當時歷史事件中代表被剷除的一方的主角。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得到李善長的推薦，並得到朱元璋的批准，任右丞相，開始掌有相權，而李善長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明朝淮西朋黨集團的領袖，又是胡惟庸的同鄉和姻親，胡惟庸能獲得李善長的支持，表明他在朝中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掌控丞相府的權力，時間長達七年。任期時間長，使得胡惟庸有機會在朝中大肆培植朋黨，竭力打擊異己，因而，淮西朋黨集團的勢力也不斷膨脹。如此一來，相權在朝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勢程度，左相胡惟庸獨斷專行，後來竟到了對皇權視若不見的程度。胡惟庸有李善長為首的強勢的淮西朋黨集團作後盾，使得他在政務、財政、任免、賞罰等重大問題上，常常不將決策建議上呈皇帝決斷，自個兒就獨立處理了，這對於胡惟庸來說，是維護相權的強勢狀態，是相權顯赫的標誌，也是作為左丞相的榮耀。
可是，問題來了，明朝強勢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對相權的不斷膨脹能視若不見嗎？對淮西朋黨集團通過相權強化所表現出來的強勢政治力量能一直容忍嗎？
對於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來說，絕對是不能容許對於專制皇權的挑戰的，相權也好，淮西朋黨集團也好，只要是威脅到皇權專制統治的，都是必須被剷除的。當朱元璋遇到了丞相專權、皇權旁落的極大危機時，他是不可能不出手的。對此，胡惟庸或因為權力慾太強，他沒有意識到，或沒有及時明白。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危機爆發，事件的起因是，當時，胡惟庸稱他府中舊宅井裡湧出醴泉，他認為這是祥瑞之兆，於是，他很誠意地邀請朱元璋前往他府中觀賞，朱元璋欣然接受，本來，這是臣子表忠心，皇帝體貼臣子的一件好事。然而，當朱元璋等走至西華門時，朱元璋身邊的太監突然看到胡府上空塵土飛揚，這位太監擔心胡惟庸府中藏有兵將，認為有殺氣表露，於是，力勸朱元璋返回皇宮。
回宮之後，朱元璋藉機出手，他傳旨捉捕胡惟庸，並以胡惟庸“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當天便將其處死，胡惟庸的跟隨者陳寧等也被處死。之後，朱元璋將“胡惟庸案”擴大，把淮西朋黨集團的領袖李善長等開國功臣也牽涉進去了，據說，胡惟庸案株連極廣，牽連致死者達三萬餘人。
歷史上對“胡惟庸案”有不同的評價，有批評者認為，胡惟庸把持朝政，專橫跋扈，並有淮西朋黨集團的支持，有謀反之心，被剷除是必然的，也是他罪有應得，只是案件擴大化了，有失誤之處；而另一種觀點認為，說胡惟庸謀反缺乏事實根據，因為明代史籍中所載的關於“胡惟庸案”出現了不少的矛盾之處，表明胡惟庸謀反與事實不符。這一種觀點認為，胡惟庸是專權擅政，但謀反之說極可能是朱元璋因對相權威脅而感到恐懼所編造的說辭，其目的是藉機清除胡惟庸等，抑制淮西朋黨集團對皇權的威脅，至於“胡惟庸案”的擴大化，完全是朱元璋在濫殺無辜。
其實，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朱元璋剷除胡惟庸等，就是為了解決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是為了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以強化皇權專制集權體制。事實上，朱元璋在辦完“胡惟庸案”不久，便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將中書省之權歸於六部。這其實是把最高決策權收歸於皇帝，並且由皇帝來親自掌管“六部”，“六部”官員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自此，皇帝等於兼任了宰相職務。
廢丞相，去相權，掌“六部”，這使皇權專制達到了高峰狀態。朱元璋是以解除相權的方式來解決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但這一種解決方式未必是一種好辦法。缺乏宰相的輔佐，皇帝自己掌管“六部”，這便使皇帝陷於繁雜的事務中，因政事太多，會被累得精疲力盡，因為，也缺少精力和時間來對重大事項進行決策，這可謂是得不償失。而且，由於失去了宰相的制衡，皇權專制體制很容易走向腐敗。
撤銷丞相不久，明太祖朱元璋便被繁雜的政務壓得喘不過氣，朱元璋在取消丞相的當年，便採取了補救措施。朱元璋任命幾位老成儒者為“四輔官”，但是，這些老儒缺乏實際處事能力，在廢相第二年，朱元璋又任用一些新進士和翰林學士，幫助處理文書工作，這便是內閣制度的萌芽期。後來，朱棣奪權後，在皇宮的東閣開闢了辦公處，從翰林院挑選年輕官員作為秘書，而這些年輕官員便成了皇帝的心腹，朱棣讓他們逐步參與議論政事，後來，有關立儲、用人、賦稅等重大國家事務也都讓他們參議，漸漸的，這些學士們便有了一定的參議權，於是，內閣也就初步形成。朱高熾登基後，提高東閣學士的行政地位，閣權也隨之增大。朱瞻基即位後，內閣制度的得到基本確立，內閣大學士政治地位又進一步得到提高，漸漸高於各部尚書。其中，內閣大學士政治地位高的一個重要表現便便是掌握了“票擬權”，即：全國各地報上來的各類奏章，在呈遞皇帝批示之前，先送至內閣讓大學士們先進行審閱，並在審閱後代皇帝擬好批答諭旨，而後將其貼在奏章上，再呈送皇帝裁決。表面上，這只是“票擬”，而實際上，這是“票擬批答”，內閣成員基本上是按自己的意願來進行“票擬”的，這從本質上看是在替皇帝作判斷，皇帝如覺得所你的“批答”可行，便會硃批下旨執行。這種“票擬批答”實際上是讓內閣成員擁有了參與決策的權力。
嘉靖時期，內閣形成了首輔制，這標誌著內閣制度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內閣首輔雖沒有宰相之名，但實際上已擁相當於宰相的權力。比如，萬曆年間，張居正、高拱作為內閣首輔，其權力甚至比宰相還大。萬曆年間，相權大大地反彈了，當時的皇權甚至還沒有相權強大，相權明顯地蓋過了皇權。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漢初剷除了胡惟庸的相權，其目的是加強皇權專制，而到了萬曆年間，其內閣首輔的權力並不比漢初丞相的權力小。這是朱元璋最不願意看到了，朱元璋剷除了強權，但他的子孫們，卻又以內閣首輔的方式，把朝中的權力給了大臣。張居正在朝中的權勢，一點也不會輸給胡惟庸，這局面，一定是大大的出乎朱元璋所料。
而且，內閣首輔的權力過大，所帶來的後遺症也是非常嚴重的，朝臣的黨爭讓朝政變得非常糟糕，皇帝長期不臨朝聽政，而閣僚們為爭奪權力長期爭鬥、角逐，權臣們你死我活的鬥爭使明王朝內耗非常嚴重，大臣們根本就無心治理朝政，明朝越變得越來越腐敗了，而宦官卻乘機專權擅政，驕橫跋扈。比如，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由高拱執政時期的鐵桿親信張四維繼任首輔，張四維便利用首輔的權力，藉著明神宗朱翊鈞對張居正的不滿情緒，對張居正展開了瘋狂報復，將張居正抄家，幾乎滅族。此後，明神宗執政後期荒於政事，二十多年不再上朝，中央權力運轉幾乎停擺，而且，黨爭長期持續，宦官干政，導致朝政日益腐敗，致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
第四，雍正時期，軍機處徹底取代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強化了專制皇權，專制制度徹底走向腐敗。
清代在政體上基本上沿襲了明代的體制，當然，清王朝也結合滿族的管理體制，有了一些管理體制上的新內容。比如，皇太極時期，設置了議政王大臣會議，本來，這是一個最高統治集團參與決策的會議機制，可是，在清初由於清軍剛入關，朝局不是很穩定，加上順治帝信佛等多方面原因，議政王大臣會議並沒有明顯發揮作用。康熙滅了鰲拜集團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卻因為缺少活動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康熙親政之後，想必他不希望清朝的老臣們干預朝政，於是，他便在皇宮內乾清宮旁邊的南書房設立了辦事處，自此，仿照明朝所設置的內閣便不再發揮機要秘書處的作用，而南書房成了決策中心。康熙將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由內閣轉移到南書房，這實際上是想削弱內閣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的權力，加強皇權專制。
雍正帝畫像
到了雍正時期，由於滿足當時西北戰事的需要，雍正四年，在皇宮內隆宗門內設立“軍需房”，後來，“軍需房”改為“軍機房”，再後來又改為“軍機處”，起初，這一機構的設立是為了方便快捷和機密地處理軍機大事，後來逐步發展為治政中心。軍機處設置首席軍機大臣一人，軍機大臣行走、軍機章京等若干人。軍機大臣主要為皇帝提供諮詢；而軍機章京主要負責草擬諭旨，其權力不小，被稱為“小軍機”。軍機處的官員扮演著參政議政、傳達皇命、監督機密文書運轉的角色，軍機處的官員是皇帝身邊的工作班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其權力不小。
清朝從三院長官到內閣大學士，再到軍機大臣、總理大臣、內閣政務大臣，其發展過程是一個逐步去相權的過程，到了軍機處的設立，實際上是使皇帝集權專制達到了頂峰狀態，從長期的歷史發展來看，由丞相到中書省，再到內閣，再到軍機處，這是一步步在削弱宰相的權力，也是不斷地在強化皇權專制統治。到雍正時期，中央政府以軍機處為朝政運轉的主要樞紐，封建王朝的權力專制已走到了絕頂，再也無法往前走了。這也意味著清朝的超強的專權已經為清王朝的滅亡埋下了巨大隱患，而到了慈禧太后專權時，清王朝實際上已經腐爛透了。
第五，歷史上削弱相權對政體的影響和值得關注的歷史教訓。
首先，從漢武帝時期設立“中朝”，到東漢劉秀強化尚書檯的權力，再到明朝廢除丞相而設立內閣，最後到清朝雍正時設立了軍機處，這是一個不斷削弱相權而強化皇權專制的歷史過程。為了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從漢武帝到劉秀，從朱元璋、朱棣到康熙、雍正，坐在最高權力的位置上還費盡心思，他們極力維護其至高無上的權力，總是擔憂著相權會對皇權構成威脅，竭力想削弱相權。可是，在皇權得到強化之後，相權並沒有真正退出政體，反而都會有反彈，在不同時期，相權總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或隱或顯地在中國延續了近二千年。古代中國政體中，宰相制度基本上是延續著的，只不過其名稱不一樣而已，宰相的角色由各種職務的大臣來扮演，如太宰、太師、相邦、相國、大良造、丞相、大司馬、中書令、尚書令、同平章事、內閣首輔、軍機大臣、總理大臣等等，他們大都擁有宰相的權力，可見，皇權實際上是離不開相權的，因為皇權一旦離開了相權，皇權專制達到絕對化程度，專制王朝也就基本上失去了正常運轉的效能了，王朝離壽終正寢也就不遠了。明清時期，古代皇權專中央集權發展到頂峰，在中央管理體制上廢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負責政務的決策，並直接統轄行政部門，政權也就到了最腐敗的狀態了，其政治的腐敗導致了王朝的衰亡。明崇禎皇帝會弔死在海棠樹上，而末代皇帝溥儀被趕出了紫禁城，都是很明顯的事例，當相權被徹底廢除，皇權也就失去了其持續存在的生命力。
其次，漢代以前，丞相在朝中有實際的權力，而且有比較自由的行使權力的空間，一般說來，當時的皇帝對宰相也比較尊重，雖然皇權與相權也有矛盾，但雙方在矛盾中有配合、協調、協作，相權真正地起到了輔佐皇權的積極作用；到漢武帝之後，“中朝”的設立，皇權得到了強化，而相權卻不斷地萎縮；魏晉至宋時，相權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復，但其實只是在調整，相權並沒有真正得到加強。明清時，皇權專制達到了頂峰狀態，而相權被最大程度的弱化，而皇權缺少了牽制和平衡，朝廷日益腐敗，最終，皇權專制體制也就走向了終結。
再次，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極其發展史表明：王朝的發展狀態與相權作用的發揮是有密切關係的，在古代中央管理體制中，如果皇權與相權的權責比較分明，二者處於一種互相制衡、牽制的合理設置中，那麼，王朝的發展一般來講就比較健康；反之，如果皇權的專制控制走向極端，相權極大弱化甚至被廢除，管理體制就會因絕對的專權而被窒息，政治生態便會成為一潭死水，活力也就沒有了，政治機制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不存在了，最後只有走向滅亡；此外，相權如果過分膨脹，宰相專權擅政，皇帝被架空，皇權大衰落，就只有兩種結果，一是改朝換代，宰相篡奪皇權，另立新朝，二是形成了軍閥割據，最終也會使王朝毀滅。清王朝的皇權走到了專制的頂峰，看似有了康乾盛世，其實，其危機也已經埋下了，皇權專制體制也離滅亡不久了，慈禧之後，清王朝已不可救藥，帝制滅亡已成為必然。
最後，如果從現代企業管理的視野看，中國古代削弱相權的歷史經驗對於現代企業管理該也是很有啟示的：
其一，當皇權專制走到了頂峰狀態，便會出現逆轉，侵襲皇權的因素也必然會出現，最後是讓皇權專制走向衰落。這就是專制制度的物極必反的發展規律。那麼，在企業管理方面，如果企業的董事長（或老闆）一味地強化自己的權力，極力削弱了總經理的權力，使企業變成了一個大權獨攬的專制管理的企業，這對企業的發展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呢？應該是有害的，因為過度專制會失去合理的制衡，會窒息創新力，會阻礙發展。再說，當董事長（或老闆）失去了總經理的協助，那麼，董事長要直接面臨的事就太多了，而一旦讓繁雜的事務纏住了，便沒有精力和時間去對重大事項做決策，這是得不償失的事，管理的真諦之一是善於用人分權，沒有人才的支持，一個人幹不成大事，董事長更需要有人幫襯。
其二，企業管理需要有權威有制度有秩序，需要有向心力，需要服從統一領導，但是，權威不等於絕對專權，制度不能窒息創新活力，秩序必須伴隨著創新機制，必須為各種層級各種崗位的經理人提供發揮創造能力的機會，而不是過度專制的機制。作為現代企業的董事長，必須避免兩種傾向，一種是事必躬親，什麼都管，如果想什麼都管，最終必然是什麼都管不好，就像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被朝中政務壓得喘不過氣，後來只好設內閣。聰明的董事長是善於讓別人幫著幹，而不是什麼事都自己幹；另一種是什麼事都不管，放任屬下去幹。過度的放任將會導致企業像一盤散沙，沒有人負起責任，企業一定會敗的，猶如明代不上朝的皇帝，修道煉丹，任由內閣首輔和司禮監去處理朝政，為明朝的滅亡埋下巨大隱患。現代企業，需要的是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管理機制，窒息活力和任其散亂都是不能允許的。
其三，東漢尚書檯強化的後果給人以教訓，削弱“三公”（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的權力，重用低官階的尚書檯官員，這雖然有利於掌控，而且在開始時這些人能成為親信，可是，這也失去了制衡功能，尚書檯逐漸為宦官和外戚所掌控，最後，演變成宦官專權，或外戚擅政，或後宮干政，甚至專權、擅政和干政同時兼有，如此一來，皇權也就旁落了，這與相權輔佐時的狀態相比，要糟糕得多。在經營管理方面，是不是值得吸取這方面的教訓呢？中國不少民營企業還屬於家族企業，很多正處於由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的轉型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一些宗親或親戚“干政”的狀態，比如，如果董事長的夫人或其孃家人在公司裡“干政”怎麼辦？如果董事長身邊的親信不服從總經理的指令怎麼辦？等等，總之，東漢的宦官、外戚、後宮等的專權導致王朝的衰亡，這教訓值得深思。
閱讀更多 文城觀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