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普通人來說，“宰相”可能是我們最熟悉的古代官職了。“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協助皇帝處理政事，是我們對於這個官職最為直接的印象。清代的“宰相劉羅鍋”，明代傳奇“宰相劉伯溫”，南宋賣國求榮的“蟋蟀宰相”賈似道，北宋搞變法的“宰相王安石”，唐代的女皇武則天時期的“宰相狄仁傑”，漢初“蕭規曹隨”的“宰相曹參”，山西還有著名的“宰相村”，曾經走出過五十九位“宰相”。這些歷史上的著名“宰相”的和他們各種傳奇故事，早就成為我們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融入了華夏民族的基因。就算是不太熟悉歷史的朋友，也能對中國歷史上的“宰相”如數家珍，說個七七八八。
然而，雖然這些“宰相”的名字和事蹟，大家可以信手拈來。但是真相卻令人咋舌，在中國歷史上，除了遼代以外，其實從來沒有一個朝代有“宰相”這個官職。那麼，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今天筆者就從介紹什麼是“宰相”開始，並以魏晉之際的情況來做一個例子，和大家一起對中古時代悄然流變的官職制度做一個管窺。
一、政治制度意義上的“宰相”
《史記·殷本紀》：
“政事鹹決於冢宰。”
《史記·齊世家》：
“崔杼為右相”
我們可以看到，在戰國以前，“宰”和“相”經常分開使用，但是意思卻都差不多，都是指輔佐君王治理國家的高級官吏。而到了戰國以後，“宰相”就經常連在一起使用了，而意思保持不變，並且在隨後的兩千多年時間裡一直如此，並作為一個口頭用語傳襲至今。但是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正如前文我們談到的那樣，“宰相”雖然已經有了明確的意思了，但是卻從來沒有（除遼代）作為過一個正式官職名。在各個朝代，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官職的官員充任宰相。有些朝代比較明確，爭議較少，比如西漢丞相或三公是實際的宰相，而唐代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就可以被認為是實際擔任了宰相，這些基本是一個公認的結論，幾乎沒有爭議。
然而因為缺乏明確的制度規定和記載，在更多的時候，哪些官職是“宰相”，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爭議的空間。這種爭議，從古到今，都沒有中斷過，甚至在當時，關於“誰是宰相”這個問題，都存在有不同的看法。而本文要討論的魏晉之際，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典型時期。
二、“宰相”的“標尺”是什麼？
爭議的焦點就在於，尚書和中書究竟哪個才是魏晉時期的真正的“宰相”。
《晉書·梁王肜傳》：
“肜位為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
《晉書·賈充傳》：
“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
《晉書·何充傳》：
“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強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
從《晉書》的記載裡，我們看到司馬肜守尚書令被稱為“宰相”，賈充也因為尚書令一職被荀勖稱為“宰相”，而何衝也以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而居“宰相”。加之自東漢以來，三公的宰相權力一直在被尚書檯侵奪。似乎魏晉之際，尚書就是實際的宰相不應該有任何問題。然而問題就在於我們前面所談到過的，即便是在當時，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都不盡一致。這種看法上的不一致，在史籍中自然也有所表現。
《通典·職官三》：
“自後漢，時雖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尚書始為機衡之任。然當時尚書不過預聞國政，未嘗盡奪三公之權也。至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真為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
《通典·職官三》：
“永昌元年……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恆，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
《通典》先是回顧了三公失去“宰相”權力的過程，並給出結論“尚書”在魏晉成為真正的“宰相”，但是《通典》又明確把
中書監和中書令也視為“宰相”，這裡不僅出現了和《晉書》截然相反的結論，還“自相矛盾”。為了解決這種“矛盾”，《文獻通考》倒是給出了一種“和稀泥”的說法，認為魏晉時期的尚書和中書都是“宰相”，然而這無疑引起了進一步的混亂，“宰相”作為首輔，顯然不可能出現兩個職位同掌並立的局面，而不管是曹魏還是西晉，中書和尚書都是同時存在的。所以，《文獻通考》這樣的說法，顯然難以讓人信服。
筆者覺得，這種史料裡相互頡頏的結論，一方面說明魏晉之際究竟誰是“宰相”的情況確實非常複雜，所以才出現了這種莫衷一是的局面；而另外一方面，則是更為重要的，那就是其實大家對於“宰相”缺乏明確的定義和制度化的梳理，往往流於表面現象，看到某某人權力很大，他的官職就往往被視為“宰相”。
“宰相”作為中國政治制度上最為重要的官職之一，關於它的解讀卻陷入了混亂紛紜的狀態。這顯然是很難讓人接受的一件事。所以面對這種認知上的混亂，《通典》也做出了澄清上的努力。
魏文帝曹丕把孫資為中書令、劉放作為中書監來掌管機密，兩人擁有極大的權力；晉武帝以荀勖作為中書監“毗贊朝政”的施政極有成效。
“八王之亂”前夕，太子東宮的劉卞勸說張華效仿司馬懿發動政變，廢黜賈南風以保太子，也用了“公居阿衡之地”的說法。而劉卞口中所謂的“阿衡”其實就是宰相的意思。
《詩·商頌·長髮》：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阿衡本來是商代的官職名，伊尹就曾經擔任過這個職位，所以常常被後世用來代指宰相。
《機權論》：
“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
而當時張華就是中書令，所以張華才被劉卞視為宰相，並以此說明張華有發動政變的合法性。
依據上面這些例子，《通典》得出的結論是，“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
筆者覺得，相比起《文獻通考》，《通典》雖然成書在前，反倒是顯示出了想要對“宰相”給出科學定義的努力。按照《通典》的說法，魏晉以來，“宰相”以“他官”的形式存在，這裡的“他官”顯然是相對漢代的丞相和三公而言的。因為漢代的“宰相”都是在這些職位中產生的，而魏晉之後的情況變得複雜起來，中書監，中書令，尚書令，其他官職參錄尚書事等等，只要被皇帝所倚重，能夠參與機密，制定政策，統帥百官，誰就是真正的“宰相”，甚至侍中一類的官職，都可以是“宰相”。
無獨有偶，《資治通鑑》裡的記載，也顯示出和《通典》相似的看法。
《資治通鑑》：
“六月，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嘆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
王華當時是右衛將軍且掌管禁軍，還兼任侍中，而魏晉以後“侍中”意味著可以入禁。但是因為有司徒王弘和侍中王曇等人的存在，讓他感覺到“宰相頓有數人”的窘迫，難以施展自己的才華。《資治通鑑》在這裡給出的結論和《通典》幾乎完全一樣，只要皇帝和誰討論大政方針，把重要的政策交給誰去執行，誰就是事實上的“宰相”，以此推之，當時的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中書令、侍中、侍郎、給事中都可以算作是“宰相”了。
如果說《資治通鑑》是從王華的嘆息中，得出了“宰相無常官”的感性認識的話。《通典》就更像是想要從之前的“故事”裡，去抽絲剝繭，為我們總結出關於“宰相”的一般規律。在這裡，《通典》顯示出了理性探討的光輝。《通典》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它把“宰相”置於一種動態過程去考察，企圖從繁紛蕪雜的歷史現象背後，去獲得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尺。它通過大量的“案例”，看到了“他官”變成了事實上的“宰相”，並以此得出了“宰相”“無有常官”的事實。可惜的是，《通典》得出的結果既不正確也遠遠沒有達到“標尺”的程度。《通典》止步於此的原因，筆者覺得是因為其畢竟其成書於一千多年以前，還難以從制度發展變化的角度去梳理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因此也就只能停留在“排比史料”的層面了。
筆者覺得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是祝總斌老師，祝老師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提出了界定“宰相”的兩個條件 ，並認為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根據我國兩千多年的宰相歷史，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即必須擁有議政權，和必須擁有監督百官執行權。”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標尺性”的定義，顯示出了極大的科學性。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有了這把“標尺”，就可以按“尺”索“相”，清晰地辨明歷代哪些官職是真正的“宰相”，而不會陷入《通典》那樣的“無有常官”的迷惘。
據此，魏晉之際尚書和中書，到底誰是真正的“宰相”問題，其實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為什麼尚書是“宰相”，而中書權力又極大？
按照祝總斌老師的定義，魏晉之際的“宰相”最終定格在尚書身上。之所以要使用“最終”一詞，是因為這本身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後漢書·仲長統傳》：
“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這段《後漢書》裡的記載，曾經被作為中學的歷史考題，問這種情況說了什麼，正確答案為“臺閣已經完全掌握了國家決策權力”。筆者覺得其實這個答案是相當值得商榷的。如若按“宰相”應該具有參與機密的議政權力來看，東漢的尚書無疑是符合的。但是問題在於在東漢尚書並沒有監察百官的執行權，這部分權力依然被三公所保留。
另外，即便是所謂的議政權，也並不是一句空話。三公有三公府，是一套完整的辦事機構的。這樣才能保證議政之時言之有物，確有政見。而我們都知道，尚書檯要直到曹魏後期，才從少府中獨立出來。就東漢的情況而言，尚書不僅缺乏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就連議政權，也沒有制度上的保障。
但是，到了魏明帝后期，史料中開始極難看到軍國文書送報三公的記載。反而提及這些重要文書的史料，大都和尚書檯有關。
《三國志·傅嘏傳》：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
《魏略》：
“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
以上兩則史料也向我們展示出，除了審閱奏文的權力被尚書侵奪之外，原來屬於三公的選舉權在曹魏後期，也已經完全落入了尚書手中。
東漢到曹魏的兩百多年間，由於政治形勢的發展，尚書檯不斷侵奪三公府的各項權力。特別是曹魏後期走向魏晉禪代，因為政治鬥爭的需要，尚書檯最終取代了三公府，成為事實上的行政決策機構。
《晉書·劉頌傳》：
“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並。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
《晉書》的這段敘述，則似乎是完全按照定義“宰相”標尺一樣，向我們展示出入晉以後，尚書檯則不僅完全握有議政權，還可以監察百官執行成效，成為了公認的“宰相”。
但是，這裡依然存在著一個讓人疑惑的問題。那就是，尚書雖然完全符合“宰相”的定義，但是為什麼中書依然擁有很大，甚至超過尚書的權力，卻不能被視為“宰相”呢？
《通典·職官三》：
“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因其位，謂之鳳凰池焉。”
《通典》裡關於中書情況，除了介紹其職責執掌之外，還用了“鳳凰池”這樣的溢美之詞，既向我們展示了中書的權勢不俗，又
點破了中書之所以具有這樣地位的原因。那就是“地在樞近，多承寵任”，完全是因為親近皇帝所致。
關於這一點，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例”。
《三國志·劉放傳》：
“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
魏明帝曹睿臨終前，本來打算以燕王曹宇等人輔政。但是孫資和劉放因為和曹宇等人有過節，利用自己中書職位和曹睿親近的有利條件，進讒言“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最終讓曹睿放棄了讓曹宇參與輔政的決定，並且“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建議啟用司馬懿，並最終讓司馬懿獲得了合法的輔政地位。
從這個角度講，中書確實具有左右朝政大局的權力，甚至“號為專任”。這也是很多人把中書視為“宰相”的重要原因，然而中書這樣的地位完全是因為“附至尊”而得到的，而非制度選擇的結果，既不合法，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等到高平陵之變後，曹魏皇權衰落，中書的權勢比起魏文帝和魏明帝之世，就被認為是“非顯選”了。這個階段出任中書令的大都非司馬氏親信，反觀進入尚書檯的盧毓、裴秀等人，俱為司馬氏心腹。尚書和中書，孰重孰輕，就不言而喻了。另外，即便是中書權勢煊赫的時候，也只是體現在影響皇帝的決策方面，還根本談不上監察百官執行決策這個層面。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講，中書都不能被視為是真正的“宰相”。
結論
“宰相”也許是我們普通人接觸最多的古代官職之一，歷史上諸多“宰相”的傳奇故事我們耳熟能詳。然而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宰相卻有著特定的含義，制度的發展有時候往往潤物無聲，某些變革的細節不易被人察覺。我們通過對漢魏制度變遷的考察，重新獲得了“宰相”定義的標尺 ，並按“尺”索“相”。對魏晉之際看似相似，實則有著不同內涵的兩個官職尚書和中書進行對比，明白了中書權勢煊赫背後的原因，同時也確認了尚書才是真正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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