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得名與陰陽學說有關嗎?

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得名與陰陽學說有關嗎?

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究竟如何得名?‖老家許昌

文·圖‖路誌純

筆者知道有個潁陰縣源於長葛最為著名的歷史人物之一的陳寔。陳寔是海內外“潁川陳氏”的始祖,還是東漢有名的“潁川四長”之首。當年,他曾與“潁川四長”的另一位荀淑相聚於“潁陰”。荀淑,潁陰人,曾任朗陵長。

有一天,陳寔帶著兩個兒子及小孫陳群,駕牛車拜訪荀淑。荀淑設宴款待,八個兒子侍陪,兩家甚為歡樂。就在此時,朝中太史夜觀天象,說眾德星相聚,於是奏稱“德星匯,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時京都洛陽距潁陰380裡,正好500裡內,兼之陳、荀以賢德聞名,於是人們把天上的“德星聚”歸應在他們兩家身上,陳寔也因此被後人稱作“德星”。

宋代人據此,在今許昌市區原址建了一座別緻的亭子,名德星亭,亦稱聚星亭,內設陳、荀二賢畫屏,成為許州一大名勝。歷代名人對此亭頗為欣賞,寫下了許多名篇佳句。南宋理學家朱熹居許所作《聚星亭畫屏贊》,更為諸多名篇之首!於筆者而言,還記住了他們相聚的地方——潁陰。

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得名與陰陽學說有關嗎?

後來,筆者在探究長葛古城遺存之一的長社城時,知道公元548年,當時既為縣治亦為潁川郡治的長社城因大規模的戰事而被水所毀,潁川郡治與長社縣治均由此遷往潁陰。

再就是2018年10月11日“老家許昌”今日頭條號曾發表馬炎心、賈鳳翔兩位先生的的作品《許昌護城河和小西湖究竟形成於何時?標準答案來了!》,更多次論及“潁陰”。(欲欣賞此文,歡迎朋友們點擊以下鏈接: )

筆者有一癖好——瞎想,在讀到兩位先生的作品前就曾想過,潁陰縣在西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析許縣所置,“潁陰”可能因潁河而得名,但潁河在今之許昌城區之南,古代以“陰陽”命地名有一定之規,即:

以水劃分——南北走向:北為陽,南為陰;東西走向:東為陽,西為陰。

問題來了:潁陰縣並不在潁河之南,而在其北,且看今之地圖(圖中粗的紅線為今之潁河流向):

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得名與陰陽學說有關嗎?

依水之“北為陽,南為陰”的規則,潁水之北的這個縣不能稱“潁陰”呀,但事實是它就叫“潁陰縣”!

於是向方家請教,有學者說是因為潁河改道了。意思是說,當年潁水流經潁陰縣城之北,後來“改道”於今之許昌之南了,所以……但改道於何時,為什麼改道,就筆者能讀到的史料卻沒見有學者論及。那就自己探究吧!

筆者查到2014年4月25日許昌學院魏晉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馬寶記解說許昌“三國河流”的網文。馬教授解說了許昌市區及周邊的“三國河流”——運糧河、棗祗河、艾城河、襄城縣運糧河、瑪瑙河以及灌溝共6條,很遺憾,沒有潁河。

於是,筆者查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的民國二十六年(1937)《禹縣誌》,其《卷三·山志》載:

禹之為縣,山川盤紆,形勢險固。具茨、崆峒亙其北,大雄、大劉峙其西,三峰屏其南,大陵環其東。潁水入自西北而出於東南,以為襟帶。

這就是說,潁水在禹州境內因其北、其南和其東都有山巒相阻,是無法改道的。

其《卷四·水志》載:潁水

又東南十四里至褚河鋪

又東南七里至白垌

又東南六里至溝張

又東南四里至化莊

又東南八里至過祁臺寺入許昌縣境

下圖是一幅清順治八年(1651)禹州境域圖,標有潁河流經如禇河、化莊等地點,與今之位置一致。

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得名與陰陽學說有關嗎?

那麼,潁河東南出禹州流入許昌縣是否會改道呢?筆者是長葛人,長葛的陘山和新鄭的具茨山都是嵩山山脈的南延。自陘山往南,漸次成為丘陵,有南北向的漢王崗、霸王崗再南延至原許昌縣境,經靈井,直達椹澗。原許昌縣最大的水庫——孫莊水庫在椹澗鄉政府之西兩公里處,水庫西邊丘陵連綿,古時此丘陵稱熊耳山。由長葛陘山至此,連綿的丘陵之東即為古之“潁川平原”,這也就是說,潁河要改道,也只能在進入“潁川平原”之後,在山區和丘陵地區由於地形的挾持,是不可能改道的。

因丘陵已達椹澗,而椹澗位於許昌市區西南二十多公里,即便於此地改道,依然在潁陰縣城之南!

這裡,還要說一下影響潁河流向的伏牛山脈的另一道山系——箕山山脈。該山脈從汝陽縣東北部,自西向東蜿蜒經登封、汝州、郟縣至禹州西部及東部著名的大鴻寨、三封山和柏山後,消逝在“潁川平原”。箕山山系隔潁河與具茨山山系相望,形成南北兩山夾潁水而峙的獨特地形。

請注意,既然潁河在流入“潁川平原”之前被南北兩山“夾峙”,所以只有流到襄城縣東北部,箕山餘脈“消失”後,遇到較大的“坡降”,便順勢轉而向南而去。讓我們再看看以下資料:

今之“襄城縣”,詞條中說:該縣有海拔81—128米的崗丘7個。其中包括八士崗、百寧崗、風陽崗、麥嶺崗、胡崗、堯城崗、靈樹崗,面積共44.8平方公里,約佔全縣總面積的20%。

而百寧崗、麥嶺崗,據清道光十八年(1838)《許州志》載:“百寧崗在襄城縣東四十里”;“麥嶺崗在襄城東四十五里”。該志還記載有一道“伯達崗”,“在襄城北三十里,下有八塜,俗傳周八士墓。”這道崗可能在“海拔81—128米”之下,故該詞條無載。

該詞條又載:該縣“北部為丘陵地帶”,“全縣地勢呈西高東低,由西北王洛鄉房村至東南姜莊鄉河北王村,坡降為1:1600。”

綜合以上記述,就不難理解潁河在原許昌縣與襄城縣之間的流向,特別是流出丘陵地帶進入“潁川平原”後,為何突然掉頭向南而去。

這一切都說明潁河在襄城縣東北部南轉之以上河段是不存在改道條件的。

讓我們看下設置潁陰縣時的西漢和宋代地圖(下圖為西漢地圖,文首為宋代地圖,兩圖粗紅線均為潁河)。

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得名與陰陽學說有關嗎?

潭其驤是我國最權威的古代地理學家,上面兩圖均出自潭先生編印的1982年版《中國古代地圖集》。

從當代、西漢、宋代有關潁河的地圖上,不難看出,潁河都未曾改道。客觀地說,由於其流經的地形,決定了它在襄城縣東北部南轉之以上河段不存在這種條件。

當然,未曾改道,不等於河床沒有滾動過,小的滾動是難免的,但這同改道不是一個概念。

既然沒有改過道,西漢初年(公元前201年)設置的潁陰縣不在潁河之南,但它偏偏稱為“潁陰”,是因為此前先已設置了潁陽縣了嗎?潁陽縣設置於秦,其治在今許昌市西南,應為今襄城縣一帶。

我國古代的陰陽學說,視陰陽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晝為陽,夜為陰;男為陽,女為陰。若以地理方位來講,南為陽,北為陰;東為陽,西為陰,如此等等,《道德經》說:“萬物負陰而抱陽”。即:萬物皆有陰陽,且相負相抱。陰陽二氣在互相激盪中構成新的和諧體。總之,陰陽無處不在,萬事萬物、自然現象皆蘊含其中。那麼,是否先有了潁陽縣,後設的恰處西南、東北方位的縣與其“相輔相成”、“構成新的和諧體”而謂其“潁陰縣”呢?

但是《漢書·地理志》載:“潁陰,秦置,為潁川郡屬縣,因郡內有潁水南流而得名。潁陰在潁水之東。”這就是說“潁陰縣”的得名還來自潁河,且“潁水南流”,造成這個新置的縣在“潁水之東”。

潁水南流,前面已說過“潁河流到襄城縣東北部,當箕山餘脈‘消失’後,轉而向南而去。”那麼,潁水之東怎麼就稱其為“陰”呢?依地理方位的“陰陽”來說,理當“東為陽,西為陰”的。

看來,還得往“陰陽學說”裡尋找。還真找到了。

且看下面這段出自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0年第一期(總第40期)劉沛林著《陰陽論與地名陰陽法則》中的論述:

正因為中國古代地名陰陽法則的確定,是以該地向陽、背陽之勢來決定的,故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山之東、水之西取“陽”、山之西、水之東取“陰”的地名命名現象。因為太陽東出,山之東坡為陽坡,西坡為陰坡,一明一暗,便成“陽”、“陰”。同樣,大河常處兩山之間,河之東對應的是山之陰坡,河之西對應的是山之陽坡。故有山之東、水之西為陽,山之西、水之東為陰的命名現象的出現。如耒陽因處耒水之西而得名,湘陰因處湘江之東而得名,汾陽因處汾水之西而得名,灌陽因處灌水之西而得名等等。

結論是:潁河流到襄城縣東北部,當箕山餘脈‘消失’後,遇到較大的“坡降”,便順勢轉而向南而去。新置的縣在“潁水之東”,依陰陽學說以水而論的“水之東為陰”,這個從許縣析置出來的新縣便得名“潁陰”了。

曾以許昌為縣治的“潁陰縣”得名與陰陽學說有關嗎?

【作者簡介】路誌純,長葛市文促會副會長、長葛地方史志“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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