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湖北武昌，東湖客舍。毛澤東提出一個疑問：“黃梅戲怎麼到安徽去了？”
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回答：“是大水衝去的。黃梅縣地處在長江、龍感湖之間，每次水災，會唱黃梅戲的水鄉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慶一帶去賣唱。”
以上對話，當時的新聞報道並未言及。三十年後，梅白撰文《毛澤東看黃梅戲》，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第7版。再後來，政協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和政協黃梅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湖北文史資料》一九九六年第二輯（總第四十九輯）《黃梅戲史料專輯》，又將此文作為特稿收錄為該專輯的第一篇。
梅白的答詞很肯定。
可是，數月後，毛澤東把這個問題又重問了一次。
1958年9月，安徽合肥，稻香樓。毛澤東問曾希聖：“湖北有個黃梅縣，為什麼黃梅戲出在安徽？”這回不是說“到安徽去了”，而是說“出在安徽”——莫非老人家對“大水衝去”的說法有所存疑？
時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長的楊傑回答：“黃梅縣與安徽宿松縣交界，舊社會可能黃梅縣災民逃荒到安徽，他們既唱黃梅調，又吸收了安慶地方民歌，形成了現在的風格，成為黃梅調。”毛澤東又問：“嚴鳳英祖籍是湖北人嗎？”楊傑回答：“她是安慶桐城人。”接著，主席高度評價嚴鳳英和地方戲曲，說：“我喜歡家鄉湖南花鼓戲。黃梅戲更好聽。嚴鳳英是個出色的演員，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國人人皆知的故事。”
這段對話，當時的新聞報道也未言及，也是後來由楊傑撰文《嚴鳳英與黃梅戲》，發表在《黃梅戲藝術》1997年第1期。
楊傑的回答較謹慎，加了“可能”二字，但這個“可能”也非空穴來風——它來自一種流傳很廣的道路傳聞，而這傳聞說得言之鑿鑿：確切到時間——清乾隆五十年左右；確切到人物——黃梅縣的災民；確切到地點路線——從湖北的黃梅到安徽的宿松、望江、太湖；確切到演唱形式——敲著“道情筒”，打著“連湘”和“金錢板”；確切到歌唱的曲調——“採茶調”。雖然1954年距乾隆五十年（1785）有169年了，但傳言者說得就如親見親歷一般，以致許多讀書人乃至一些領導幹部都採信了。（參閱《採茶的足跡》一文所引，見《黃梅戲藝術》2018年第1期第15頁。）
看來，“大水衝來黃梅戲”的判斷，已經成了那個時期帶有共識性的結論。
正是這麼言之鑿鑿的確切而周全，引發了我的探索興致——因為他們都只是作出判斷和陳述，而沒有提出陳述的依據和判斷的證據，還需要進一步考究。如果能找到一些材料，來證明這個判斷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豈不就是一道很好的研究課題？
然而，剛開始研究，還沒來得及搜尋材料，就發現了問題。
首先是對演唱形式產生了質疑——“道情”又叫“漁鼓”，是一種說唱故事的曲藝，所使用的配合節奏的樂器叫做“道筒”或“道仙筒”或稱“漁鼓”，還有“簡板”。“金錢板”也是一種曲藝，使用的擊樂器也就是“金錢板”。“連湘”則是一種民間歌舞的道具。“道筒”、“連湘”和“金錢板”都是特定節目的特定樂器或道具，與“採茶調”無關。“採茶調”，無論是茶農單人清唱、多人散唱，還是乞討者演唱，都是既不敲“道筒”，也不打“連湘”和“金錢板”。即便是燈會上群體性載歌載舞的“採茶燈”，其道具乃是十二“採茶女”各執特製的“茶籃燈”，兩名隊首擎著綴滿彩花的彩燈或特製的“茶樹”；所用的伴奏樂器則是鑼鼓，有條件時或加笛子、胡琴，是需要另派樂隊人員的。任何一個“採茶燈”班都斷不會用“道筒”、“連湘”和“金錢板”來伴奏，清唱和散唱更不會使用。所謂“乞討時敲著‘道情筒’，打著‘連湘’和‘金錢板’來演出家鄉流行的‘採茶調’” ，不符合民間藝術表演的實情。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乞討時有的唱道情，有的打連湘，唱金錢板，唱採茶調。當然，實際上乞討者的表演還不止這些，還有蓮花落、打花鼓、唱鳳陽歌等等。
經過一番考查之後，又產生了更大的質疑：“大水衝來黃梅戲”的說法，與這一帶的地理形勢和逃水荒的自然規律很不相符，與當地的歷史記錄也不相合。
宿松縣的幾個湖泊都相連通，把全縣陸地截然分割為南北兩片，南部江湖之間是沖積性洲地，湖泊北岸以上是田畈、丘陵和山巒。當地人把這兩大片分別稱為“洲上”和“後山”。而黃梅縣境內陸地完全連片暢通，最大的湖泊便是東南與宿松共有的龍湖即龍感湖，與宿松縣內的湖面不可比擬；西邊的太白湖與廣濟縣共有，面積更小；縣轄的源湖又比太白湖還要小。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以長江論，黃梅位居上游，宿松處於下游。以湖泊等水域論，宿松境內的水域面積是黃梅的數倍。按常理，無論是山洪暴發，湖水暴漲，還是長江潰堤，宿松縣受災不至於殃及黃梅，而黃梅縣受災則往往會殃及宿松。兩地都受災則宿松偏重。黃梅人逃水荒，應該是向高處走，逃到無災或輕災區，而不至於反而往下游，逃到災情更重的宿松縣去。
這樣看來，毛澤東對“大水衝去”的說法存疑，是有道理的，因為他不但是位革命家、政治家、哲學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還是軍事家、戰略家，對中國地理是瞭如指掌。當年佈局渡江戰役，他對長江中下游的地勢水情，就早已爛熟於心了。惟其如此，聽了楊傑的回答後，他還緊問一句“嚴鳳英祖籍是湖北人嗎？”在聽了梅白的回答後，他又告誡：“你們黃梅人還是演自己的土戲好。”
民間文化交流的渠道多得很，也非常暢通，實在不必借“逃水荒”的機會。否定“大水衝來黃梅戲”，也並非否定黃梅人、湖北人對黃梅戲的貢獻。實際上還不止他們，江西人、本省的池州及相鄰地區的許多民間藝術家，都對黃梅戲作出過貢獻。
那麼，黃梅戲究竟從何而來？採茶歌是否為黃梅縣原創而傳到宿松、望江、太湖以至全安慶地區？由“採茶歌”或曰“採茶調”發展而成的採茶戲，又是從何而來，是怎樣從歌曲變成戲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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