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生命力僅百天的蟲子,被人類把玩了近千年。如今，當古老的鬥蟋文化與不斷投入的財富相遇，介入其間的，不僅有北京城的退休教師、身家過億的老闆，也有國企金領、名校博士生、幼兒園園長……他們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蛐蛐兒在老輩兒人的生活裡擁有特殊的地位。三千年前，詩經即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今天，據蟲界人士估算，在蟲季（注：每年立秋後的30多天），北京城裡每天蛐蛐罐不離手的玩家至少有1萬人。
這裡面，就有從北京某重點中學退休的數學老師老崔。70歲的他身高1米8，和老伴兒住在一套50來平米的房子裡,蛐蛐罐卻大大小小湊足了三桌。正是這一百多個罐裡的生命，驅走了老崔的煩惱和孤獨。
然而，2015年春節前，老崔中風了。老崔給蟲友于佳發了條短信。“把我的罐子拉走吧。”被“託孤”的於佳卻不敢接罐：“玩蛐蛐兒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氣。”果然，轉過年，蟲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東了。他跟賣蟲的農民說，蛐蛐叫百日蟲，只要有口氣在，到了季節他就“特別想聽蛐蛐叫”。
其實，蛐蛐的玩法很像昆蟲版拳擊運動，選蟲、飼養和格鬥。玩家需要通過頭形、牙形、須、腿、翅膀、顏色以及動態等生物特徵，識別並判斷出一隻蛐蛐是否具備成為“泰森”的潛力。再依靠40-45天的靜養,最後將蛐蛐倒進鬥盆，用鼠須或芡草撩撥它的牙齒，指揮它贏得戰鬥。為此，找到一隻好蟲，是玩家把玩的起點。
每年8月初，當第一場秋雨飄落，蛐蛐順利褪下最後一次殼。它們的翅膀變得厚實、亮麗，雄蟲震動翅膀，鳴叫著從成片的玉米地、草窩、磚縫裡跳出來。而每到此時，玩家們便會像鐵屑被“磁鐵”吸引一樣，奔向山東。
按照蟋蟀學者的表述，因水質和土壤利於蟋蟀鈣化，山東有一條自北往南的蟋蟀產區，位於東經116°30′—117°30′,包含寧陽、樂陵和寧津等16個地區。蟲客們把去山東抓蟲和買蟲，統稱為“下山東”。
其中，又以泰安市寧陽縣和德州市寧津縣最出名，兩地蟋蟀彪悍善戰，曾為歷代朝廷進貢鬥蟋。按照當地公佈的數據，每年至少有10萬人從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湧入寧陽縣。這一數字，接近寧陽縣82萬總人口的八分之一。
正是玩家的追捧，寧陽縣鄉飲鄉小孔家村外的一個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國當今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場—黑風口。
改革開放後，鬥蟋逐漸擺脫了“老四舊”的枷鎖，開始成為一部分富人的新娛樂。於是，許多遠道而來的蟲客為了找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著小馬紮，在路口攔截抓蟲的農民，而當時這裡四周都是溝，天黑風大，“黑風口”由此得名。
如今的黑風口，已經大大變樣。每當蟲季來臨，圈裡叫得上名號的玩家，便會帶著上百萬現金出現。他們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張小方桌和一條小板凳，等待蟲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攤位也寸土寸金，10塊錢一個，沿街排開。
但對一隻好蟲的渴望,仍然驅使著蟲客在早上5點鐘出攤，“爭的就是第一個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兒”。所謂“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職業稱謂。在蟲季，外出打工的青壯年會像春節返鄉一樣，請假回家抓蛐蛐兒。
每年8月8日是約定俗成開始抓蟲的日子，聽上去充滿好彩頭。“撬子手”們趟遍了村莊附近的田地，又組成車隊,向十幾公里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進發。裹著水綠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頭頂的礦燈、手裡的網罩和腰間的竹筒。他們通常黃昏時出發。前半夜一壟一壟趟過田地逮蟲。後半夜則要靠“聽叫”—在地裡吃飽喝足的雄蛐蛐會震動翅膀，召喚配偶。有經驗的“撬子手”通過叫聲，能聽出蛐蛐的釐碼（注：指蛐蛐的長度）和優劣。
那真是從土地裡冒出的真金白銀。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東，蟲友在地頭兒花150塊錢買了兩隻蛐蛐兒，旁觀的農婦驚訝得直吐舌頭。但到了2015年，一隻重約0.65克的蛐蛐，在黑風口已經能賣到5萬塊錢的高價。按同時期黃金298元／克折算，已經是同等重量千足金的幾百倍。
不過，蛐蛐也有等級優劣。始自宋朝的古書上,列出了青、黃、紫、紅、黑、白六大類共260多個蟋蟀品種。不同的顏色和特定的形態匹配，便會演繹出等級懸殊的蟋蟀。“烏頭金赤、蟹殼青、紫黃、青麻頭、鐵頭青背、琥珀青、白牙青……”但具備“帝王相”的蛐蛐鮮見，且不易辨認，全憑蟲客的經驗和眼力。
為此，蛐蛐抓住後，會被分裝在拳頭大的白瓷小罐裡，用橡皮筋箍著。蟲客根據閱歷和眼光給價。有的把厚厚的眼鏡抵在蛐蛐罐邊上，打量半天：先看頭，後看腿，再看皮毛不後悔，最後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蓋兒就報價。在這個桌上開價100塊賣不掉的蟲子，到了下個桌，可能被1000塊買走了。
“萬金蟲”進城後,住的是比北上廣還金貴的房子—價值幾萬，甚至十幾萬的蛐蛐罐。
一位蟲客，在上海還專門拿出一套500多萬的房子養蛐蛐。部分“撬子手”，在蟲季結束時，也會跟著大老闆一同進城。他們為蟋蟀調理飲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實的“營養師”，月入過萬。而蛐蛐受到如此金貴的待遇，一切的目的就是上“賽場”。
首都鳴蟲協會秘書長趙伯光，從1988年開始組建北京市蟋蟀聯賽，至今已經成功舉辦了30屆。他和位於西直門、廣渠門等北京四九城的其他7個玩家，成立了八支隊伍，打起循環賽。他們草擬比賽章程和競鬥規則，每年修改。
起初，參賽者每人5塊錢,用於購買獎狀和獎盃。後來，有支持者開始為比賽提供贊助，參賽的隊伍從8支逐漸發展到22支。
在趙伯光眼裡，鬥蟋是國粹，“就像法國人的歌劇、西班牙的鬥牛一樣”，對修身養性和提升社會文化積澱都有作用。因為鬥輸了的蟋蟀是不會鳴叫的，“知恥也”。不僅如此，宋朝書法家黃庭堅還總結了蟋蟀的“五德”：信、勇、忠、知恥、識時務。趙伯光認為人應和蟲在情感品格上共鳴，並鼓勵人像蟋蟀一樣去戰鬥。
事實上，蛐蛐圈裡不乏這樣的玩家，比如於佳。為了賽場上的兩三分鐘，他常常需要準備一年。
養蟲的三個月，為了不燻著蛐蛐，於佳要求全家吃飯館，家裡很少開火。因為按照書上記載，蛐蛐被燻了之後發軟，六條腿抓不實地，嚴重的會直接斃命。後來，於佳乾脆在北京南二環為蛐蛐們租了一套房，專門裝了兩個養殖級的溫控開關，只要溫度計裡的水銀柱指向24度，開關會自動斷暖斷電。屋裡鋪滿了塑料泡沫，保證蛐蛐們蹦出來不會受傷。
餵食也不鬆懈,從古書上的小米、南瓜、綠豆，到蝦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蟲夏草、鮑魚海參、蜂王漿、螞蟻卵……人類對食物的拓展，也豐富了蛐蛐修煉戰鬥力的一切可能。
終於，2016年在寧津縣舉辦的全國蟋蟀大賽上，於佳斬獲一項全國比賽冠軍。對此，於佳多次提到必勝的“信念”。
不過，隨著蟲友隊伍的壯大,有些人開始玩變了味，將鬥蟲當成一種賭博。更令蟲友憂心的是蛐蛐本身。蟲客們講究生命輪迴帶來的蟲運。一個有點迷信色彩的說法是，蛐蛐臨終要厚葬，來年還能遇見好蟲。但在山東，“蟲運”正漸漸枯竭。
在寧陽，“撬子手”抓蟋蟀的半徑越來越大，好蟲卻越來越難抓。原來麥秸垛、牆角里，一翻就有。工業區、開發區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掃蕩式捕蟲，如今，車隊要開四十多分鐘去開闢新領地。上海、北京、天津的玩家還在嘗試去山東、河南、河北，找到與寧陽處於同一緯度的處女地，孵化新的市場，尋找優質蟋蟀。
有人不免回味，小時候抓蛐蛐的單純和快樂，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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