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困境、契机与模式探索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追溯文化建设历程, 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建设文化强国”, 再到“坚定文化自信”, 不难看出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21世纪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 明确“三农”问题为新时期我党工作重中之重;2017年,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随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实施乡村振兴道路进行了战略部署, 旨在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 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47年就指出“技术和社会层面上的分化和专业化已经确立起来……文化也给所有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2]。也就是说, 文化产业是工业化时代的必然产物, 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把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放在文化产业发展上适应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潮流之中。发挥区位优势实现乡村经济稳步增长, 推进乡村文化资源与现代产业有效对接, 这已经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3]

从乡村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看, 乡村文化产业是个体以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身份获取利益的一种路径, 乡村文化产业是文化持有者通过运用民族文化资源在经济领域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 是传统文化再生产的媒介和平台[4]。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看, 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有“制造业+服务业”和“服务业+制造业”两种模式, 而且这两种模式都对形成产业链条、达到产业集群效果有助力[5]。从文化产业链的设计看, 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 培育优势文化产业, 塑造文化品牌, 发挥集聚效应[6]。从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看, 我国乡村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落后、投资渠道不畅、人才资源不足,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注重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从表面展示向内涵挖掘的转变、从要素流向要素集聚的转变, 以实现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深度发展[7]。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 产业结构优化是地区产业发展的动力, 也是地区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 产业结构优化依赖技术创新、FDI和对外贸易, 人口结构、产业耦合度、产业政策等因素[8]。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来看, 需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理顺管理机制, 完善管理制度, 注重行业监管, 把握地方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的新方向[9]。

本文所研究的乡村文化产业以国家政策安排为基本方向, 既考虑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又考虑从创新力和产业规模的角度振兴乡村文化。把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同乡村文化内在逻辑紧密结合, 对乡村文化资源实施产业化运作。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不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性目标, 也是对简单粗暴的现代生产方式向乡村领域蔓延的一种策略性回应。本研究旨在分析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及其制约因素,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契机下, 通过总结我国现有乡村文化产业成效显著的典型模式提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能性模式, 意在为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

(一) 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在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下, 乡村文化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 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初见成效。但是, 无论是乡村文化产业规模还是乡村文化产业创新, 都面临着诸多困境。

第一, 乡村文化资源丰富, 但乡村文化产品单一。农业及农产品的精神文化价值没有被最大程度地挖掘, 传统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尚未被呈现, 农产品的外观造型、包装设计、形式构造、品牌咨询等附带艺术设计性的应用服务尚未全部实现。文化产业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带动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乡村文化产业所应有的附加值还未实现。第二, 文化市场未能完全辐射至乡村。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市场。现阶段, 政府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中完成了顶层设计、政策制定、人才培养、宣传引导以及监督管理等各项职能, 发挥着主导作用。相形之下, 市场却没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乡村文化内容和服务的创新力度不够, 乡村文化与旅游、健康休闲等尚没有发展到融合阶段。乡村文化产品线较短, 文化内容作为推动新型服务业态和消费业态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发挥。因此, 要实现乡村文化产业的效率, 着力点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挖掘市场空间。第三, 现阶段我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虽初具规模, 但产业主体较分散, 集约化程度不高, 规模化效益无法体现, 整体实力偏弱。虽然以简单手工艺生产等为主要代表的乡村文化产业很早就存在, 但多以个体单向性生产为主, 长期以来并没有拓宽产业链, 走集约化发展之路, 产业无法升级, 结构单一, 个体产业经营者无法加强产品之间的联系, 产品交易成本无法缩减, 最终导致乡村文化产业增值乏力。

(二)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制约因素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文化堕距”的概念, 他认为“现代社会变迁的源泉主要在于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变迁迫使文化的其他部分也跟着发生变化, 比如社会组织、习俗等”[10]。换言之, 文化整体在社会变迁中各个部分的变化速度并不一致, 基于科学技术的物质文化变迁速度较快, 而基于观念的制度文化变迁速度较慢, 两者之间的不同步差距即是“文化堕距”。在我国, 这样的物质文化更多地集中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排列, 也必然导致民众文化意识的逐渐改变。同时, 土地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土地契约之上的乡土文化慢慢被瓦解, 乡村文化处于背离和传承的两难境地, 加上城市化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乡村文化生态的侵蚀, 乡村文化产业呈现整体性无力。

1. 城镇化对乡村文化产业原有属性的改造

城镇化是城市文明逐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过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 乡村改扩建项目逐渐增多, 城市保障性住房得以大面积建造, 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和中心城市不断涌现, 作为乡村文化载体的原生态村落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结构上都逐步体现出城市的现代性, 乡村文化秩序瓦解成为必然态势。2017年,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1。虽然城市化期待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相互融合碰撞, 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相互左右, 但是城市化的确不可避免地对传统乡村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态势无法对乡村文化整体起到保护性作用;二是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衰落, 新型乡村文化不能迅速建立, 民间文化传承与保护断层, 乡村文化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存土壤。英国学者卡·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强调, 社会的变迁“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 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 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11]。正如他提出的“嵌入”概念所述, 城市化的结果就是乡村社会被物理分割后“嵌入”城市之中, 简单的物理分割也必然导致乡村文化在空间上被简单割裂。文化自身并不具备天然的优劣属性, 而是政策的导向性赋予了城市文化更优越的特质。在这种特质导向下, 城市文化的大举入侵必然导致乡村文化边缘性、非主流性的地位。两个方面的原因指向了城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 导致乡村文化产业失去了乡村文化的原有属性, 以乡村文化本质属性为原点的乡村文化产业则失去其应该有的特点。

2. 城乡公共服务差异供给对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

近年来, “均等化”是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主题。但是, 事实上, 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 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同城市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而长久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格局与乡村居民需求之间的巨大反差, 必然导致乡村居民“用脚投票”, 想方设法离开原来的居住村落。背井离乡的民间表演艺人远离了孕育传统手艺的乡村, 传统手艺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和主体, 其被传承与发展的自发性和积极性逐渐减少, 直至失传。传统手艺人作为“文化精英”逐渐远离乡村, 这也意味着以这类“文化精英”为主体的技术、知识、资源等大量消失, 地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后继乏力。此外, 我国用于文化事业发展的经费一直偏少, 而用于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经费更是总量少、比重低, 乡村文化活动基础设施陈旧、文化活动经费短缺,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无法健全完备, 文化乡村发展必然受到制约。

三、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契机

(一) 乡村振兴战略为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指明了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要求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重经济, 而是要将乡村文化的逻辑和市场化的模式紧密结合, 立足优秀传统文化, 发掘继承、创新发展优秀乡土文化。第一, 发挥乡土文化本土人才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挖掘培养乡土文化本土人才, 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耕文化产业展示区, 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文化产业特色村和文化产业群”2。第二, 增加乡村文化产品附加值的占比, “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培育形成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产品, 促进传统工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带动就业”3。第三, 将乡村文化、旅游及其他产业深度融合, “积极开发传统节日文化用品和武术、戏曲、舞龙、舞狮、锣鼓等民间艺术、民俗表演项目, 促进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4。总之, 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农耕特征、民族特色、区域多样性的特点, 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作为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主体部分进行挖掘。

(二) 政策性措施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明确了边界

首先, 作为一项关系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在未来中国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 首次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这标志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乡村建设与发展问题方面的意志和决心。其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实施为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法律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新建、改建、扩建、合建、租赁、利用现有公共设施等多种方式, 加强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节庆活动、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5。这就为落实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构筑了阵地, 为塑造乡村文化产业振兴品牌提供了途径, 为促进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提供了保障。再次, 新世纪以来,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大量文化政策法规强调乡村文化的经济属性, 明确了其在乡村产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 强调乡村文化的传统属性, 旨在避免乡村文化在产业发展的快速进程中被过度商业化开发, 使得乡村文化的本真性被商业性完全取代, 最终导致乡村文化日趋边缘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为例, 该文件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6的原则,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就是把乡村文化逻辑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发展的最佳模式。

(三) 经济利益诉求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1978年,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后, 农村社会活力激增, 经济迅速发展。经过包产到户的改革, 农村社会完成了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为封闭的传统的乡村社会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 激发乡村文化资源禀赋、繁荣乡村文化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时代性课题。村民是乡村文化主体, 有主动挖掘潜藏在乡村文化中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 对经济利益的强烈诉求促使濒临消亡的乡村文化自觉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从而使乡村文化复苏成为可能。当然, 在经济利益的强烈诉求下, 如何在乡村文化产业形态的成长过程中, 避免乡村文化被消解或重构, 也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乡村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不是对全球化的一种趋迎, 它有其主动建构自我生活世界的能动性, 并在全球本土化发展中按照乡村文化自身的惯性与逻辑发展传承”[12]。马歇尔·萨林斯也指出:“全球化的同构性和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文化在探寻如何理解它时会随之消失, 接着又会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呈现”[13]。换言之, 全球化与乡村文化的发展, 各自发展且并行不悖。

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典型模式

(一) 山东省朱家峪村实践模式

山东省章丘市朱家峪村原名城角峪。明朝洪武初年, 朱氏家族迁到该村, 从那时距今有600多年历史。因其独特的聚落景观, 以及保存较好的民居、古祠、楼阁、石桥、古道和古泉等, 被誉为“齐鲁第一古村, 江北聚落标本”7, 是典型的中国北方地区山村型古村落。

朱家峪的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发端于21纪初, 按照参与经营管理主体的演变, 期间大体经历了萌芽、初创、调整升级三个阶段。从朱家峪村实践模式的运作机理 (如图1) 不难发现, 朱家峪文化创意产业的经营管理主体充分利用了外部环境和乡村文化自觉内生动力之间的不断碰撞, 实现了乡村文化的持续内涵式挖掘, 从而塑造出了现阶段具有典型性的朱家峪村实践模式。

朱家峪村模式并没有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简单停留在乡村旅游体验、餐饮服务、手工艺产品、当地特产、纪念品的生产及销售等固有的平面化模式, 而是带动当地民宿、影视、博物馆等其他新兴业态共同发展。在挖掘乡村文化的基础上, 文化经济的发展依托旅游业但又增加了较多其他内容, 文化经济结构层次更为立体交叉, 服务业的创意水平在不断提高, 行业结构在不断变化, 在完整的产业融合业态形成后, 更有利于对乡村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当然, 文旅融合的再生性发展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元素与旅游产业的有机融合, 这个过程是文化资源选择性的优化配置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14]。

图1 朱家峪村实践模式的运作机理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新闻资料整理所得

(二) 浙江省横店镇实践模式

横店镇位于浙江省中部、东阳市南部, 距东阳城区18km, 距省会杭州160km, 距金华90km, 处于江、浙、沪、闽、赣4小时交通旅游经济圈内。虽然横店镇有磁性材料、电子电气、医药化工和电子照明等支柱型工业产业, 但近年来影视机构和企业增长迅猛, 影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小镇的文化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横店镇实施“影视城+”行动计划, 注重观光旅游、休闲体育、影视文化等周边休闲产业的发展。近年来, 横店坚持企业主体造城, 走出了一条“政府规划设计, 企业投资建设”8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其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孕育阶段、初创阶段和发展阶段, 是以企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转型的典型例证。2018年, 由中央多部门联合调查的“横店幸福指数研究”初步结果显示, 2017年横店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6.5万元9, 住房、医疗、保险保障、文化、教育、卫生、安全、环境等指标和满意度表明, 横店已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当前, 横店圆明新园 (含八大景区) 已经全面建成并将于2019年9月开业, 全国最大的军民融合基地也将于2019年9月开业。同时, 正在计划建设高档次体育项目, 开发高档次美丽花海、高档次民宿及餐饮业。国际机场、高铁、城际轻轨、全镇单轨等重大交通项目都属在建项目。

基于小城镇单元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正使横店从一个工业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功能齐全、服务完善的小城市, 该模式集聚了新兴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优点, 能辐射农村, 在经营业态业已成熟的条件下提高了文化产品和市场的适配性, 遵循了消费需求分层规律, 保护了地方乡村文化, 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 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三) 湖北省谷城堰河村实践模式

谷城堰河村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西部, 隶属于“湖北十大名茶之乡”谷城县五山镇。未转变经济生产方式之前, 堰河村是一个远离城镇、地少山多、资源匮乏的穷山村, 既无交通优势, 也无资源优势。

谷城堰河村确立了“种养结合”10的循环经济模式, 自1992年始, 当地群众开荒山、建茶园, 很快使茶业成为全村农民摆脱贫困的支柱产业, 随后村委会引导村民栽种适合在树林里生长的其他经济作物, 发展养殖业, 建立茶叶合作社, 打造茶叶和特色种植产业链。据统计, 2016年, 堰河村接待游客30万人次以上, 创收8 000余万元, 专业合作社年收入150多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8 000元;2017年专业合作社收入在2016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0%。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堰河村有意从乡村文化认同入手, 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引导村民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建立乡村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互利共生的激励机制, 激发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堰河村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村、全国文明村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称号11。

谷城堰河村实践模式依赖于对乡村自身自然资源禀赋的挖掘, 重视耕读文化, 是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文化共同体”。该模式有效阻遏了农村人口大规模转移和跨区域流动的现状, 对稳定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具有极大的益处。换言之, 该模式有利于对乡村社会整体性的保护。

五、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能性模式探索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在乡村文化的凋敝、再生、蜕变与繁荣的过程中寻找合适的存在与发展维度的过程, 是振兴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更是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重构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在保有乡村文化精神性的前提下实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同时, 应完成乡村文化产业的制度性构建, 确保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组织等宏观方面的良好运行, 形成生产、供给、消费等微观主体的良好行为规范, 建立符合时代性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一) “创意乡村”发展模式

将近20年来, “创意城市”一直是西方政策和学术出版物集中的热点, 近些年来,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作为创造性经济的某些城市活动中。与此同时, 逐渐有研究转向于乡村创意经济。英国学者认为“创意产业现在被视为重要的乡村资源, 也是重新想象乡村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关键”[15]。有实证研究例子表明, 应该挖掘、培育乡村创意经济, 成功的案例有工艺品在英国乡村文化发展中的经济作用、艺术家在加拿大乡村生活的作用以及流行音乐和乡村节日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英国的政策和咨询报告表明了艺术和手工艺对乡村竞争力的重要性, 并支持乡村创意发展战略为地方和区域发展做贡献。

现阶段, 我国还处在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城市文化、激发城市创造力发展的初期, 众多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正在进行, 可以利用文化创意产业涵盖面广、产业链涉及较长等特点, 形成“创意乡村”的理念, 寻找文化产业区域性和乡村文化的契合点, 将文化创意产业的末端辐射到乡村, 鼓励手工艺品及民间演艺和乡村旅游等优势产业的统一发展, 也可以将乡村文化旅游、乡村文化体验、民间手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绎等内容统一规划, 整体布局,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创新生产经营机制,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将产业链条进一步拉长, 突显产业集群效应。提高乡村文化产业在乡村经济中的比重,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繁荣农村经济, 推动农村事业的全面进步。让乡村享受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红利, 带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 使得区域城乡文化产业整体发展。

(二) “小城镇”发展模式

1986年, 费孝通先生通过广泛调查和比较提出“有一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为主体组成的, 它既具有与乡村社区相异的特点, 又与周围乡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该类社会实体即“小城镇”。基于“小城镇”结构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即“小城镇”发展模式。针对该模式的发展过程, 他从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一是从性质上将“小城镇”定义为“过渡性社区”, 即由典型的农耕色彩的乡村社会转变为多种产业并存的新型社区。也就是说, “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是使村民“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二是从空间上突出“小城镇”的辐射优势, “小城镇”发展模式就是要利用小城镇位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因而能够集聚城市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优势, 辐射乡村。通过这种优势带动作用, 使得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模式逐步趋同于城市。“小城镇”发展模式有利于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有助于乡村经济的整体发展, 有益于乡村区域产值的整体提高。

(三) “经济文化共同体”模式

“经济文化共同体”模式是指从乡村文化认同入手, 通过乡村经济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共生互济, 互建互洽, 最后实现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阶段, 乡村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多以“专业合作社”形式展开。“专业合作社”是指人们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 它是市场化的产物, 遵循市场机制。有调查表明, “对村庄集体文化认同的重建, 是村庄重建的先导性力量;通过培育新乡贤并建立以其为核心的村庄自治组织和特色产业链, 是村庄复兴的物质基础;而市场收益预期和地方政府统筹资金投入, 则是外部性激励力量”[16]。成立乡村文化产业合作社, 以创意和服务为手段, 以各产业之间融合为发展路径, “有利于推动农村传统组织生产方式走向合作生产与联合经营, 促进分散的产业资源实现初步聚合, 在小范围内推动规模化生产, 为进一步推进产业分工创造条件。合作社模式具有门槛较低、农民易于接受的优势, 在产业发育程度偏低的地区, 是推进产业化的必经阶段。它适用于大多数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 也适用于农村文化产业的各大领域”[17]。

六、总结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新时期集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优策略, 是以文化对接精准扶贫的产业发展思路。明确现阶段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把握新时期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 瞄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寻找适合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 最终才能促使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推进。

关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累见不鲜, 关于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有众多探讨。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决定了乡村社会无论是进行农业生产, 还是进行文化生产, 都需要基于乡村社会整体这一现实基础。本文所提出的“创意乡村”“小城镇”“经济文化共同体”等实践模式都意在遵循乡村文化的发展规律, 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通过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实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最后实现乡村的整体振兴。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乡村文化衰落的主要诱因, 既然无法阻止城市化步伐,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 寻求城乡发展优势互补、互为促进才是最佳策略。因此,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需要激发乡村共同体对乡村自然资源禀赋的挖掘, 重视挖掘乡村本体的产业建设点, 明确政府和企业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中的角色, 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基金：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特色文化小镇‘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研究” (2017YBJJ031);

来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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