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世紀風采》， 作者：孟蘭英。
核心提示：周恩來一直忙到13號深夜，才在辦公室臨時搭的一張木板床上躺下。剛躺下不到兩小時，外交部王海容打來電話，說有緊急情況要彙報。高振普和秘書老張商量後決定叫醒總理。王海容向周恩來彙報說，蒙古方面向我們提出抗議，說一架軍用飛機侵犯了他們領空，已經墜毀了。聽到這一消息，周恩來趕忙拿著電報到118廳向毛澤東彙報去了。就這樣一直忙到了9月15日下午才告一段落，周恩來這時才回到中南海西花廳。高振普說：“現在有不少報道和文章，流傳著一種說法，就是周總理在聽到林彪的飛機墜毀後，曾面對窗外抱頭痛哭。那幾天，我時刻都在總理身邊，沒有看到過這一場面。”
周總理
他，在周恩來總理身邊15個春秋，日日夜夜照料著總理的生活；他，伴隨著周總理夫婦走完了生命最後的歲月，親手撒下週恩來和鄧穎超的骨灰。他就是周恩來的貼身警衛員高振普。多年前，筆者曾與高振普住在同一個宿舍院裡，常聽他講述周恩來總理晚年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往事。現將其回憶及筆者蒐集的資料整理一二，以饗讀者。
九一三事件時，我一直在周總理身邊
1971年9月12日晚7點，高振普突然接到通知，告知他出了大事並讓他立刻到中南海西花廳。當時，高振普的第一反應是可能周恩來總理病了，因為那時周恩來已經查出了患有冠心病。當他快步走進西花廳時，只見裡面燈火輝煌，做飯的大師傅、服務員等人都集中到了衛士值班室。他們說，剛才接到電話，讓大家做好一級戰鬥準備，同時讓高振普以最快的速度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高振普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馬上開車來到人民大會堂，跑步到福建廳。秘書老張小聲地說，出大事了，林副主席走了。高振普吃了一大驚，想問又不敢問，因為有紀律規定，領導不講你不能問，就更不能深問了。當時他們還不瞭解具體情況，又加上著急，兩人在過道里走來走去。那個時刻周恩來總理最忙了，只見他出出進進的，一會兒召集政治局開會，一會兒向毛主席彙報，一會兒又要召集部隊作戰部門開會。總之，此時國家已進入了最緊急狀態。
當時，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規定，只有高振普和張樹迎（副衛士長）可以進入會議室，其他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無論是秘書還是警衛都不得進入。那幾天，他們這些工作人員連休息的房間也沒有，大家就站在走廊裡守候著。有時高振普困得實在熬不住了，乾脆就頭朝上，腳朝下躺在大理石的樓梯上打個盹。多年後，只要高振普一走到那個地方，總會對身旁的人說當年我為總理警衛就睡在這裡。
就這樣，周恩來一直忙到13號深夜，才在辦公室臨時搭的一張木板床上躺下。剛躺下不到兩小時，外交部王海容打來電話，說有緊急情況要彙報。高振普和秘書老張商量後決定叫醒總理。王海容向周恩來彙報說，蒙古方面向我們提出抗議，說一架軍用飛機侵犯了他們領空，已經墜毀了。聽到這一消息，周恩來趕忙拿著電報到118廳向毛澤東彙報去了。就這樣一直忙到了9月15日下午才告一段落，周恩來這時才回到中南海西花廳。
高振普說：“現在有不少報道和文章，流傳著一種說法，就是周總理在聽到林彪的飛機墜毀後，曾面對窗外抱頭痛哭。那幾天，我時刻都在總理身邊，沒有看到過這一場面。”
1972年5月，醫生查出周恩來患有膀胱癌，做手術切除了。後來又經過幾次化療，病情才有好轉，由於工作實在太忙，後來化療便改為在家裡做。周恩來的病情發展到後期時經常尿血，最多時一天的尿血量（除去其中的水分）約200毫升，眼看著周恩來在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而他的工作量卻沒有減少，身邊的工作人員非常著急。最後周恩來同意住院進行治療，大家才感到一些欣慰。
1973年3月，又發現周恩來患了直腸癌並於26日做了手術。這時，突尼斯總理努依拉來華訪問，提出一定要見周總理。外交部解釋說，總理因病住院不能會見外賓，但對方非見不可，他們說，見不到周總理我們不回去。而且對方還提出，如果怕我們帶來病菌感染了總理，隔著玻璃見一面就行。可見周總理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很高的。這件事最後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同意會見。就這樣，4月3日，剛做手術後不久的周恩來躺在病床上會見了外賓。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訪華，要到305醫院看望周恩來。已經病重的周恩來雙腳腫脹，根本就穿不進皮鞋。周恩來平時是非常注意儀表的，哪怕是舊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樣的。高振普他們見總理穿不上鞋都急壞了，又不能讓總理穿著拖鞋去見客人啊，於是準備給總理去定做一雙黑色圓口布鞋。
高振普拿著事先量好的尺寸去找做鞋的韓師傅，因為保密，還不能讓他知道周恩來有病。高振普說這雙鞋一定要做得大一些，韓師傅可能是猜出了什麼，眼淚流了下來。高振普心裡也不好受，對韓師傅說，這雙鞋您無論怎樣也得在明天中午12點之前做出來，並囑咐他說，做得不用太細緻，鞋底的針線大一點也行。
第二天中午，布鞋做好了。這鞋做得非常細緻，鞋底完全是用手工納成的，一點兒都沒有偷工減料。韓師傅說，這是他和另外一位鞋匠用了一整夜時間趕製完成的。
布鞋拿回來後，周恩來穿上高興地說：“很好嘛，布鞋養腳啊！”
那天下午4點鐘，金日成由鄧小平陪同走進醫院的客廳，周恩來清瘦蒼黃的臉龐上露出了多時不見的笑容，穿著平底寬大的布鞋，高興地迎上前和金日成親切地握手。開始金日成神情很沉痛，久久地握住周恩來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這位重病的老朋友。後來他被周恩來那樂觀開朗的情緒感染了，漸漸地露出了笑臉，和周恩來開心地談笑起來……
周總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975年12月，周恩來的病情開始惡化,進入了斷斷續續的昏迷狀態。20日凌晨,周恩來清醒過來後,精神稍好了一點，他叫秘書立即打電話給負責臺灣工作的羅青長,請他儘快來醫院。
等羅青長趕來時周恩來又暈睡了過去。等了一會兒，周恩來清醒了一些後，高振普彎下身子對他說，總理，青長同志看您來了。高振普給羅青長搬了把椅子，讓他坐在周恩來身邊。羅青長看見周恩來那消瘦的面容，伏下身子強忍著眼中的淚水與總理交談。那時，周恩來說話的聲音已經斷斷續續，非常微弱，羅青長聽起來很吃力，有些話聽不清楚。高振普著急，順勢彎下腰，耳朵緊貼在周恩來的嘴邊，周恩來講一句，高振普抬起頭來轉一句。這樣反反覆覆的持續了20多分鐘。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臺灣問題。因為周恩來講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高振普不懂，羅青長對高振普說，你只管“翻譯”就行，內容我都知道。談話中，周恩來還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份題為《速記簡報》的文件，過去在延安時就出過差錯，造成了不良影響。恰在這時，毛澤東又批評了外交部的另外一份簡報，周恩來提醒羅青長和有關部門今後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總理都病成了那樣，還牽掛著這樣一個具體問題。
後來曾不斷有人問高振普，周總理到底工作到了什麼時候，高振普說，周總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的精神狀態突然間非常好，眼睛一直睜得很大，也沒有睡意。
第二天早上，高振普走進病房，周恩來看見他點了點頭。就在高振普剛走出病房不到幾分鐘，應急電鈴（1月4日剛安裝的）突然響起，頃刻間，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快步跑進病房，內科醫生陳再嘉看著心電圖急得哭了起來。此時，周恩來的血壓已急劇下降到了0，心電圖已經成為了一條直線……
高振普說，總理就這樣離開了我們，他走的是那樣的突然。李先念同志是聽到消息後第一個趕到現場的。他站在總理遺體面前，老淚縱橫。我把他扶到了沙發上坐下。又過了一會兒，中央領導陸續都來了，鄧小平同志帶領大家走進病房，向周總理默哀告別。等他們退出後，醫生們便開始整理房間和總理的衣物了。此時，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悲傷的心情了,一下子撲倒在床前，輕輕地撫摸著總理的頭髮和臉頰，拼命呼喊著“總理呀，總理”，放聲痛哭。30多年過去了，我已經記不清做過多少場回憶總理的報告，這一幕我不敢輕易去講、輕易去回憶。那個場面我永世難忘。
鄧大姐說：他死後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為他浪費錢
沒有了周恩來的西花廳充滿了悲傷，大家一個個含著熱淚準備為周恩來送行。這時，鄧穎超口述了一份電文，告訴外地的親屬們聽到總理逝世的消息後不許來京。鄧穎超說：人已經死了，親屬來了非但沒有什麼意義反而是一筆浪費，還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去工作，這才是對死者的最好紀念。她還交代說：“等我死的時候也不許他們來北京。”這樣，親戚們在接到電報後都遵照鄧穎超的意思沒有進京，只有一位親屬因為沒接到電報到北京來弔唁，鄧穎超知道後也沒說什麼。
從周恩來去世那天起，鄧穎超就每天都要向他獻上一個鮮花花圈。當時，北京的氣候很冷，鮮花幾乎無處可買，花店就每天從廣州空運過來一批鮮花。當廣州方面知道鮮花是鄧穎超為周總理買的，曾堅決不收費，但鄧穎超不依。她對秘書趙煒說：“這筆錢，你一定要付。”悼念周總理那幾天，鄧穎超買花一共花了480元，她怕不照她的要求辦，堅持要親自看過發票才放心。
緊接著，西花廳的工作人員便開始為周恩來準備衣服和骨灰盒。
高振普去問鄧穎超準備什麼樣的衣服，她明確地告訴高振普，不要做新衣服，要選總理平時最喜歡穿的、現有的最好的衣服。工作人員找來找去，周恩來穿過的所有的衣服，包括內衣和內褲幾乎都有補丁。最終，他們選中了一套周恩來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裝，雖說舊了些，但沒有補丁；一件布襯衣，也已穿過多年，不過沒有換領子和袖子。這幾件衣服，有的穿了幾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幾年。當他們把衣服選好後請鄧穎超認定時，鄧穎超含著眼淚點點頭說：“這是恩來的作風，平時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難，他死後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為他浪費錢。新的舊的都一樣，一把火都要燒掉的。這樣做也許有人會責怪你們，那也是暫時的。”
工作人員把準備好的衣服，用一塊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醫院。多年為周恩來看病的老醫生韓宗琦打開包一看頓時就火了，他氣憤地衝著高振普喊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想幹什麼？怎麼拿來這樣的衣服？為什麼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錢給總理做。你們跟總理那麼多年，你們對得起他嗎？！”
高振普說，聽著他的這番指責，我們誰也沒說什麼。我們理解他，他對總理是懷有深厚感情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懷有同樣的心情呢？
隨後，高振普、張樹迎與周恩來治喪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寶山革命公墓選購骨灰盒。那裡的負責人拿出兩種骨灰盒來，一種裝飾性的東西較多，價錢較貴；另一種便宜，花色也可以。他們覺得貴的那種顯得不太素雅和莊重，便決定依據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喜好買那種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當時只剩兩個，一個掉了一塊漆皮，一個是漆皮完整，但盒蓋不太好用，開起來有點費勁。挑來挑去，選擇了那個漆皮完整的，他們想骨灰裝進去後是不會經常打開蓋的。
回來後，高振普和張樹迎便向鄧穎超做了彙報，並請她過目。豈料她說：“不用看了，全權委託給你們了。骨灰盒只是一種形式，沒必要那麼講究。”
鄧穎超說，謝謝你們倆為恩來同志服務到最後
出殯的日子到了。1976年1月11日下午4時30分，一輛紮了黑黃兩色綢帶的靈車載著周恩來總理的遺體緩緩由北京醫院開出。靈車徐徐碾著長安街鉛灰色的路面，由東向西駛去。“只見總理去，不見總理歸。”此時，長安街成了“淚飛頓作傾盆雨”的十里長街。
靈車行駛途中，高振普輕輕地把窗簾撥開個縫隙，向外望去，他看到，成千上萬的首都群眾，扶老攜幼，默默垂淚，裡三層外三層地站立在街道兩旁，這自發組成的送葬長隊蜿蜒了數十里。這哪裡是血肉之軀的“人牆”，分明是用熱愛人民總理的深厚感情，用中華民族的堅強脊樑鑄起的一條牢不可破的“萬里長城”啊！
鄧穎超和趙煒坐在後面一輛總理生前用過的專車上，她讓司機加快點速度，說天太冷，好讓外面的群眾早點回家。
然而，前面的靈車依然走得很慢，也許是司機不想把周總理儘快送走，也許是他也想到要讓群眾多見一眼周總理……車緩緩地、緩緩地向前行進著，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這段路程平時只需半小時，這次卻足足用了1小時35分鐘。
靈車在漆黑的夜幕裡抵達了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自周恩來去世後，火化場的工人們就把火化爐修整一新，挑選出最優秀的工人。可誰也不願意親手把周總理送進火化爐，更不願意去扳動那重似千斤的電閘。
高振普、張樹迎和喬金旺始終守在火化爐旁，忘記了看手錶，幾點開始火化，幾點骨灰出爐，誰也沒記清楚了。火化結束，他們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點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清掃出來，還從骨灰裡撿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鐵釘，皮帶上的鐵套頭，以及假牙的鐵托子，現在這些東西只剩下燒焦發黑的小鐵疙瘩了！隨後，他們捧著骨灰盒和鄧穎超送的花圈，由治喪辦的同志護送，乘車離開了八寶山。
1月12日上午，鄧穎超就把高振普和張樹迎、趙煒叫到她的辦公室說：“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已批准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麼地方，並由小張和小高你們倆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高振普和張樹迎一聽就急了，覺得任務太重，怕承擔不了，他們說由他們去撒周總理的骨灰，不合乎中國的傳統，總理是有侄子侄女的，他們是周家的後代，應該由他們去執行。其實從內心說，他們並不願意把周總理的骨灰撒掉，更不願意自己親手去撒，這樣做，感情上實在承受不了。但鄧穎超剋制住悲痛對他們說：“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感到高興，高興的是恩來總擔心我不能替他辦成這件事，今天可以辦成了。我很想親自去撒，但目前條件不允許我去做，再說天氣太冷，年歲也大了，出動目標也大。恩來同志是黨的人，你們倆是支部委員會的成員，我們靠基層支部。我相信，你們會很好地完成這一工作。這也是你們為恩來辦的最後一件事。”她還說：“你們要認清，撒骨灰也是一場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場革命，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場革命。我死後骨灰也不保留，也請黨支部負責。這是我和恩來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們一定要清楚地認識這一點。”
起初，鄧穎超讓高振普他們三人一起去找一找，看哪個地方可以撒骨灰，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
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別寒冷，尤其是在數九的天氣裡，到處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裡啊？他們三人驅車在北京附近察看了玉泉山、八一湖和京密引水渠幾處地方，都覺得不理想，因為大部分河段都結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點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會在不遠的地方聚集起來，再說就這樣把骨灰隨隨便便地一撒也對不起周總理、鄧大姐和全國人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他們三人當時的心情別提多難受了。下午回來後，便把看的幾處地方如實向鄧穎超彙報了，同時提出建議應該報請黨中央尋找一處合適地方。
最終黨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汪東興具體部署了這項任務，指定由羅青長、高振普和張樹迎等4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
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便帶領著高振普他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內的北小廳。在那裡，她親手打開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小袋裡，還不時地拿起一塊遺骨仔細地看看。鄧穎超含著淚水說：“恩來，我完成了你的遺願，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永遠跟隨毛主席戰鬥。”看到高振普他們在流淚，她又說：“要化悲痛為力量。”
這一天，雖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總理的骨灰什麼時間送走，在什麼地方揚撒，但人們還是早早地站滿了西長安街兩側，每一個人都想最後再送周總理一程。然而，由於鄧穎超一再強調保密，不要再驚動群眾，車隊只好從人民大會堂西北門出來，上了長安街後一直往東開，等到群眾發現時，車隊已經走遠了。
這一晚，好像老天爺也知道要送別周總理似的，明月高懸，繁星閃爍，夜空格外清澈。在通縣機場，一架“安二”型飛機正等在那裡。高振普他們邁著沉重的步子登上飛機。鄧穎超、醫生陳士葆、護士劉新蓮和秘書趙煒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靜靜地目送著他們，鄧穎超揮手向周恩來作最後的告別。
飛機在不斷升高，高振普的心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可能是知道了要撒周總理的骨灰，駕駛員也在不斷地抽泣著！按照計劃，他們在北京城區上空撒下了周恩來的第一包骨灰。周恩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雲水庫。這時骨灰既可以飄向水面，又可飛向長城內外。然後，飛機向天津飛去，藉著月光，他們把第三包骨灰撒向了海河。在黃河入海口，撒下了周恩來最後一包骨灰。
北京城區———密雲水庫———天津海河———黃河入海口。這象徵什麼？象徵周恩來的足跡，周恩來的胸懷，也象徵著周恩來永存的生命！北京是周恩來工作和居住過的地方；密雲水庫曾經留下週恩來灑落的汗水；天津是周恩來早期革命活動的地方；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周恩來的靈魂由入海口向著更博大的懷抱飛昇！
一直到16日零時45分他們才返回了機場。整個過程近4個半小時，中間沒有停留，沒有驚動其他人，更沒有再搞什麼儀式，完成了周恩來生前遺願和鄧穎超的重託。
上午9時，高振普和張樹迎去西花廳向鄧穎超彙報。她已等候在門口，張開雙臂把他倆緊緊地抱住，不停地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倆為恩來同志服務，保衛恩來同志到最後。”高振普和張樹迎心裡難過得說不出一句話，三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聽完彙報後，鄧穎超走到周恩來的空骨灰盒前對他們說：“恩來同志生前十幾年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他的骨灰已經撒在了祖國的江河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時候，希望你們今後也支持我這樣做。這個骨灰盒可以留給我用，這樣可節省一個。”
親山親水歸大地，生生不滅為人民。周恩來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就連最後的骨灰也撒向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奏出了周恩來人生觀的千古絕唱。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逝世。遵照她的遺願，工作人員用裝過周恩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把她老人家的骨灰帶到了天津。鄧穎超的骨灰伴著繽紛的花瓣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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