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經濟政策應該儘量聽取和順應民意,這一觀念幾乎為全社會一致接受,並往往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公理。本文將解釋這一觀念的缺陷,解釋個人選擇與公共選擇之間必然存在的質的差別,從而主張應該儘量把決策交給市場交易,而不是交給公共輿論來定奪。
一、理性人假定
我們知道,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即人們能在(1)信息不完備和(2)約束條件的變動下,作出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這個假定雷打不動。即是說,不管在生活中觀察到什麼解釋不通的現象,經濟學家都不願意打這個假定的主意,不說人是蠢的所以才做了蠢事,而是儘量接受這個假定,並由此出發去尋找與(1)和(2)有關的原因。 確實經常有人懷疑理性人假定,但那往往是因為理解不透的緣故。比如,人們常說人會犯錯誤。但“理性人假定”其實從不否認這一點。相反,這個假定本身就考慮了“信息不完善”和 約束條件變化”這兩個因素。也就是說,只要有某些信息是在決策後才被技露出來的,只要約束條件在決策前後發生了變化，那麼人就會犯錯誤。
事實上,除了“信息不完備”和“約束條件變化”外,人們還會處於不夠理性的狀態。這是因為,保持理性往往是件傷神甚至是痛苦的事情。若無必要,就不操心。我們會為了幾十塊錢的差價在不同的商店之間奔波;但銀河系的歷史究竟是150億年還是200億年,則罕見有人操心。
人們總想隨心所欲,但因為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所以才不得不盡量保持理性。這正是阿爾欽( Armen Alchian)在1950年的《莫測、進化和經濟理論》一文的深刻主題:不管人的主觀上是否有意識地追求最大化,客觀上只有那些成功地達到了最大化的人或集體才能在競爭中存活
然面,當經濟學家們把他們的視野,從生產和銷售等屬於人選擇的領域,仲廷到政府職能和經濟政策等公共選擇的領域時,理性人假定給他們帶來了很大麻煩。在消除這些麻煩的過程中,他們又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理性人假定的內涵。
二、市場結果與民意結果的分歧
最早是斯密( Adam Smith,《國富論》),指出私心能促進公益:“請把我所要的給我,你也會得到你所要的。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互助,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
多年後,當弗裡德曼( Milton Friedman,《〈我,鉛筆的故事之序言》)以鉛筆為例讚歎市場的美妙時,他寫道:“成千上萬的人捲入了生產鉛筆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坐在一箇中央辦公機構發號施令,也沒有軍警來執行這些無人發佈的命令。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講著不同的語言,信奉著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惡。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鉛筆卻在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
哈耶克(F.A. Hayek,《知識在社會中的應用》)把這一奇的過程,歸功於價格。他解釋道:價格有三個作用,一是傳遞信息,二是激勵最有效的生產,三是分配產品。市場上每個人都根據價格所蘊含的信息,選擇生產方式和調整生產節奏,並以社會成本最低的方式分配產品。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每個人都時刻進行著“平衡邊際”的盤算。當每個人都最大化地利用其資源時,全社會的資源也自然達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然而,反觀公共領域,情況卻不盡如人意。準確地說,是不如經濟學家之意。經濟學家們發現,大量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站不住腳的經濟政策被反覆推行,如最低工資法、貿易壁壘政策、懲罰性關稅和緊縮配額制度等;而大量早被證明是利大於弊的經濟政策,如民營取代國營、貨幣補貼取代實物福利、民間辦學取代公營辦學等,卻一再遭到質疑和阻得
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在市場領域,個人選擇的最優化,能導致總體選擇的最優化;而在公共領域,政府順應民意作出的決策,卻與經濟學家的理想狀態背道而馳?“個人選擇”與“公共選擇”的結果的差異,困擾了公共經濟學家半個世紀。
三、“珠寶進、不當加工、垃圾出”之說
前面已經解釋,經濟學家絕不輕易假定人是蠢的。何況,要兌人們在市場領域是聰明的,到了公共領域就變笨,那似乎說不通,這樣的解釋喪失了邏輯上的一致性。所以經濟學家們不得不乃然堅守理性人的假設。同時,他們把目標瞄準了公共決策機制。
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即早期的“公共選擇”學派經濟學家,傾向於把癥結歸咎於民意的整合機制,尤其是民主選舉和官員任免機制。他們指出了這個機制的諸多毛病,尤其是它歪曲民意的缺陷。這些經濟學家總結說,不是人民思蠢,而是彙總民意的機器有問題,所以才產生了不良的經濟政策。這就是所謂的“珠寶進、不當加工、垃圾出”之說。
就拿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為例。根據經濟分析,貿易保護主義的必然結果,是廣大消費者受損,高效率的進口廠商受損,以及國內低效廠商得益,而淨社會效果是虧的,因為國內低效廠商所耗費的資源,本來可以而且應該轉到更有益的其他生產用途上去。但是,為什麼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總是揮之不去?
早期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真正影響公共政策的,是那些能從公共政策中獲取巨大好處的利益集團。由於廣大消費者不僅非常分散,他們往往互不認識,而且其單獨受到的損害並不夠大,所以幾乎不可能聯合起來影響經濟政策。至於國外的廠商,也因為不容易聯合和缺乏國內的行政資源,不容易在別國造成政策影響。相反,因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得益的國內廠商,則不僅數目少,易溝通,而且獲益巨大,所以有很大的積極性通過各種遊說的辦法來取得對自己有利的經濟政策
四、“珠寶進、適當加工、珠寶出”之說
然而,早期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卻遭到一些把芝加哥學派市場理論貫徹到底的經濟學家的有力批評,為首的是威特曼( Donald Wittman)教授。威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敗的神話》中論證: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一樣都是有效的
威特曼指出,即使民意彙總機制和官僚機制存在缺陷,選民也仍然有充分的辦法糾正這一缺陷,從而保證政府機構能產生優良的經濟政策。以學生考試作弊為例。我們當然無法全程監察每個學生是否作弊。必須承認這是監督機制的缺陷。但這絕不意味著監察者就因此束手無策。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一經發現就加倍 懲罰。越難發現,懲罰倍數就越大。
這恰恰就是市場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基本原理。在超市,
們拿起牙音就去付款,可他們誰也不是化學家和牙醫學家,根本就不知道藥膏的確切成分和生產過程,而且都是互不認識,即使因為牙膏質量偏差,其受損也往往是輕微的。但市場恰恰通過廠商的商譽,以及他們的商譽受損將招致的鉅額損失,迫使廠商自覺地維護了牙膏的質量
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機制不適用於公共事務。事實上,人們對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質要求特別高,對其醜聞也特別關心,就說明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一樣,也存在加倍的懲罰機制。政治會出問題,市場也會出問題,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懲罰機制,那麼長期而言,那些順應民意而產生的公共經濟政策,就應該跟順應消費者而產生的商品一樣,是優質和與民意相符的。這是“珠寶進適當加工、珠寶出”之說,即民意是理性的,彙總民意的機制也是好的,產生的政策也是好的。
五、“垃圾進、適當加工 垃圾出”之說
威特曼的理論令傳統公共選擇學者非常不安,因為他們子被通到了“三難”境地。他們既不願意擅自改動理性人假設 把人說成是不理智的,又無法接受那些他們一直視為不良的公共 經濟政策,把他們說成是與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而他們也無法反駁威特曼為政治市場的效率所作的辯護。
時隔不久,他們找到了突破口。在1997年出版的《民主和決策》中,布倫南( Geoffrey Brennan)和羅馬斯基( Loren lomasky)另闢蹊徑,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公共政策發表意見的動機的理解
過去,公共選擇學者們把人們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的行為理解為一種投資行為,即人們之所以對公共政策發表意見,是想以自己的言論來改變公共政策,從而使自己將來得到某種好處現在,布倫南和羅馬斯基反其道而行,認為人們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是“著眼於當前的精神上的消費行為”,而不是“著眼於未來的實物上的投資行為”。人們通過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顯現自己的品德,達到標榜的作用。這對他們來說已經夠了,這就是他們的主要目的;至於以後在實物或金錢上能有多少實惠,那不在斤斤計較的範圍p
進一步,卡普蘭( 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版的《理性選民的神話》中通過實證數據證明,大部分人對經濟問題的看法都與職業經濟學家的看法存在顯著的差距。無論這些人具備哪種特質,無論他們屬於哪個組別的貧富、性別、種族或黨派,他們都與職業經濟學家的思維保持顯著的距離。只有教育程度的提高,能讓人們的想法與經濟學家的想法比較接近。但儘管如此差別仍然是顯著的。這是說,經濟學家是一群獨特的人,而只有接受經濟學訓練,才能使一個人具有經濟學家的思維特點。以此為基礎,卡普蘭認為大部分人對公共政策所發表的意見,是與其個人在市場上的行為是存在顯著差異的。也就是說人們會說一套為了標榜,做一套為了實惠。有些人贊成保護民族工業,但他們自己卻去買進口貨甚至是走私貨;有些人積極參與節水公益活動,但自己坐飛機旅行則從來沒有遲疑過;有人愛跑去非洲關心那裡素不相識的窮人,但跟自己的鄰居甚至是配偶卻相處不來。重要的是,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兩者之間的矛盾
這樣,公共選擇理論家們便為其三難境地找到了出路,終於能夠自圓其說地解釋“為什麼不良公共經濟政策揮之不去”的難題了。也就是說,人首先是理性的,這個經典假設不需要改動;但要補充的是,人們在市場上作個人選擇,由於必須自己付出全部代價,也必須自己承受全部結果,所以他們不得不格外謹慎和剋制。然而,人們在公共領域作選擇,則由於既不需要付出足夠的代價,也完全無力影響公共政策的選擇,所以會理性地把“放縱情緒和標榜自我”作為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追求。這裡理性人假定”絲毫未改,而只是被深化了—如果無需負責人們會理性地去隨心所欲一番。人人如此,公共輿論就會偏向那些效果不良的公共經濟政策。為什麼說這些經濟政策的效果不良?因為它們帶來結果,是若由市場來處理則不會出現的。這是 垃圾進、適當加工、垃圾出”之說了
由此推斷,要減少不良的公共經濟政策,最好的辦法還不是 取民意,而是一開始就避免把問題交給民意。我們應該先問“市場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可以,就讓市場的“個人選擇”來取代社會的“公共選擇”。消費者到底要購買哪個廠商的商品,這個問題本來就可以而且應該讓每個消費者來作個人選擇,而不應該把“要不要民族工業”的問題交給民意,再讓公共決策機制按照民意來決定。同理,教育、保險、醫療、住房等問題,也都可以儘量交給市場,由分立的消費者獨自作出決定。只有這樣,才能儘量避免公共經濟政策因民意放縱而產生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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