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為何頤和園自沉，與陳寅恪何以會寫《柳如是別傳》，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史學界兩大謎團。
陳寅恪，1890—1969，字鶴壽，江西修水人
尤其是陳寅恪的這段晚年公案，更牽動人心，也更讓人猜疑。現代中國的頭號史學家，垂老之年，竟然焚膏繼晷專為一無關中國歷史大痛癢的妓女立傳，怎麼說都是一件反常之事。要知道，陳寅恪這人，是余英時所說的“學術史中心人物”，從他“出道”到生命終結，一直都是當時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學者，主角光環基本伴隨著民國始終（1949）。
正如當時的學界大佬傅斯年推誠至予的月旦評，“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氏是可以推倒一世的學林豪傑。他的同時代的學者同行，對他寄望最殷，幾乎都毫不懷疑，以這個人的才華和學識，完全可以超越錢大昕、趙翼等人的境地，“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再創輝煌，寫出經天緯地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來。結果，一代大師，貢獻出來的壓卷之作，竟然是一部妓女之傳，基本是讓當時所有人錯愕的。
《柳如是別傳》，1953年屬草、1963年竣稿，為陳寅恪封刀之作
何以會如此詭異，中國學者在這件事情上耗費了巨大的心力，也寫出了連篇累牘的研究文字，試圖去破解這兩個歷史迷思。但至今，也始終莫衷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遂成為永遠的“懸案”。
我們現在所能揣測的是，為柳如是作傳，不僅世人不能理解，可能也是超出陳寅恪本人正常的的寫作計劃的。
早年，陳寅恪的治學用心，按他給《學衡雜誌》投書時的記述，是要用西方科學之方法，開展中文和藏文的比較研習，並對佛教經典的誤讀作出勘正。為此他到處留學，也遍學諸多外語，就是為此作儲備。
留學國外諸大學，不要學位，專意讀書之時
回國以後，因為資料的缺乏，他逐漸放棄這一學術方向，加上家國危亡的刺激、文化淪滅的隱憂，遂有了寫一部中國通史的抱負。可以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作，都是這一理想的操練。書名稱之為“稿”，固然是謙虛，可也確實只是他小打小鬧的準備。後人視為精金美玉，其實陳本人並不特別重視。
陳寅恪意圖寫通史的想法，也為當時人所關注，大家翹首以盼，比如錢穆先生在大學講述中國史，就自謙只是為陳作“前驅”而已。結果呢，晚年目盲體衰狀況，最後的時光，他花費所有心力，投入全部熱情，膏火自煎十餘年，貢獻給學界的，卻是一部80萬字有關明代名妓柳如是的傳記，彼時的人們是大跌眼鏡嘖有煩言的。比如施蟄存、錢鍾書、顧頡剛諸先生公開表示不理解，還是錢穆先生，在海外輾轉得讀此書，在給學生的私信中，表示極大的失望，以為浪擲才華。
所謂“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那問題來了，一代大師坐困愁盲，岌岌可危，按道理本該為民族傳續文化香火，“學術託命”，為什麼要自廢武功，拿生命去盛讚一個名妓？難道真的是如項鴻祚所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如果事情真的如此清楚和簡單，也就不成其為歷史之謎；陳寅恪何以是陳寅恪，也就變得非常可疑了。
所以，從基本邏輯出發，後來餘潛山的推定，大體上當最接近真相，即這一定是一部寄託遣懷之作、憂世傷生之書、別有懷抱之著，字裡行間遍佈“啞語”和“密碼”。只是餘先生論當代史，個人情緒過重，私貨捎帶過多，有些不免過度闡釋罷了。
錢穆及其夫人、得意弟子
我斗膽先揣測其中兩三點成因，更多感想，留待日後有機會時再就教於朋友們。
一，“不降志，不辱身”，孤懷遺恨的自我剖白
知識分子說話、表達意見，可能不是那麼直白的。《莊子》裡，就說人言說的方式，有所謂“三言”，即“寓言”、“重言”，還有“卮言”。
陳寅恪一家
這一點，我們也看到大量歷史成例：當過去的封建時代，有不容人正經說話之時，那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士人，就能通過特殊而嫻熟的話語，如九渠十八澗般，重巒疊嶂婉折地表達自己的心曲與孤憤。《柳如是別傳》這是這種筆法的再現。所謂“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膽”，充滿了“三言”式的隱語。
表面上，《柳如是別傳》只是寫名妓柳如是的風華，實際是講述了在明亡燼餘理想傾覆的幽光中，一批不屈士女的抗爭史。“亡家亡國亡天下”，“不降志，不辱身”的紅妝柳如是等人，不惜毀家紓難，寧折不彎，為光復文化之故園、政統之中國、道統之華夏，奮不顧身，齎志而沒，無怨無悔。在陳先生看來，柳如是實際是這種理想的符號人物，是故不惜出死忘命，懇懇重言。從一點看，柳如是就是陳寅恪。
宋遺民鄭思肖著名的《心史》
“夫子殆將病也”。陳寅恪晚年，以故國之思，“留兮中州”，避地嶺南，天真的以為置身事外，價值中立，可以全身免禍，結果小看了非理性瘋狂，為所吞噬。在家國與文化雙重性的殘闕毀禁的目擊心傷中，於內披尋錢柳之篇什、伸張學者之尊嚴，對外借機表述自身氣節與價值守望，就成為他的思考必然，和敞開心靈的唯一途徑。陳先生說過，寫此書，也是藉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此點而言，《柳如是別傳》又是他不得已借言的“心史”之作。
我們今天看《柳如是別傳》，細心一點，看裡面對柳氏的謳歌，對錢氏的理解，對志士潛德的表彰，對野蠻群生的譴責，對鄭成功海外建朝的祝福，並不難發覺，裡面無一不是在暗寓這些悲懷遺恨，以此“痛哭古人，留贈來者”。作為一代史家，他是在“世變”中煎熬寫“世變”，越到後來，越沉痛地將身世感與歷史感揉成一團的。
一代盲人史家以口授的形式，完成《柳如是別傳》.旁為助手黃萱女士
在陳先生的詩集中，他曾有詩曰“欲將心事寄閒言”。陳寅恪所以寫柳如是，我以為這是他最重心的著落點。
二，“著書唯剩頌紅妝”，為受侮辱的女性作關懷代言
我們還可以知道的是，早在1954年，陳先生就開始動筆寫柳如是了。而那時，國家百廢俱興，他自己備受禮遇，實無“憤”可洩。
潘恭壽 所畫柳如是照
是以，是《柳如是別傳》，當然不僅只是晚年陳先生髮洩憤懣情懷之作。潛山餘先生解讀時，固然精彩迭出，但是非得一味地往政治上靠攏，既不客觀，也不符合事實。我以為，從時間點和陳先生一貫為人推斷，他起初寫柳如是，可能真只是遣興而已，是真的有“頌紅妝”、表彰歷史上一些傑出女性的意圖。
為女人尤其是一個妓女寫長傳，是中國史家從來沒有想過，甚至是鄙夷的。陳先生有此意，並非無聊，而是他平權理念的表達。書中，他自述說，柳如是“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很明白要為她洗冤辨誣。這是一個傑出史家的責任感和道義感的催發。
明末清初之際，一代文化大師錢謙益
我們知道，陳先生一生，立身端謹，對女性始終有著一以貫之的貴乎常人的尊重。不僅如此，這一點，我們看《吳宓日記》的記錄，還有陳先生及其學生的一些回憶文章，即可明白，男女平等主義，也是陳先生自始至終守持的一個理念。《柳如是別傳》可稱是這種非一般的史家關懷的“代言”。
因為道理也很明顯，如果單單只是寄託氣節，表白孤恨，陳寅恪完全可以選擇史上其他更為驚心動魄的仁人志士做文章，比如瞿式耜、史可法、劉宗周、夏允彝等等，這些“孤臣孽子”故事似乎更能引發共鳴。因為論志向之堅定、行事之多劫、境遇之慘烈，這些人都遠比柳如是更加具有可述性。因此，從此推斷，“不降志，不辱身”的情懷陳述，絕對只是其中一方面，是重心但非全部。
今人影視劇演繹中的錢柳形象
更何況，柳如是的身份，本身也是複雜。她既是風流名妓，也是愛國豪傑，更是節婦烈女。只是在此中，傳主因了女性的身份，更顯傳奇，更顯突兀，也更可以寄託意義了。陳寅恪長期留學西洋，平權主義思想甚重，柳如是作為男權世界中的女子，其才、其思、其志、其苦、其悲，陳先生身為男人身，當是自慚而感佩的。
我想，但凡讀過《柳如是別傳》一書者，都不難看出，書中確實浸淫著陳先生本人太多的深切同情和感知，乃至敬意。而差不多與寫作此書的同時，陳寅恪也寫出《論再生緣》，歌頌另一位清代女才子陳端生。所以，他自己說，“著書唯剩頌紅妝”，不為無因。
三，“一笑妝成伴白頭”，對妻子愛意與感激之情的含蓄表達
其實，我個人揣測，陳先生寫作此書，除了傳達男女平權的理想之外，還有一個緣由，就是藉機傳達對自己妻子唐篔女士的感激之情。
唐篔，1898—1969，廣西灌陽人，唐景崧孫女，曾執教於北京女高師，為許廣平老師
唐篔出身名門，滿腹才情，一生為了夫君流浪四海，朝不保夕，求一飽腹都難，患難與共無怨無悔，其才情、氣概、境遇等都和柳如是有著若干相似之處。陳先生寫柳如是，既然是有濃厚的“身世之感”，那麼傳達對自己夫人親愛、感激、敬佩的心意，也就順理成章了。
有心的讀者，翻閱《柳如是別傳》，想並不難暗查此點。甚至說，書中有太多的“閒筆”，不從此想，都令人費解。比如，《有美詩》寫錢謙益與柳如是的蜜月同居生活，什麼“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憐”等句，完全是可和他《戊辰中秋渤海舟中望月有懷》等詩參讀的；比如，他寫柳如是各種才情超卓、甚至動靜咸宜、無不美好之形象，以及錢謙益各種“誇妻”渲染，處處可見唐篔身影，與陳氏個人情緒。
陳寅恪目盲後，留下的很多“手跡”，實為唐篔代筆
特別重要的一點，隨著近年來材料的不斷髮現，我們所知道的是，陳氏晚年，對於當初未聽妻子苦勸，沒有離開是非之地，是異常悔恨，自感糊塗的。這是他晚年極其糾纏的一個心結。他1958年抄示龍榆生的那些舊詩，什麼“西江藝苑今誰勝，不是男兒是婦人”都蘊含著這種深意。而《柳如是別傳》中，陳氏反覆強調河東君的英明決斷，錢牧齋的懦弱糊塗，難道還不夠昭然若揭麼！
從這一層看，寫柳如是之才情卓越、之人情通達、之眼光深遠、之英明決斷，又是在側寫他妻子唐篔女士。陳寅恪晚年，在寫作《柳如是別傳》其間，也曾寫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詩歌，以示感激夫人唐篔之辛苦，並用“可封侯”三字來形容她的“壯舉”。後來，身不由已，虎落平陽，他還曾多次深情的囑託女兒們說，“媽媽是主心骨，沒有她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她就沒有我們，所以我們要好好保護媽媽。”所謂“頌紅妝”，必有“頌妻”的深情包含其中。
陳氏家族
我讀《柳如是別傳》，常無端感動而不能自已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想也正在於此。
往事已矣，逝者如斯，如今探究《柳如是別傳》到底為何而寫，似乎早已不再特別重要了。
陳寅恪後人.左為其兩個女兒
只是，我們也需要有默契的是，我們現在閱讀《柳如是別傳》，還有談論此書的成書因緣，不只是無聊閒談而已。它最大的文化意味，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為陳寅恪式的一脈文化香火守靈和致悼，更是對不堪的往事作出檢討和省思。
陳先生寫作《柳如是別傳》時，曾感慨，“今生所剩真無幾，後世相知或有緣”。他認為，他為柳如是寫傳，讚譽這樣一位女子，後世是能理解他的苦衷的。因為沒法直接說話，他的苦衷有很多的謎語，我們缺乏鑰匙解開，遂成歷史疑團。但是有一點，我們還是確信可以“相知”的：即他要告訴後世，他所經歷的，他所寫下的，絕非只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這個時代的悲殤。
廣東中山大學校園中的陳寅恪坐像
歷史永遠是最健忘的病人，往復循環，不捨晝夜。記住過去的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我想，這應是史家陳寅恪的最大心願，也是他寫作《柳如是別傳》最苦心孤詣所在。也唯能如此，他的冤魂才有路可走，我們為後者方有家可歸。
午後，幾句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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