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本报记者 姜业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之间开展国际金融合作以促进相互间资金融通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国际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通过国际金融合作打通贸易发展和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金融机构也不够完善，动员金融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更不能满足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贸易的资金需求。巨大的贸易及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就需要沿线国家间展开国际金融合作。
“当70个左右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生态迥异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共同平台上打造多边金融通道时，就不再是单纯的资金借贷与融通问题，而是需要按照协商一致的规则进行多边优势互补，涉及金融制度协调、金融机构合作、货币支付体系、金融风险监管等诸多方面。”作为著名的“一带一路”问题研究专家、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綦建红直言不讳地指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其实质是金融架构的顶层设计问题，这涉及金融制度协调、金融机构合作、货币支付及金融监管等方方面面。
在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中国政府无疑作出了表率。据央行副行长陈雨露日前指出，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在信息交换和政策对话方面建立了机制化的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已和许多中亚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与哈萨克斯坦坚戈和蒙古图格里克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
此外，中国金融机构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展服务网络。例如工行、中行、建行等中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在沿线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同时，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也通过合资方式与中资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据悉，目前，中资银行仅在中亚已有100多个项目投资，涉及油气、矿产等方面。丝路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欧亚合作基金也提供融资服务，助力中亚国家发展。
4月18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在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新进展和新举措时表示，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先后与20多个沿线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与7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建立了能力建设中心。截至2018年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累计实现保额6000多亿美元。2018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三次扩容，新纳入9个成员，成员总数达到93个，遍布世界各大洲。此外，证券市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扩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中英之间的沪伦通也有望在2019年内落地。
綦建红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金融合作，首先是应实现金融制度协调和金融规则对接，保障它们在开放的平台上进行合作。其次是金融机构合作需要充分依靠各国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而在货币支付体系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金融合作框架需要拥有自己的货币支付体系或者“币缘体系”。在金融风险监管方面，应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和统一的投资规则，以鼓励沿线国家信用管理部门、信用服务机构和评级机构合作的方式，建立强大的社会信用体系等措施，实现金融监管的资源共享与有效开展。
陈雨露也表示，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和国际金融机构、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中心及其他伙伴的合作。与此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及企业在投融资决策中对环境、社会因素给予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注重环保，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将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在加强风险管理方面，金融机构和企业须加强风险意识和风控管理。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更多的量身定做的风控产品，满足实体部门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也应做好风险管理，加强对项目、信用、国别风险的评估，设计合理的融资结构，有效降低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也认为，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建立区域监管协调机制，建立金融风险管控的长效机制，发挥各国集体合力，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完善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及时发现与排除风险隐患，做到“早预警、早部署、早防范”。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国际金融合作，还须处理好金融合作与非金融合作的关系，何德旭强调，金融合作与非金融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金融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未来，须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协调好金融合作与非金融领域合作，以更好更广泛地助力资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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