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的國際國內合作實踐看，“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應該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堅持創新發展理念，堅持協調發展理念，堅持開放發展理念，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堅持共享發展理念。
解讀
李進峰
4月25至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在北京召開，這標誌著“一帶一路”合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而新階段的主要特徵是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六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從理念到行動，從規劃到實施，不斷沿著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綠色“六大絲綢之路”目標邁進，在“五通”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一帶一路”建設將從“大寫意”進入“工筆畫”。在新階段，中國將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一步對接發展戰略，打造一批新的重點合作項目，推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深化合作過程中更加重視民生的改善，推進“一帶一路”合作走深走實，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一帶一路”成果豐碩為高質量發展打基礎
六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從理念到行動，從規劃到實施，不斷沿著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綠色“六大絲綢之路”目標邁進。“一帶一路”建設深入實施，促進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和改善民生，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地。在“五通”和產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第一，在政策溝通方面：“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非盟2063年議程、歐亞經濟聯盟、歐盟歐亞互聯互通戰略等區域發展規劃和合作倡議有效對接。2018年3月，意大利作為G7國家第一個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歐洲的盧森堡和北美洲的牙買加也先後聲明加入“一帶一路”。截止到4月18日，中國與126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織簽署了174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與沿線50多個國家簽署產能合作協議，產能合作的主要方式是貿易投資、工程承包、共建境外合作區等，產能合作成為促進“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的重要途徑。
第二，在設施聯通方面：六年來，一大批鐵路、公路、航空和油氣運輸線路聯通，提升了中國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和便利化水平。截止到3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數量突破1.4萬列，境內開行中歐班列的城市達59個，通過境外15個國家，50個城市為中歐雙邊市場開放打通了動脈。亞吉鐵路開通運營，中老鐵路、中泰鐵路、雅萬高鐵開工建設，中俄合作的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三條生產線提前竣工，冰上絲路將穿越北極。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順利，巴基斯坦最大水電站首臺機組實現併網發電。漢班託塔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等建設進展順利。馬爾代夫中馬友誼大橋竣工，阿聯酋阿布扎比碼頭、馬來西亞關丹深水港碼頭正式開港。
第三，在貿易暢通方面：截止到2017年5月，中國與83個國家簽署了貿易暢通協議。截至2018年4月，中國與沿線54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稅收協定，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不斷提高。六年來，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800億美元。我國港口與全球600多個主要港口建立航線聯繫，我國參與34個國家，42個港口的建設經營，海運服務已經覆蓋“一帶一路”沿線所有的沿海國家。
第四，在資金融通方面：中國通過亞投行、絲路基金、產業基金、地方基金以及與其他國家組建聯合基金等，帶動了西方國家和中東石油國的基金“跟投”，呈現“一帶一路”多方共建的特點。亞投行先後進行七次擴員，成員數從57個創始國增加到93個成員國。截止到4月底，亞投行共批准18個國家的39個項目，總投資到79.4億美元。截至2018年底，絲路基金已經決策投資28個項目，簽約了19個項目，承諾投資110億美元，支持的項目涉及總金額達800億美元，其中，70%的資金投向“一帶一路”合作的基礎設施項目。
中國與20個沿線國家建立雙邊本幣互換安排，與7個國家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建立了能力建設中心。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在沿線國家實現保額6000多億美元。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覆蓋40個沿線國家，165家銀行。
第五，在民心相通方面：截止到2018年4月18
日，我國與103個“一帶一路”國家建立了1290對友好城市，佔我國對外友好城市總數的40%以上。我國在“一帶一路”94個國家設立了244所孔子學院和242個孔子課堂。中國與沿線國家聯合開展的科研項目由2013年的13個增加到25個，涉及農業、能源、交通、生態環境、海洋等領域。六年來，中國向沿線國家提供了10000個政府獎學金名額，2018年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接近32萬人，佔來華留學生總數的64.8%。中國與52個國家實現公民免籤和落地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旅遊成為世界旅遊的新增長點，中國與沿線國家雙向旅遊交流超過6000萬人次。2018年比2013年沿線國家出入境人數分別增長2.6倍和2.3倍。六年來，中國政府累計安排7.2億元人民幣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南南合作，中國與外國政府、地區和組織簽署了86箇中醫藥合作協議，在沿線國家建立了17箇中醫藥海外中心。
第六，在產能合作方面：中國在沿線國家工程承包額不斷增加，促進工程承包模式創新。在鐵路建設、公路建設、港口建設、能源管線建設、電站和通信設施建設等方面，中國企業不斷創新融資方式，“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建設方式由EPC等工程總包模式，向“投資+施工+運營”的BOT、PPP等模式轉變。2018年在沿線61個國家新籤工程承包合同額達1443.2億美元，佔同期我國對外承包額的54.4%，同比增長4.5%。境外合作區建設成效顯著，中國在沿線國家建立經貿合作區，對解決沿線國家的勞動力就業、拉動經濟增長和優化經濟結構效果明顯，中國企業也獲得了新的產品銷售市場和投資機會。例如，巴基斯坦的“巴魯”工業園區、吉爾吉斯斯坦的“亞洲之星”農業產業合作區、中白工業園區等。共建境外合作區已經成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新的經濟“增長點”。截止到2018年5月，中國在沿線50多個國家，建立了115個園區，累計投資達到366.3億美元，入園企業4663家，上繳東道國稅費30.8億美元，為東道國增加了24.4萬個就業崗位。境外各類園區建設成為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產業聚集的重要平臺。
“一帶一路”轉向高質量發展面臨歷史性機遇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支持，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進入新階段的“一帶一路”合作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從國際國內看，確實面臨一些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一）從國際發展環境看
第一，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一帶一路”合作提供了歷史性新機遇。世界進入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時期，世界經濟發展進入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期，無論是復甦緩慢的發達經濟體，還是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謀求經濟發展成為共同的目標。10年多的世界經濟危機持續發酵使發達經濟體深陷其中、至今仍未擺脫危機，成為美國經濟發展衰退的重要轉折點，也是引發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的開端。世界經濟危機表明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謀求新的經濟發展理念和經濟發展新動力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願望。可以說，“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恰逢其時。
第二，在全球化受阻背景下，儘管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是，區域合作與發展願望和動力依然強勁，如東盟、上合組織、歐亞經濟聯盟等區域組織成員國發展加快。中亞、東盟等區域的凝聚力和合作動力明顯增強。區域合作願望增強，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新機遇。
第三，“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高度契合，為“一帶一路”建設帶來機遇。“一帶一路”建設得到聯合國的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已經被納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等主要國際機制成果文件，成為推動地區和平與發展的重要途徑，成為推動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平臺。
（二）從國內發展面臨的機遇看
第一，“一帶一路”建設寫進中國共產黨黨章、“十三五”規劃和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成為新時代中國人民謀發展的共同意志。
第二，我國堅定推進新一輪的對外改革開放，促進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協調運用。一是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總體穩定，穩中向好、穩中有進，圍繞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優化調整，促進國內經濟增長從中高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為“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奠定基礎。二是在國內深化改革中，圍繞“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推進實施，將促進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產業提升，促進西部地區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三是在國際合作方面，國家支持和激勵企業進一步“走出去”的政策體制機制初步建立。
第三，“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機制初步建立。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基礎，吸引發達國家基金、區域基金和國別基金參與，形成“一帶一路”金融支持的網絡體系。我國外匯儲備穩步增加，營商環境不斷提升，隨著我國頒佈《外商投資法》，我國引進外資能力將進一步提升，為“一帶一路”合作可持續投融資奠定基礎。
積極應對挑戰促“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一）從國際環境看“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
在“一帶一路”進入新階段，面臨許多歷史性機遇的同時，應該看到，世界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因素有增無減，全球化受阻，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成為熱點問題，美國把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印度不支持“一帶一路”建設，沿線國家還存在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等問題，對進入新階段的“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構成新的挑戰。
第一，美國把中國確定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從誤解、質疑，轉向不支持甚至圍堵，這是面臨的首要挑戰。
美國2017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2018年美國國防部發布《國防戰略報告》也將中國視作“戰略競爭者”，2018年美國國防部發布《核態勢評估》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正在對美國建立的國際規範和秩序構成挑戰。2018年9月，美國權威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在其《如何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報告中，建議美國政府全面調動資源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如何應對來自美國的這一重大挑戰呢？一是應該看到，美國之所以把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有美國誤判的因素，也有國內智庫或媒體對中國經濟實力過分誇大因素，或對“一帶一路”功能有過分誇大宣傳的因素。首先，我們要客觀地、全面地認識我國的經濟實力與美國的差距。從縱向比較看，我國40年改革開放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們必須堅持“四個自信”。但是，從橫向比較看，我們在高科技、工業製造核心技術等方面依然與美國存在巨大差距。其次，實事求是宣傳中國的經濟實力，客觀宣傳“一帶一路”的功能與作用。“一帶一路”是經濟計劃，並不是地緣政治戰略，也不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再次，就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問題看，我們應儘量通過協商達成協議，避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或外溢到其他領域。
第二，印度不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對周邊國家有負面效應。
印度到目前為止，之所以不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印度認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初期與印度方面溝通不夠，中國在南亞地區大量投資建設項目，削弱了印度在南亞地區的傳統影響力；“一帶一路”中巴經濟走廊穿過了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項目計劃並不十分清楚，這個經濟計劃是否具有地緣政治意義，讓印度產生疑慮。實際上，印度國內政界和學術界也有支持印度儘快加入“一帶一路”的呼聲，比如，有印度學者認為，印度應該像加入亞投行那樣，儘快加入“一帶一路”合作，以便改善印度的基礎設施，印度的“季風計劃”與“一帶一路”建設並不矛盾等。我國應該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積極做印度的工作，團結印度，使中印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形成“龍象共舞”良好局面。從另一方面看，也要防止美國把印度拉到西方陣營，避免和防止印度腳踩“兩隻船”，不要讓印度在參與“印太戰略”過程中走得太遠。
第三，沿線國家存在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
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西方國家不斷質疑，“一帶一路”具有地緣政治戰略目的。去年以來，似乎在中亞、南亞等沿線國家，又出現了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例如，“中國債務陷阱論”“中國新殖民主義論”“中國資源掠奪論”等。從現象看，“中國威脅論”等聲音來自沿線國家，但實質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挑撥、推波助瀾的結果。
“中國威脅論”產生可以說主要有三種原因：一是有些沿線國家政府的反對派在大選時期，試圖利用“一帶一路”說事，藉機炒作宣傳，以擴大其政黨的影響力。二是有美國等西方國家捕風捉影、人為製造的“中國威脅論”。三是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開展項目建設時，確實存在一些不注意規範和遵守國際慣例或東道國法律的問題，導致誤解產生的“中國威脅論”。
如何應對這些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呢？一是從改進自身問題考慮，中國企業“走出去”要守法經營、合規經營，要按照國際慣例和當地國法律辦事，依據市場規律行事。二是要加強與沿線國家各政黨的交流、智庫交流和媒體交流，講好和講準“一帶一路”合作的政策與理念，減少誤解。三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要重點反覆闡述中國“一帶一路”的基本原則，如“一帶一路”合作的義利觀、新安全觀、發展觀、合作觀、文明觀和全球治理觀等，讓西方國家明白：除了零和博弈，還有互利共贏的模式存在；除了結盟，還有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存在；除了文明衝突，還有文明互鑑與交流存在。
第四，一些沿線國家存在安全風險和地緣政治風險。
安全風險主要體現在，一些沿線國家存在種族衝突、宗教衝突、政府腐敗、政局不穩、社會治理落後等問題，尤其是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活動猖獗。沿線國家多數是各種宗教文明共存、多種社會制度共存。地緣政治風險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政黨執政能力不足，社會治理能力不足，不同政黨之間競爭激烈，領導人選舉或政府換屆可能成為東道國政治動盪的導火索。另外，一些沿線國家營商環境比較差和便利化程度比較低。如有些中東、中亞國家在稅收、通關、技術標準、法律等方面存在制度缺陷，市場化程度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與國際慣例接軌嚴重不足。
（二）從國內看“一帶一路”自身建設面臨的挑戰
第一，我國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和前期改革調整的消化陣痛期的三期“疊加期”。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優化經濟結構和轉換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爬坡上坎”的關鍵階段，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第二，我國地方政府、企業和學術界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和理解出現不一致的表達。因為“一帶一路”是一個系統的複雜工程，它既是國內發展戰略，也是國際合作倡議；它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它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它既有短期目標，也有長期期待，“一帶一路”的功能可以說是多元化的。進入新的階段，我們應該對“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界定其功能和作用。從六年來的實踐來看，“一帶一路”的功能和目標有“三個層次”：長期功能和目標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期功能和目標是推進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建成社會主義強國；近期功能和目標是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優化經濟結構，推進中國經濟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口。
第三，如何建立客觀的“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防止走“粗放式發展”“低成本擴張”和“環境汙染、資源浪費”等經濟發展的老路子。什麼是高質量發展？用什麼標準評價高質量發展，是確保“一帶一路”合作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工作之一。從當前的國際國內合作實踐看，“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應該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堅持創新發展理念，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開放、透明、包容的新型合作模式，以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是堅持協調發展理念，堅持合作共贏的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協調發展，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進而推動全球化向更加普惠、更加公平的方向發展，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促進全球化再平衡。
三是堅持開放發展理念，堅持“市場化”和競爭原則，強調參與“一帶一路”合作的企業，要以開放的姿態遵守國際慣例和東道國的法律。
四是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堅持綠色、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在互聯互通、產能合作等方面都要體現建設“綠色絲綢之路”的總體要求。
五是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合作共贏發展目標，在推進中國和沿線國家“一帶一路”合作，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堅持改善民生優先，發展成果首先要讓沿線國家人民共享。
第四，投融資機制管理經驗缺乏。“一帶一路”項目如何開展可行性研究和評估，融資貸款如何科學評估，如何防止在環保、技術經濟等方面不可行的項目投產，如何防止沿線國家總體貸款額度超限等問題，是提高“一帶一路”合作項目投融資質量，進而提高“一帶一路”建設項目質量的關鍵。在此方面，我國應積極借鑑發達國家和已有國際金融機構的經驗，降低投資風險，提高“一帶一路”項目建設質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黨委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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