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著問題不存在，那是鴕鳥政策。這篇文章角度不錯，可惜寫的，估計你認為不解渴。誰來寫一篇？
任何部門、任何單位的領導者，事實上，無時無刻都在面臨著怎樣巧妙處理：與各種幫派之間的關係問題。
既然這個問題存在，我們就不應該回避它，就應該認真地研究一下，妥善處理的方法。其實，巧妙與各種幫派周旋，是一門藝術。因此，領導者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必須首先承認以下客觀事實：各種幫派的產生，既非一朝一夕，它的消失，也決非短期內就能辦到。
各種幫派既然在複雜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必有其存在的價值。每一種幫派，都能在組織管理中，發揮其特有的作用。每一種幫派，都能對其他幫派，甚至對領導者自身，產生微妙的影響和牽制作用。
每一種幫派，都有起核心作用的代表人物。這些代表人物，有的可能拋頭露面，有的也可能“謙虛”地躲在人群裡。各種幫派之間，既相容，又排他；既對立，又統一；既協調合作，又分道揚鑣，往往呈現出複雜的排列組合格局。
某一種幫派的壯大，就意味著，必有另一種或若干種幫派的削弱，這種發展趨勢達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平衡關係就會被打破，隨之產生另一種新的平衡關係。
任何幫派都不能永遠正確，如同任何人都不會一貫正確一樣。領導者與各種幫派之間，存在著法定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不可改變的，尤其是當領導者出現重大失誤時，上級組織很可能挑選某種幫派的代表人物，來擔任新的領導者。
領導者要妥善地處理好同各種幫派之間的關係，就必須對各種幫派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做到心中有數，瞭如指掌。然後，根據組織管理活動的需要，區別對待，用其所長，靈活巧妙地運用每一種幫派，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特殊作用。領導者應該始終居於支配全局的有利地位，高瞻遠矚，居高臨下，對各種幫派起到領導、協調、引導、監督、制約的作用。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遵循“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的原則，使各種幫派都感到，你沒有傾向性，是他們可以信賴的領導者。
什麼是“辦公室政治”？要了解這個話題必須先從“政治”一詞的原義加以探索。政治：政，是指眾人之事；治，是指管眾人之事。孫中山曾就“政治”兩個字做過解釋，他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漢劉向把政治分為三個品級，他認為“王道的政治感化人民，霸道的政治威服人民，強橫的政治以武力脅迫人民”。
一個人過於迷戀政治，將變成投機分子，過於遠離政治，將變成世外之人。通常人們一談到政治，首先就產生本能的戒備心態，馬上就會將政治和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拉幫結派、打擊報復、告密、搞運動、穿小鞋，等等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慄的事情聯繫起來，恨不能躲得遠遠的。
在某種程度上，辦公室政治可視為一個單位的“成人儀式”。就像一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出於對“政治”這個概念的不甚了了和“複雜”甚至“骯髒”的傳說，往往對所謂“政治”不感興趣而“遠離政治”。
但是總有一天，他會發覺，自己從來就在一個政治體系中生存遊刃，而政治也只是一種客觀存在——其“政治意識”的覺醒，或可算得一種成熟。可以說，沒有單位成長帶來的必然變化，就沒有辦公室政治的真正覺醒。
而如何駕馭辦公室政治？如何在“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微妙關係中，保持平衡？如何把握敏感的政策尺度，以規避政治風險，掌控“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最佳平衡點？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那麼多領導，醉心於禪、儒、兵法及毛澤東著作。依靠研讀這些充滿了駕馭智慧的哲學體系，他們也許能夠對自己所統御的單位王國，參得更透。
漢朝劉向在《權謀》一書中說：“權謀有正義與邪惡兩種：君子的權謀是正義的，小人的權謀是邪惡的。”中國人歷來講究策劃和謀略，《孫子兵法》更是將兵家謀略，昇華到“上兵伐謀”的高度和境界，而“權謀”與“權術”兩者之間的差別，只在於目的不同而已。一般情況下，以權力或計謀戰勝邪惡者，被稱之為“權謀”；而以權謀私者或用“陰招”排除異已者，則被歸入到“權術”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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