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歷史，“合夥人”作為人類協作最為普遍的模式之一，而久存於世，更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初的合夥人概念中，有兩個最為明顯的特徵：
一是組建起利益共同體，按照各自投資比例的多少，來分配相關的利益所得。
二是資源互補，合夥雙方可根據各自所擁有的資源，不論是金錢或者技術，互相補充資源，以達到共同經營，並共同分配利益的目的。
以這兩種特徵為基礎，就構成了“合夥人制度”，而我國最早的合夥人制度雛形，起始於春秋時期，在當時並不具備完善的“合夥人制度”，而是一種“合資經營”的形式，如最為著名的“管鮑”典故：
管仲家境貧困，手下拮据，而鮑叔牙則腰纏萬貫，出手闊綽，早年間兩人曾一同經商，因管仲家另有外債，因此在盈利之後，不等利益入賬，管仲率先取出一部分用於還債，鮑叔牙的朋友得知情況後，私下將此事告訴鮑叔牙，後者非但沒有怪罪管仲，反而還在年底分紅時，將管仲應得的那一部分紅利，也一分不少的分給了管仲。
這就是著名的“管鮑分金”，也可看作是最早的合資經營形式，即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形成了合資經營的商業關係，雙方各自出資，按佔股多少，再分配經營所得。
有觀點認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合夥人模式，起源於公元10世紀的英國，因為當時的航海貿易收穫頗豐，很多人得知貿易的利潤巨大，但礙於只有技術沒有資金，同時也有一部分人想投資航海貿易，但本身不懂航海知識與技術，於是雙方通過溝通，就逐漸達成“合夥人”的模式。
即，擁有技術的一方，向擁有資金的另一方提供技術，而擁有資金的一方，則向擁有技術的另一方提供資金，兩者之間通過資源交換，完成了“合夥人”的經營形式，共同承擔航海貿易的風險，誠然通過合夥經營所獲得的利益，也是對半分配。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合夥經營的標準並不侷限於“出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互補，同時雙方或多方共同承擔經營風險，在這一過程中，技術或人力，均可看作是一種資源，如上所述的“航海技術”。
但通過我前文所闡述的“管鮑分金”的典故，可知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合資經營”形式，在我國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只是一種經營形式，並不具備完善的制度，比如雙方關係並不固定，合資經營很可能是出於雙方達成的共識，或者雙方此前積攢下來的信譽，而並非法律明文中有所規定，對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也並未制定出具體規範，更無法提供有效保護，甚至在經營過程中遇到風險，其中一人因外界的不可抗力等客觀因素，或許會選擇逃避風險，而不會受到任何懲罰的現象。
比如管仲為了償還個人債務，將與鮑叔牙共同經營後獲取的利益所得，在未告知鮑叔牙的情況下提前支配，於公，侵犯了鮑叔牙作為合資人的知情權，於私，則是違背了雙方間的感情與信任。
如果鮑叔牙不是管仲的至交好友，而僅是單純的利益關係，那麼勢必就會導致二人之間的分歧，乃至合資經營關係的破裂。
《中國合夥人》影視劇照
如果從單純的商業角度來說，維繫合夥人之間關係的紐帶，不止是基於雙方的彼此信任，更為看重的應是利益，但鮑叔牙念及二人之間的友情，更多考慮的是好友管仲個人的困難，因此基於二人之間的感情基礎，鮑叔牙非但沒有怪責管仲，反而在年末分紅時，仍舊將經營所得按照事先定好的比例分配給管仲。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的合資經營，仍舊不是完善的制度，很可能會因為某些外在因素，如管鮑之間的友情，而打破合資雙方的內在公平。
但不可否認，“管鮑分金”的典故，的確從側面證明了我國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具備了合夥人制度的雛形。
“管鮑分金”還原模型
那麼真正的“合夥人制度”，在古代又是何時誕生的呢？
我個人認為，經過千百年發展，期間隨著經濟形式的不斷轉變，到隋唐時期，合資經營的模式逐步固定化，並且當朝政權對“合夥人”這一制度，進行了較為系統清晰的規範，明確了出資雙方或多方的合法權利，在唐初貞觀年間，便盛行一種“合本治生”的經營模式。
依照《九章算經》中所說：
甲持錢二十，乙持錢五十，丙持錢四十，丁持錢三十，戊持錢六十，凡五人，合本治生。
這段簡潔明瞭的文字記載，生動反映了唐初的合夥制度，甲乙丙丁戊，共五人，分別出資各異，但作為股份，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同承擔風險，這種模式在當時被稱為“合本治生”，與現代的合夥人制度簡直如出一轍。
而探究“合本治生 ”的起源，我個人認為應是脫胎於漢朝時期的“領本經營”，而領本經營，則起源於“貸本經營”，眾所周知，我國在很早就已經出現了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貨幣經濟，自然就會催生出資本的積累，而在這一過程中，借貸便應運而生，屬於經濟發展中的必然產物。
在日常生產生活的過程中，由於某些外在因素，導致個人資金，或經營資金出現短缺，人們便會想方設法彌補資金缺口，以維序正常的收支平衡。
而另一部分手中持有大量資本的財主，看中人們的這一需求，就會自然而然的以信譽為基礎，向資金短缺者提供資金借貸，從財主的視角來看，這也屬於一種投資經營，而經營所得，自然是通過借出本金所得的利息，早在漢武帝時期，就曾出現通過借貸而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事例，如《漢書·酷吏列傳》所載：
內史寧成逃罪歸家，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
這段文獻說的是一位叫做寧成的內史，由於政治原因，寧成受刑，但為了逃避極刑，寧成越獄後逃回到老家，先是向當地有錢人借貸購買了幾千頃土地，再出租給數千家窮人耕種，不出數年，正好趕上天下大赦，寧成不僅擺脫了罪名，更通過租地的方式獲利千金。
這一記載，便可當做是漢朝時期已經具備商業借貸的佐證，身背罪名的寧成為了能維持生活並致富，便向當地的有錢人借貸，從而完成了資本積累，當然借貸的基礎並不侷限，可能是借貸者本人的社會信譽，也有可能是以祖宅等房產進行抵押，在逾期未歸還本金及利息的情況下，放貸人有權收回借貸人的房產，以彌補自身的損失。
寧成影視劇照
與此同時，提供借貸的債主，則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獲取厚利，即在借貸過後，主動加入到借貸人所投資的生產經營中，以合資人的身份，與借貸人共同經營，其目的可以是債主本人看到了投資項目的未來商機，而以一定的本金或利息的比例，換取經營所得。
當然，雙方在經營過程中，也要承擔起相同的風險。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領本經營”，是在“借貸經營”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新穎模式。
如《東觀漢紀》中所說：
中家子弟為之保役 , 受計上疏 , 趨走俯伏 , 譬若臣僕 , 坐而分利。
通俗來講，“中家子弟”即為“保役”，我們可將這種保役看作是中間人，同時也是資方的合夥人。
先是保役向資方借貸，再對外放貸，這就相當於資方與保役共同經營“放貸”，而資方通常是官吏權貴，為保役提供法律與經濟上的保護和支持，自然雙方在共同經營的過程中，所要承擔的風險也相同。
因為中家子弟會將這一筆本金貸到民間，以此收取高額利息，而所得的高額利息，便會與資方，也就是借款給中甲子弟的資本方，按照事先契約中所定份額比例，進行利益分配。
當然還有一個前提，中家子弟，也就是保役，可以不還本金，而只還利息，這樣資本方借給中家子弟的本金，就相當於資本方投資中家子弟經營的“放貸”營生。
基於此，我們就很好理解其中的邏輯與概念：
傳統的借貸，就是資本方借給中家子弟這種形式，比如你要多少錢，好我借給你，到時候你連本帶息的還給我，咱們就兩清，而中家子弟拿著這筆錢去經營，這個過程或者說形式，就叫做“借貸經營”。
但從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領本經營，則是資本方向中家子弟提供借貸的過程中，不再要求中家子弟還付本金，而是把本金當成一筆投資，參與到中家子弟所經營的“放貸”業務中，與中家子弟一起“坐而分利”，所以這種新穎的形式，就被稱為“領本經營”。
再通俗來說，打比方張三是資本方，李四是中家子弟，王二則是民間商賈。
先是李四向張三提議，可以通過經營貸款的方式，賺取高額利息，但李四說我沒錢，沒錢就沒法幹，所以得找你張三借一筆錢當做啟動資金。
張三考慮過後，決定向李四提供這筆啟動資金，但我張三有個要求，到時候你拿這筆錢貸款給別人，再賺到更多的利息，我得分一筆，至於怎麼分，就把我借給你的本金當成我跟你一起合資的股份，按照這個比例，你賺多少，就分我多少。
之後李四有了錢，就能將這筆資金借給恰巧資金短缺的商人王二，而利息卻非常高，幾乎就是高利貸。
之後王二的資金順利週轉，在連本帶息將錢還給李四之後，李四再按照當初與張三之間的契約所定份額比例，把賺來的高額利息進行分成，一部分留給自己，另一部分則分給張三。
而分的這一部分利息中，包含李四向張三借的本金應付的利息，還有張三通過投資李四，所應該獲取的所得利益。
在這一過程中，關於收債等具體事宜，則由“中家子弟”，也就是作為“保役”的李四全權負責，而作為資方的張三，只負責在初期提供資金，以及獲取後期的利益分成，當然經營過程中的風險，也是張三和李四共同承擔。
這種經營模式，在東漢時已頗具規模，並日漸成熟，既帶有委託經營與“借貸經營”的性質，也兼有資本方與經營者共同負責盈虧的“合夥性質”，因為經營者（李四）雖然向資方（張三）借貸，但卻是以合夥人的形式，參與到實際的經營之中，而張三除了是李四的投資人，還多了一層共同經營者的身份，在經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風險，比如貸款收不回來，也是由兩方共同承擔。
如上所述的張三和李四，李四雖然向張三借貸經營，但實際上李四所經營的貸款業務，是和張三共同經營，而之後通過高額利息所獲得的利益，則要按照當初與張三約定好的比例，分給張三。
這就等同於，張三將借貸給李四的資金作為股份，成為與李四共同經營的合資方，隨之參與到實際的經營之中，而在之後經營過程中所獲得的利益，比如高額利息，兩人則按照事先契約所定份額比例，分取總的利潤。
在漢代，這種由一方出資成為資方，另一方作為“保役”，以借貸經營的形式為基礎，通過經營民間貸款業務，雙方共同承擔風險，從而獲利之後按比例分成利益所得的模式，就被稱為“領本經營”。
相比再之前所說的“合資關係”，這種合作經營的模式，顯然更為固定且進步，而獲取的分成利益也更高，同時在經營過程中，資方既作為資本方提供資金，也作為合夥人與中家子弟共同承擔商業風險，已經可以看作是具備基礎性質的合夥制度。
所以，大致可將合夥制度的形成，看作是從春秋伊始，經過數百年發展，再到漢朝逐漸發展出具體形式，期間經歷了從“合資經商”，再到“借貸經營”與“領本經營”的發展與過度，最終形成了我國最早的“合夥人制度”。
總結來說，由此可以得出在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中，合夥人制度早已存在，比上述引用的西方在公元10世紀出現合夥制度的觀點，還要早數百年，併為促進古代社會經濟的資本發展，發揮出重要作用，比如唐朝時期流行的合資資本，就是從漢代時的領本經營制度演變而來。
同時這一制度的演變過程，也對後世的經濟發展與合作模式的形成，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更為研究古代經濟的歷史發展與總結前人經驗與經濟規律，從而更好的應用於未來，提供了獨特的研究方向與參考價值。
——————
——————
參考文獻：
管鮑分金：《史記·管晏列傳》西漢·司馬遷：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九章算經》：甲持錢二十，乙持錢五十，丙持錢四十，丁持錢三十，戊持錢六十，凡五人，合本治生。
《漢書·酷吏列傳》：內史寧成逃罪歸家，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
《東觀漢紀》：中家子弟為之保役 , 受計上疏 , 趨走俯伏 , 譬若臣僕 , 坐而分利。
閱讀更多 錢品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