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宦官酿祸，外戚专权，黄巾起义，地方豪杰趁势并起，群雄逐鹿中原。当此之时，北有曹操、袁绍、孙坚、刘备，南有刘表、刘繇、士燮，东有孔融、陶谦、公孙瓒，西有李榷、马腾、刘璋，以诸葛亮的话来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汉末以董卓乱政为分水岭，各路诸侯陷入了白热化的兼并格局，然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氏家族无疑是北方诸侯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割据力量，实力弱小的曹操自陈留“散家财，合义兵”起事以来，败吕布、讨张绣、灭李榷纵横中原，势力直抵黄河以北。
此后，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名微而众寡”的曹操以《武帝纪》载：“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而袁绍乃北方豪门，“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兼袁绍以冀、并、幽、青四州之地为大本营，兵精粮足控弦之士更是高达11余万，两军对垒，形势立现。
就在两军命悬一线之际，袁绍谋士许攸星夜叛投曹营，曹操跣足出迎，以许攸妙计火烧乌巢粮道，袁军大败，斩首七万，一举称雄北方。
平定北方后的曹操，收刘琮、杀孔融、逐刘备，北方大势尽为其掌，自鸣得意的曹操乃言：“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就天下大势而言，曹操此语虽不免妄自尊大却也直中现实弊端的核心。
曹操什么人？枭雄也！以东汉末年超级大V许劭的话来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历史的发展也恰好印证了许劭精准的品评之词。
官渡之战后的曹操日益膨胀，雄心万丈的豪气直干云霄，最终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亲率号称80万的雄师开启了南下伐吴的战争。
也就在这年冬月十五日的月圆之夜，曹操立于船头以酒奠江，横槊赋诗谓之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
稍顷，即兴赋诗《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歌罢，众将山呼雷动，气氛一片祥和，曹操兵锋所指，孙吴治下六郡似乎唾手可得。
然而，曹操到底还是乐极生悲了。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巧借东风狂烧北方战舰，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烈焰弥江，曹军大败，曹操率部狼狈北逃。
赤壁之战，曹操为何几乎全军覆没？
东吴名将周瑜给出的分析是：“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资治通鉴》）。
可以说，周瑜此语鞭辟入里，从时局、士卒、气候、辎重、地域等诸多方面，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外强中干八十万大军的致命硬伤。
而诸葛亮也就当下形势作了精准的预判：“曹操之众，远来疲敝，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资治通鉴》）。
从周瑜、诸葛亮对时局的判断层面来讲，二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操军有此死穴，安能不败？
就当时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来说，诸葛亮、周瑜两位智者所言亦不无道理，他们是以兵家角度来审度战争天平的倾向，从而抓住战机以弱敌强大败北军。
然而，我认为倘若从天下形势变幻的大格局看，赤壁之战惨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被一连串胜利冲昏头脑的曹操，违背了历史潮流。
何以见得曹操得意忘形的态度？根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
而另据《三国志·程昱传》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於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
贾诩、程昱作为曹营首席谋士，显然他们不支持曹操席卷江东的举动，但曹操却没有听进两位智囊的意见，而相比之下曹操征战北方时，对这些谋士几乎言听计从，然而，临近赤壁之战，谋士们的高见又被曹操束之高阁。足见此时曹操利令智昏失去了冷静的头脑和虚心的求教态度。
那么此时的历史潮流又是什么？
客观来讲，自东汉末年至赤壁之战前夕，华夏九州历经了长达24年的军阀混战局面，连年的战争让百姓民不聊生，以至于连曹操自己都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在这期间，中国人口由东汉末年的6000万，锐减到了2300万，人口损失率高达60%。
待到曹操一统北方后，长年累月的战争动乱早已使得百姓人心思安，而江东之地“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江南民众安居乐业，经济高速增长，史载：“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緜”（《吴都赋》）。
因此，从民众人心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考量，追求社会稳定和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而除此以外，曹操违逆的第二个历史潮流就是操之过急。在赤壁之战前夕，谋士程昱就提出“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的观点，但曹操却以不置可否的态度拒纳程昱的劝谏。
曹操的不明智就在于此前他逐鹿中原荡平北方后的步伐走的太快了，自认为天命所归的他已经丝毫没有当年远见卓识的理性了。
当年官渡之战袁绍覆灭后，袁绍之子袁熙、袁尚投奔公孙康，众臣“劝操遂击之”，但曹操以一句“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的莫名之语很快斩获了袁熙、袁尚的人头。
直到最后曹军诸将都没搞懂个中玄妙，曹操却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足见曹操熟稔兵法，而这也恰巧与《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的心理战术不谋而合。
可见程昱、曹操皆早已预见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局势走向了，只是深谙兵法诡道的曹操一统天下的偏执过于强烈，而操之过急的他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不断沉浸于胜利的幻想中，最终在浩大的历史大潮面前惨烈地折戟沉沙于赤壁，成为永远无法抹掉的伤痛。
正如1000多年后，孙中山先生的那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名言那般，一切逆天理、悖人伦的强逆大潮而动的举措，最终必然会被历史淘汰出局，曹操倘若顺势而为，天下焉有不取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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