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諳起外號精髓的中國人在“內部鬥爭”的同時自然也不會放過周邊的國家。
北邊有戰鬥民族俄國毛子，東邊有韓國棒子和日本鬼子，南邊是越南猴子，西南邊則是印度阿三。除去日本鬼子這種因為侵華戰爭而來的稱號，通常情況下，給領國起的外號都是從接壤或臨近的省份傳到全國的，但是印度阿三的發源地卻不是西南地區，而是上海。
相隔萬里的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能夠扯上關係，還是拜英國所賜。
1842年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的規定，上海成為開放口岸，准許英國派駐領事，准許英商及其家屬自由居住。
英國人要在上海定居，自然要考慮到土地的問題。1845年，時任蘇松太兵備道、上海道臺的宮慕久與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進行了會商，最終發佈了《上海土地章程》，將洋涇浜以北，李家廠以南，黃浦江以西的地方租給了英國商人來建房子居住，成為英租界的開端。《章程》允許英國人僱傭少許中國更夫，來協助維持租界的治安。
由於中外人口僅有500餘人，租界又實行“華洋分居”的政策，20個更夫就已經可以很好的進行巡邏工作了。受到太平天國的影響，1853年上海爆發小刀會起義，為了躲避戰亂，近兩萬中國人湧入租界避難。湧入的“難民”中多數人沒有生計，許多乞丐整日在街上游蕩，留下遍地穢物，夜裡還酗酒吵鬧，嚴重威脅到了租界區的治安。
內憂外患的清廷根本無心關注這些事，著急的英美法三國領事便坐到了一起對此前簽訂的土地章程進行了修訂。隨後英租界成立了一個名為“工部局”的機構，用來管理租界的公共事務，下設正式的警察機構“巡捕房”，並從香港警隊借調了31名警力來管理治安。
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進行了合併，一個巡捕房已經不能滿足治安的需要，工部局便新設了警務處，決定擴充警力。由於西捕人少又貴，為了節約成本工部局決定僱傭一批本地人。招募本地人來做巡捕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既熟悉地形、文化又懂語言，有臥底查案的需要時也不像西捕那樣容易暴露身份。
警務處畢竟是以租界外國人的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的，即便華人巡捕的工作能力與西捕不相上下，外國人還是無法消除對華捕的不信任感。加上一些華人巡捕利用職權收受賄賂、開設地下錢莊的事件敗露，更加引發工部局的擔憂。有了在其他海外殖民地（比如香港）派遣印度警察的經驗在先，工部局開始考慮引入一批印度巡捕。雖然要付出的成本比招募華捕要貴一些，但和中國人相比，已經被殖民多年的印度人更值得信賴。
考慮到印度人來到上海後伙食可能會水土不服，英語不好又不會中文會影響巡捕工作，招募計劃因此一直未能成行。但是1884年中法戰爭的爆發給這一被擱置許久的招募計劃帶來了轉機。戰爭的爆發讓租界內的許多外國人深感不安，便向工部局申請增派巡捕巡邏，只要工部局增派巡捕，自己願意為安全出資。
工部局又開始想了，如果增派的都是西捕，費用上恐怕難以承擔；如果增派華捕，本就因為中法戰爭感到不安全的外國人看到中國臉孔巡邏並不會增加自身的安全感。這時候被擱置的印度巡捕招募計劃重新被提起，擔心發生騷亂的董事會向香港發去電報，招募了一批錫克人加入上海租界警務處。
印度不僅人口眾多，民族成分也十分複雜，錫克人嚴格意義上來說指的是信仰錫克教的人，不算一個種族。但是由於許多錫克教徒血緣相近，又共享宗教背景，英國等國已經認可錫克為獨立的種族。在穆斯林莫臥兒帝國的宗教高壓統治下，錫克人逐漸發展出崇尚武力，驍勇善戰的傳統來，這也是為何英國人多使用錫克人作為軍事和警務力量的重要原因。
雖然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英國人對印度各民族的信仰和生活習慣非常尊重，即便在招募士兵時也允許各民族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來到上海租界的錫克巡捕雖然穿著英式制服，但是頭上卻保留著體現民族特色的頭巾。錫克人人高馬大，纏著紅頭巾又蓄著大鬍子，站在馬路上指揮交通十分顯眼，所以交通巡捕成了他們的優先職責。
在工部局內，西捕仍舊牢牢地佔據著領導的位置，領著最高的薪水；華捕雖然人數眾多，但普遍職位較低，薪水也最低；而更受英國人信任的印度巡捕雖然地位與華捕類似，但是薪資上卻要高出不少。被認為忠實可靠、訓練有素的錫克人在工作實踐中十分威嚴，面對當時普遍被認為高人一等的“洋大人”也敢下狠手。
錫克巡捕敢對歐洲人下狠手，對待中國人的態度還要更差一些，尤其是處在社會底層的黃包車伕和小商販，經常會被印度巡捕拳打腳踢。被欺凌的租界華人自然忿忿不平但是又無力反抗，只能在嘴上“戰勝”他們。由於這些錫克巡捕膚色黝黑，又頭纏紅巾，租界的華人開始喊他們“紅頭蒼蠅”，在許多報道和描述上也盡力醜化印度巡捕。
對於“紅頭蒼蠅”是怎麼變成“紅頭阿三”的眾說紛紜。1922年出版的《滬諺》一書認為原因是印度巡捕頭纏紅布，面似黑炭，所以被人們成稱為“紅頭黑碳”，後來被誤讀為“紅頭阿三”。但是考慮到黑炭在滬語中的讀音，明顯黑炭和阿三沾不上邊。
另有一說認為英國人常稱警察為“Sir”，上海人又有在人名單字前加“阿”字的習慣，“阿Sir”說著說著就變成了“阿三”。這種說法顯然也站不住腳，上海租界區巡捕房裡除了印捕還有西捕、華捕，後來還有日捕和俄捕，如果警察都叫“阿Sir”，不會只有印度人被稱為“阿三”。而且“阿三”明顯是對印度人的蔑稱，相比之下“阿Sir”仍帶有尊重的意味。
比較可信的說法還是從英文單詞諧音而來。面對自己的英國上司印度巡捕們還是畢恭畢敬的，常以“I see”來回答上司的訓話，被華人市民聽了去就很像是上海話裡的“阿三”，從此流傳開來。也有人說“阿三”是因為印度巡捕說話常有“I say”一詞而來，不過從英語的角度來說，人們不太會在口語中頻繁出現“I say”這樣的詞彙，印度巡捕巡邏又不是明星開演唱會和觀眾互動，所以印捕回答英國上司“I see”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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