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大家都是全球化的贏家，有輸家主要是國內政策的問題

全球化利益並沒有讓所有的國家和人民受益，原因究竟有哪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對此問題進行了分析。

3月20日，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上，金立群表示，大家（各國）都是全球化的贏家，因為我們的效率都提升了，但有的國家就是輸家，主要是國內政策的問題，你首先應該把國內政策調整好了。

金立群認為，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從全球化方面受益更多，那是因為他們的國內改革非常成功。

金立群表示，大多數的亞洲國家都很開放。“亞洲國家和歐洲國家相比，在金融一體化方面還不夠。全球化及全球一體化經歷了重大挫折，原因是兩級分化的收入分配，以及各個國家的利益分配不同，尤其是那些沒有獲得更多收益的國家和人民。”金立群表示。

金立群建議，當前急需改善全球的經濟治理。“21世紀的利益應該是共享的利益和全球治理，我們需要一個21世紀的全球化。這並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都從21世紀全球治理中受益，他們需要首先進行國內改革。”金立群表示。

金立群認為，未來很多多邊機構會遇到很大的挑戰。“這些多邊機構應該緊密合作，和借款國合作，幫助他們進行國內改革。也要進行基礎項目投資，這些項目的體量也會很大。我們需要在政策等方面發揮我們的影響力。”金立群表示。

以下為金立群發言實錄

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再次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並與大家分享我對這些非常重要的熱點問題的看法。我今天會談三個問題，而且我認為這是目前世界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第一是全球化、全球挑戰以及對各個國家的影響；第二是國際主義和多邊主義。未來這些開發銀行或者是國際金融機構在當今的作用；第三是關於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介紹，我們的使命，還有我們展現的一些新的特點。

今天非常高興亞洲開發（銀）行的行長也坐在這裡，所以我想感謝亞洲開發銀行對於我們組建時候的支持和幫助。我們已經籌資了1.7萬億，所以非常感謝世界銀行，還有亞洲開發銀行對我們的支持，否則的話，我們沒有辦法拿出這張成績單。

首先，我談一談全球化以及對世界各國的影響，目前全球化已經成為國際論壇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時代，是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全球各國以及國際機構都在看世界的舞臺上它們應該在未來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基於這樣的現狀，我們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全球化是20世紀最重要的趨勢，那麼21世紀最重要的趨勢又是什麼呢？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很多國家都實現了經濟的繁榮，主要是通過以下幾個因素，包括參與全球經濟，推動了很多國家積極的採取有利於市場的政策，他們都經歷了經濟快速的進步和發展，而且在效率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亞洲在過去幾十年最重要的趨勢就是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儘管出現了1997年、1998年的金融風暴，大多數的亞洲國家都非常的開放，我們的跨國貿易和投資都非常活躍。因此，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互聯互通的建設，在近幾年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亞洲國家和歐洲國家相比，我們在金融一體化方面做得還不夠。因此，全球化和全球的一體化經歷了巨大的挫折，原因就是這種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以及各個國家的受益不同，所以這也是公眾最大的擔心，尤其是在那些沒有獲得太多好處的國家和他們的人民。

我特別不想說全球化帶來的贏家和輸家，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是贏家，因為我們的效率都提升了。但是有一些國家確實是輸家，如果你是輸家的話，我覺得還是你國內政策的問題。首先，應該把國內政策調整好。我覺得成功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為什麼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國內政策的設計和執行方面是成功的。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從全球化當中獲益較多，更多的實際上是他們把很多的利益讓渡給了這些發達國家。因此，目前這種經濟的架構建立起來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建立的，之後其實並沒有太多的變化。所以，

所以，在我看來，二十一世紀的趨勢應該是共享的利益和更好的全球治理。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都能從這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當中受益，不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他們需要進行國內的改革。

另外是多邊主義和全球主義。所有的在過去50年建立起來的這些架構，基本上都是基於國際機構的設計。我們未來是需要應對融資更多的需求，但是資源又有限的狀況。所以像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是世界銀行，或者未來的歐洲復興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等，在大多數的成員國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中國就是其中之一，還有其他亞洲國家和其他地區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當中，幾乎沒有說沒有從這些多邊的機構工作當中受益的。所以，我們在中國也非常感謝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這些國際機構。所以我想代表亞投行，非常感謝這些佈雷頓森林建立的這些體制和機制。這些金融機構，還有這些平臺也是讓各個主權國家對話的一個重要的機制。

這些多邊的銀行機構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幫助也非常大。我記得在1980年以後我參加了世界銀行的工作，當時中國建了很多的世界銀行的硬貸款，就是為了能夠執行這些在新時期建立起來的一些新的法律和規則，中國我們是希望能夠用這些沒有貼息的貸款，來真正的在國內執行這些新的規則。所以這些多邊機構未來會遇到很大的挑戰，要應對他們的這些客戶國家，而且他們的利益可能也不會很大。所以我認為這些多邊的金融機構應該緊密合作，和這些借款國合作，幫助他們進行國內政策的改革，把改革措施落實到位。而且也要去做大量的基礎設施的項目，這些項目的體量都非常大，如果把資金都集中到一個項目上去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需要所有的多邊開發銀行攜起手來進行廣泛的投資。這樣的話，可以在政策改革等方面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從而能夠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的金融和財政的體系。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跟現有的機構之間合作的挑戰？亞投行成立是為了應對成員國最急迫的問題，在亞洲，在其他地區都是如此，亞投行要去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發展，促進地區互聯互通與合作。也就是說，要對基礎設施來進行投資，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們知道，當我們去做基礎設施的談判的時候，我們把它稱為其他產品類的部門，銀行本身都是跨國經營的，多邊開發銀行也有銀行的特色，但是我們有自己獨有的特色，並不是完全遵照商業銀行的理念來做事。我們強調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合作，而亞投行的成立本身就反映了發起國的決心，要去創立新型的多邊合作銀行機構，能夠反映新世紀治理的特色，從而促進全球經濟的治理，尤其需要適應一個多極化世界的要求。

下面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一些新特色。非發起國佔到25%的投票權，剩下的75%是由亞洲國家分享，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總的來說，發展中國家是佔多數投票權的，這在歷史上第一次有這樣的多邊開發銀行。但是發達國家也沒有被邊緣化，像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等，也都是發起國家，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他們都積極的參與到銀行發起和籌備的進程。我們5位副行長當中有3位是歐洲人，是根據他們的能力來加以任命的。而我們的高管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丹麥、韓國和新加坡的，你們會問為什麼沒有日本的？本來是有的，但是有一個日本高管在上任之前跟我說，不好意思，我父親過世了，而母親有老年痴呆症，所以我不能離開我的國家，短期之內無法到亞投行任職。其實，我們不排斥任何國家的高管。我們並不是說只偏重中國來任命我們的董事會，我們的董事也不在中國常駐，我們日常保持溝通，讓他們瞭解銀行的運營情況。

我們去年啟動了一個項目，只用60個人就決定了一個17億美元的項目。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常駐的董事會的話，那這樣日常的運營成本會居高不下。70年前佈雷頓森林體系成立的時候，他們沒有現代技術的支持，現在你用電腦，點一點鼠標就可以進行日常的溝通了，所以不需要常駐。在管理層，我們也強調自律，我們有非常嚴格的管理機制，我也跟高管說，一定要牢記一點，如果要招人，招的人有閒人的話你們會有問題，4個人100萬美元一年。

問答環節

提問：我是來自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的。我想問金行長一個問題，您從亞投行一開始就倡導綠色，我想問一問，在制定環境標準、碳的標準，能效標準方面，亞投行在過去幾年中有什麼具體的行動和具體的舉措？謝謝。

金立群：謝謝你。我們銀行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說這個是Lean、Clean、Green，我們是簡潔的、廉潔、清潔的。在Green這個問題上，首先我們可以推動綠色的經濟，從幾個方面入手。比如說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要講究環境保護，要減少對大氣的汙染，減少對水的汙染。比如說我們推動公共交通系統，減少個人開車的出行，這是一個好處。在能源方面，我們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但是現在我們也不能完全離開石化能源，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用其他的辦法來解決。比如說我們第一年的項目在孟加拉有一個輸變電項目，提升它的技術水平。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輸變電的損失可以高達30%。如果我們不造新的電場，只要把輸變電的效率改善了，就可以達到減排的效果。還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說對於水電，現在人們對水電有一個重新的認識，除了特大型的水電站，一般的中小型的對於環境生態破壞的控制是可以做到的。同時是清潔能源，我們從去年開始在研究一個能源政策，這個能源政策經過反反覆覆的跟我們股東和利益相關者反覆進行討論，同時聽取了NGO、SCSO這些團體的意見。這個能源政策就要在今年6月份召開的董事會上討論，希望能夠得到通過。這個能源政策就會指導我們的工作人員如何來推動綠色的經濟。我相信，利用新的技術，同時對很多發展中國家採取比較務實的一些援助措施，我們是可以做到既推動經濟的發展，又能夠防止對環境的破壞。（以上實錄未經發言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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