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亨利·基辛格離開哈佛校園，前往華盛頓出任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這個彼時的德國猶太難民此時的歷史學者、尼克松的前競爭對手的外交政策顧問，正式踏出了他在美國政壇的第一步。那之後，“求教基辛格博士”幾乎成為歷任美國總統慣例，就算是特朗普總統也未能例外。1973至1977年基辛格在福特總統任內擔任國務卿，獲得了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
1971年，時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基辛格秘密訪華。
對於基辛格博士的形象，大眾的普遍認知是一位踐行現實主義的策士，均勢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完美狀態。他雷厲風行，在中蘇美三國之間騰挪輾轉，翻弄著自己“穿梭外交”的手腕。他在冷戰期間成為為中美關係鋪路的建築師一樣的人物。無論怎麼說，都和“理想主義”沒有多大關係。
不過，新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哈佛大學歷史教授尼爾·弗格森所著基辛格傳記《基辛格：理想主義者》，卻以“理想主義者”為副標題，這裡不難看出弗格森對於傳統觀點的挑戰。實際上這部傳記分為上下兩冊，業已出版的是傳記的上半部，主要記述基辛格1932年到1968年的人生經歷，講述了基辛格早年作為難民從納粹德國移居美國，而後參軍的經歷，他在哈佛大學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在越南戰爭中的所思所想。弗格森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的時候透露，第二冊英文版還需要兩年左右的時間來完成。
《基辛格：理想主義者》
弗格森曾在在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發表文章稱：“如果我第一冊用理想主義者這個副標題讓讀者感到驚訝，那麼第二冊的副標題是不是應該用人際網絡構建者（Networker）。”他在文章中稱，或許基辛格的成功不僅僅要歸功於過人的才智與頑強的意志，也應該歸功於他建立與維護人際網絡的卓越才能，這中間不僅包括與政府成員的人際關係的維繫，也包括與社會各界的人際關係的維護。
尼爾·弗格森
專訪中，弗格森稱：“很少有人能在講壇與政壇都取得如此的成就。因此我也有必要把基辛格這兩部分的人生在傳記當中講清楚。儘管他並非一生都沉浸於學術研究，但是他從未停止過書寫，在卸下政府的職務之後依然筆耕不輟。可能我自己從政的能力不足，我覺得他的這種轉變讓我十分欽佩。”
【專訪】
澎湃新聞：亨利·基辛格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為什麼在你所寫的這本傳記中，你會認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弗格森：這部傳記的第一冊主要講述了亨利·基辛格的前半生。我在寫作這部傳記的早期閱讀基辛格的書信時就發現他其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過去也認為基辛格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一個馬基雅維利的信徒。但是在我所閱讀的文件當中我發現基辛格完全不是這樣的。
我認為至少在他的前半生，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裡有三個理由。第一條就是他的一些意見是與伊曼努爾·康德這類哲學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高度一致。第二，他曾強烈地反對二戰前期對於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這一項綏靖政策也在1930年代遭遇了慘敗。基辛格曾經說過，這些綏靖政策的幕後推手是頑固的現實主義者。這裡的“現實主義者”明顯不是什麼褒義詞。第三就是，20世紀60年代最知名的現實主義理論家就是漢斯·摩根索。基辛格在越南戰爭上的觀點與摩根索相左。當時摩根索認為越南戰爭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基辛格認為在越南南部同美國敵對的意識形態應該受到遏制。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明顯。縱覽基辛格1923到1968年的這段人生，他毋庸置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當然，在他生命的第二階段說不定會有所轉變，但是我還沒有完成這部書。
澎湃新聞：這部傳記的上半部主要選取了基辛格的四段經歷——他的早期作為納粹德國難民和從軍的經歷、他在哈佛學習的經歷以及他在越南戰爭中的經歷，為什麼你認為這幾段經歷對於基辛格之所以成為基辛格是重要的？
弗格森：如果你不理解作為學者的基辛格，那麼你就不能理解作為政治家的基辛格。因為他在生命的前40年裡，他是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一部基辛格的傳記不能夠僅僅從1949年開始，而不去理會此前的20年間他的所寫所說。如果你不理解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的在德國的經歷，以及他在美國參軍的經歷。這本書也是為了讓人理解基辛格為什麼會成為後來人們所熟知的那個1949年後越來越有影響力的基辛格。戰爭經歷對基辛格的成長也至關重要。戰爭改變了很多人，這裡面也包括基辛格。戰爭改變了他生命的軌跡。戰爭也讓他在接下來的數年間，醉心於研究國際關係所涉及的歷史問題。
澎湃新聞：你第一次見基辛格是什麼時候？
弗格森：我們見了很多次面。我已經記不清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是什麼時候了。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第一次見他的那會兒，我還在牛津大學教書。大概是在2002年之前，我們開始通信。通信一段時間之後，我們開始見面。儘管我和基辛格越來越熟悉，但是我依然想要保持作為學者的獨立性。因為最終我是要寫他的傳記，那是他的歷史。你只能在保持這種獨立性的時候，才可能完成這項研究。保持這種獨立性其實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後來我想，傳記作者見傳主就和醫生見病人、律師見委託人是一樣的道理。只是，你的責任依然是不能讓友誼影響自己的專業性。
1970年代，周恩來會見基辛格 資料圖 來源：人民網
澎湃新聞：基辛格私下裡與他的公眾形象有什麼差異？
弗格森：基辛格私下裡與他的公共形象確實存在差異。當你在研究一個95歲的人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人類最重要的特質，那就是人類是易變的。我透過研究認識了年輕的基辛格，我又認識了95歲的基辛格。這兩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就像是我同17歲的自己有很大的區別是一樣的道理。基辛格的公共形象曾發生過劇烈的改變，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超人”變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些人眼中邪惡的戰爭罪犯。很明顯，沒有哪個人是“超人”，也沒有哪個人會是邪惡博士。
研究基辛格的人生讓我意識到他還是德國難民的時候內心的那份複雜情感與不安的情緒。我也懂得了猶太人身份為他帶來的艱難處境。我覺得反對基辛格的人、批判基辛格的人都漏掉了一點，那就是他其實十分幽默。只不過這是一種舊式的幽默。有的時候基辛格開了一個玩笑，但是這玩笑卻總是被當做是認真的。一個好的例子是，基辛格曾說過：“違法一刻就可以完成，違憲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批評基辛格的人經常引用這句話，把它作為批評基辛格的憑證。不過，這句話其實是在基辛格會見土耳其外交官的時候講的。這句話在當時的語境下其實是用來打開對話僵局的玩笑話。人們尚不理解基辛格略帶尖刻的幽默。
澎湃新聞：你覺得猶太人的身份，以及他面對的反猶主義對於基辛格性格的形成有什麼影響？
弗格森：基辛格面對的反猶主義，我們比對他剛到美國的1938年一直到現在的情況，我覺得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1970年代，基辛格發現他的上司，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依然有時還是使用帶有強烈反猶主義的語言。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會使用這種反猶語言了，因為那些用這類語言的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陷入了很大的麻煩。
不過，我並不覺得他因此從面對反猶主義的緊張之中得到了解脫。如果你的童年在納粹德國的陰影中度過，然後你必須放棄一切到美國去開始全新的生活，然後你在1944年參軍的時候，發現你的祖母被納粹屠殺，那麼你一定一生都會非常敏感。
難民的經歷確實深深地影響了基辛格的性格，但是我認為參軍的經歷對於他而言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你從德國南部移居到紐約，但是你依然有可能一直待在同樣的社群之中。這是因為德國猶太人在美國重建了與此前幾乎相同的社群。事實上，1938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基辛格依然生活在一個這樣的社群裡。只有在他參軍之後，他參加了基礎訓練，那之後他又穿越大西洋，駐紮到歐洲，參加了步兵團，他在這遠離自己社群的地方，才發現自己同美國人融合在一起。也是在這樣的時間裡，他遇到了改變他人生的人——克雷默爾。克雷默爾告訴基辛格：“你不要想著回到紐約當個會計，別犯傻。你要去哈佛，或者其他的什麼學校，去當個歷史學家。”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對比了哈佛與牛津大學的教育體系， 認為基辛格所就讀的哈佛大學更開放、更具多樣性。那麼你是不是認為這是基辛格能夠在講壇和政壇都取得成就與哈佛大學的這種特性是分不開的？
弗格森：我覺得哈佛與牛津大學的教育體系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在哈佛的前兩年你可以學習的領域可以更寬、更多樣，之後你才會決定你要專攻的領域是什麼；但是在牛津大學，你錄取的時候是什麼專業，那你就只能學習什麼專業。
基辛格在哈佛的時候學習的是化學和哲學。他也因此有更綜合的學科背景。如果在一個平行宇宙裡，基辛格在他從英格蘭去紐約的途中最終決定留在英格蘭，然後他入讀牛津大學，那麼我覺得他就不會走上後來的人生道路。牛津的那些人和哈佛的人有很大的差異。如果在牛津，艾略特可不是那麼招人喜歡的。我最近在看A.J.P.泰勒的寫對於基辛格第一本書的書評。他對於基辛格的評價是相當負面的。他說：“基辛格寫的這可不是什麼歷史，他這只是包裝過的政治文章。”我覺得，如果基辛格在牛津，他會受到不同的知識分子的影響，他也將因此不會有後來成功的事業。這聽起來可能很難以置信，1950年代加入牛津的那些人，幾乎沒有什麼猶太人，更沒有什麼人在裡面掌權。你想想看，比如以賽亞·伯林或者其他的猶太知識分子，這些人都沉浸在哲學世界裡，停留在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一階段，這些人後來再也沒有離開過牛津大學。我覺得如果基辛格去了牛津，那麼他可能終其一生都會是一個學者。基辛格無論在哪個平行宇宙都絕對不可能成為英國的外交大臣，但是在美國如果你是一個難民最後可能可以成為美國國務卿。英國也就在最近，一個巴基斯坦移民的兒子才有機會成為內政大臣。雖然現在這種上升途徑是可能的，但是1950年代，這絕對是不可能的。
澎湃新聞：基辛格在越南戰爭期間研究了俾斯麥與戴高樂。你認為是什麼將基辛格引向了這兩個人？這是不是基辛格從康德式的理想主義者轉變為馬基雅維利式的現實主義者的轉折點？
弗格森：1960年代，基辛格越來越多地在政策制定層面嶄露頭角，相應的學術研究做得也越來越少。這段時間，他做的最後一個學術研究就是俾斯麥的傳記，只不過他並沒能完成這部傳記。這中間發表的只是一個一個孤立的文章。我覺得他寫俾斯麥傳記的同時，也正好在研究戴高樂。基辛格認為俾斯麥是個天才，但是他也看到俾斯麥的犬儒。俾斯麥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基辛格與他的觀念有很大的衝突，這讓基辛格覺得很困惑。這種衝突在於，俾斯麥將對外關係政策建立在自己的犬儒主義之上。我覺得這也是基辛格沒能夠完成這本傳記的原因。這種犬儒主義與年輕的基辛格內在的傾向有很大的衝突，這種傾向就是我提到的“理想主義”。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基辛格在1960年代的時候正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越南。這個問題無法用理想主義的方式來解決。這是因為當時越南正處在一片混亂之中。想想戴高樂，想想俾斯麥，再想想越南，基辛格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僅僅依靠理想主義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基辛格認為，有的時候你必須得像俾斯麥一樣，你必須採取現實主義的動作才能夠解決問題。我覺得這是他思想轉變的開始。他在1969年進入政府工作的時候完成了這種轉變。
我在這部傳記的第二冊裡面將會描寫他如何一再地與尼克松妥協。尼克松毋庸置疑是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總統。在這樣的妥協中，基辛格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覺得尼克松政府的中心戰略思想，包括對中國開放，就是一種俾斯麥式的政策。這是一種與蘇聯的均勢戰略。
一旦確定了這樣的政策，那麼你就得處理好很多事情。儘管這中間有些事情會讓基辛格感到不快，但是基辛格必須得接受這樣的不快。我也在這裡劃了一條清晰的界限，基辛格從未像俾斯麥那樣變成完完全全的犬儒。這是因為對於基辛格來說，這就是在一定的道德約束下，兩害相權取其輕。基辛格在1974年和1975年的演講中強調，這種選擇並非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相反這是在道德的約束下進行的。當然這只是我現在的一些靈感，我還沒有完成第二冊，說不定到時候我的想法會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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