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的戰“疫”策略看英國人的循證決策和系統思維


  • 文 / 吳昊,華夏基石英國公司總經理,劍橋大學博士,旅居英國14年,先後服務福特汽車(歐洲),德勤(英國)戰略諮詢,為英國,美國,日本等多家世界500強企業提供戰略管理諮詢
  • 來源:華夏基石e洞察

  • 當我們的國家以傾國之力,以巨大的經濟社會犧牲換得全面戰“疫”階段性勝利的時候,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掠才剛剛拉開序幕。萬里之外的英國,曾在武漢至暗時刻慷慨援助的英國,亦不能獨善其身,其國民引以為傲的“不列顛國寶”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正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山雨欲來風滿樓。

    從3月9日保持“遏制”,到12日宣佈從“遏制”進入外鬆內緊的“延緩”,進而到備受爭議的“群體免疫”,再到18日宣佈關閉所有學校,23日宣佈全國範圍的社交疏遠,過去兩週之內,英國政府的防疫策略發生著巨大變化。

    是什麼在左右著英國的防疫策略?是什麼在支撐著遏制、延緩、緩解和研究的系統方案?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地緣?英國人重科學,重證據,重系統的循證決策和系統思維可能正是這背後的玄機。

    從英國的戰“疫”策略看英國人的循證決策和系統思維

    圖1、英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事

    牛頓、達爾文、霍金的國度,有循證決策的傳統

    這是一個誕生了牛頓,達爾文,霍金的國度,這是一個諾獎得主按人口比例幾近美國兩倍的國度,這是一個從大航海時代起以光榮革命之理念奠定世界體制的國度,這是一個重科學,重證據的國度,這裡有循證決策的傳統。

    循證決策(Evidence Based Decision-Making)是指任何依靠科學和數學證據形成強有力的歸納或演繹論點進行指導和決策的做法,其邏輯模式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近現代的循證決策則源於醫學,進而被公共政策的決策者採用。1972年,循證醫學的先驅者英國醫生阿奇·科克倫在其撰寫的《有效性與效率:醫療服務的隨機反映》一書中指出了正確測試衛生保健策略有效性的重要性,並強調了隨機對照研究的作用,以提供衛生保健所依據的證據。自從醫學中廣泛採用基於證據的做法以來,基於證據的做法的使用已迅速擴展到其他領域。

    英國是最早運用循證決策的國家。早在 1999 年,英國布萊爾政府在公佈的《政府現代化白皮書》[1]中就寫到:“政策的制定應該具有前瞻性,並且是基於已有的證據,而不是為了應對短期的外界壓力“。同年,英國政府內閣辦公室發佈了一份《21 世紀的專業政策制定》[2]文件,該文件用了整整一個章節共十一頁來闡述證據的使用(Use of Evidence)。該文件寫到:“政策制定必須建立在良好的證據之上“,”高質量的政策制定取決於來自各種來源的高質量信息:專業知識;現有國內和國際研究;現有統計數據;利益相關者諮詢;評估以前的政策;新的研究(如果適用);或者二手資料,包括互聯網。”

    由此可見,在重科學,重證據的英國,其政策制定非常注重循證決策:一是強調證據的價值,即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要有證據作為支撐,並被決策者或實踐者充分有效的利用;二是證據需是科學的,高質量的,強有力的,它來自一系列的科學研究和評估結果;三是要跟隨數據、證據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和完善。

    那麼英國的循證決策是如何影響到英國的防疫政策的呢?

    落葉知秋,窺豹一斑,英國政府近期舉行了多場重量級的疫情和防疫政策發佈會,出場者往往是三人: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爵士和政府首席醫學顧問克里斯•惠蒂教授。一位政府首腦,兩位科學家,發佈會團隊的組成已經體現了英國的防疫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圖2、 英國政府就新冠肺炎疫情及應對策略舉行電視直播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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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首席醫學顧問克里斯•惠蒂教授(左),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中),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爵士(右)3月12日於唐寧街10號

    在運用循證決策的政策制定過程中,英國政府最重要的科學依據是兩個流行病學模型,一個是3月12日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向公眾介紹的模型,更準確的講是多個大學和科研機構研究的綜合,另一個是3月16日由尼爾·弗格森教授帶領的帝國理工大學Covid-19反應小組所建立的數學模型。

    通過3月12日的模型,帕特里克向公眾介紹了通過採取社會和行為模式的干預抑制疫情的發展,把感染人數的峰值推後到今年夏天,並將其控制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可以承受範圍之內的防疫政策。這個模型正是英國政府於3月12日決定從“遏制”階段進入“延緩”階段的決策依據。

    圖3、社會和行為模式干預對新冠肺炎流行病的影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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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是英國防疫政策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天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佈所有英國人應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和與他人接觸。“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嚴格基於最佳科學建議”。這一天,英國帝國理工大學尼爾·弗格森教授帶領的流行病學團隊公開發布新冠肺炎流行病學模型。而正是這個模型改變了英國的整個防疫政策。模型詳細描述了四種不同社會和行為模式干預措施組合對新冠肺炎流行程度的影響,並模擬計算出如果不採取任何社會和行為模式干預,新冠肺炎的流行將在英國引起51萬人死亡;即使採用最優化的“緩解”策略,雖然能減少峰值ICU需求的三分之二,新冠肺炎病人對ICU病床的需求也仍會超過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所能提供病床數的8倍,導致約25萬人死亡。

    該研究團隊最後總結到:“抑制”是當前唯一可行的策略。“實現這一政策目標所需採取的措施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將是深遠的。許多國家已經採取了這樣的措施,但即使是那些處於流行初期的國家(如英國)也必須立即採取這種措施。”

    這一天,英國政府做出了歷史性的決定,英國防疫政策從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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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英國不同緩解病毒傳播措施方案下的重症監護(ICU)床位需求。黑線表示無措施下的病毒流行曲線。綠線表示關閉學校;橙線表示病例隔離;黃線表示採取病例隔離以及家庭隔離;藍線表示採取病例隔離,家庭隔離,並且70歲以上老人社交疏遠。藍色陰影表示這些防禦措施在這3個月內實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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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英國不同抑制病毒傳播方案下的重症監護ICU床位需求。黑線表示無措施情況下的病毒流行曲線。綠色表示從2020年3月下旬起關閉學校,病例隔離和全民社交疏遠的方案。橙色線表示病例隔離,家庭隔離和全民社交疏遠的方案。紅線是英國重症監護ICU床位的預估容量。藍色陰影表示這些措施在這5個月內持續實施。圖(B)顯示的數據與圖(A)中相同,但放大了低數值區域。[3]

    圖6、自適應觸發抑制措施結果展示,R0 = 2.2,一共考慮了四種抑制措施,當一週ICU病例數達100時措施開始,一週ICU病例數降到50時措施關閉。大約有2/3的時間措施為生效狀態。所有措施中,僅社交疏遠和學校關閉兩項措施有開關;其他措施始終有效。圖中橙色曲線表示每週ICU病例數,藍線表示措施開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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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思維下體系性的防疫策略

    英國政府防疫政策的制定和改變也處處體現了英國人系統思維的傳統和理念。疫情之初,英國尚且僅有幾個輸入性病例時,英國政府已經形成了“遏制、延緩、緩解、研究”的四階段法,體系性的形成了英國的防疫策略。

    隨著病毒的擴散,病例的增加,英國政府的防疫措施也逐步加碼。與此同步,善於系統性思維的英國人在經濟政策上幾乎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出臺與疫情和防疫措施匹配的政策。

    疫情之初,英國情況並不嚴重,為了平衡好民眾健康和正常化的經濟社會,英國防疫並無強力舉措。直至3月9日,英國依然維持在“遏制”階段。兩天之後英國政府公佈2020年政府財務預算,用於抗“疫”而增加的120億英鎊與“遏制”階段的防疫措施互為支撐。

    3月11日,世衛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為全球大流行。同一天,英格蘭銀行緊急下調基準利率,從0.75% 到0.25%,穩控經濟。隨即的3月12日,英國宣佈進入“延緩”階段。

    3月16日,英國政府防疫政策正式升級,要求所有人應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和與他人接觸。僅僅一天之後的3月17日,英國宣佈了史無前例的鉅額財政紓困措施力挺經濟,總金額高達3500億英鎊,約為英國GDP的16%,包含3300億英鎊的紓困貸款和200億英鎊的援助資金。從防疫政策的升級,到史無前例的鉅額財政紓困措施,僅僅一天之隔,善於系統思維的英國人一定是未雨綢繆了。

    3月20日,英國關閉所有大中小學,酒吧,餐廳,劇院,健身房和休閒娛樂中心。當天,英國政府同時宣佈政府將“前所未有的”替企業支付員工工資,支付比例最高可為正常工資的80%(不超過每月2500英鎊),以解決員工在家的後顧之優。預計這一經濟支撐計劃將為英國政府帶來約780億英鎊的支出。這一次,又是全盤考慮,系統思維。就在我們即將付梓的3月26日,英國政府宣佈將支付380萬自僱人士(500萬自僱人士裡年收入低於5萬英鎊者)的工資,支付比例最高可為他們每月平均利潤的80%(不超過每月2500英鎊),為社會里另一個需要幫助的人群織起了一張保護的大網。

    禍兮福所倚,機會永遠留給那些做好準備的人

    經濟發展和民眾健康本為互不矛盾,攜手並進的目標。擔當疫情來臨之際,政府和民眾不得不在其間艱難的抉擇,任何一個取捨都重如泰山。英國人用他們最習慣的循證決策和系統思維,用一種理性、科學的方法在艱難中尋找最光明的未來。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罕見的全球性災難,是對生命,對健康的巨大威脅,也是對經濟對社會的巨大挑戰。在這場災難中,我們也能更清晰的感受英國人的精神,理念,傳統和文化。截至3月25日, 48小時內,504,303位英國民眾報名參加NHS志願者,是政府徵集目標的兩倍。雖然英國新冠肺炎感染人數現已突破一萬大關,我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終將取得這場戰“疫”的全面勝利,在中國,也在英國。

    當我們的經濟社會重回正軌時,中英之間必將有更多的交流,互動,和合作;更多的中資企業會走向英國,並以英國為橋頭堡走向世界;更多的英國企業會去向中國,帶去更多的品牌,技術,理念和資本。交融互通,美美與共。那時,回味這場共同戰“疫”,回溯英國的應對疫情的公共衛生和經濟政策,以及其背後蘊含的循證決策和系統思維的理念,這何嘗不是中資企業值得細品的一個絕佳案例,一個瞭解英國人思維模式,行為模式的絕佳窗口,當然我們希望這樣的案例永不再發生。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禍兮福所倚,瞭解是合作的開始,機會永遠留給那些做好準備的人

    後記:流行病學泰斗尼爾·弗格森教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目前正在倫敦的寓所居家隔離治療,祝願他早日康復。英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還在擴散至中,讓我們一起關注英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一起支持英國人民的共同戰“疫”。

    (製圖/數據整理:曹穀雨,高睿)

    參考文獻:

    1. Modernising Government,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Minister for the Cabinet Office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March 1999

    2. Professional Policy Mak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Report by Strategic Policy Making Team Cabinet Office, September 1999

    3.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to reduce COVID- 19 mortality and healthcare demand, Neil M Ferguson etc., 16 March 2020

    4. 文章中的其它數據還來源於 英格蘭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英國廣播公司(BBC), 泰晤士報(The Tim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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