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山西大同的街道上走來一個身穿軍服的男人，手裡拎著一男一女兩個人頭，大搖大擺地來到巡按衙門自首。按照《大明律·殺死姦夫》條規定：凡妻妾與人姦通，而本夫於奸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說白了，也就是說如果把正在通姦的兩個人逮個正著，立刻殺死，是可以不負責任的。但是這裡強調“奸所”及“登時”，二者缺一不可。
前來投案自首的人名叫劉安，是劉千戶之子，屬於軍戶，現在身為旗軍。
按照當時的規定，軍戶犯罪，應該由本衛的鎮撫司審理，就相當於現在的軍事法庭。但奇怪的是，這個劉安殺了人投案自首，竟然沒有去鎮撫司投案，而是去了身為文官的巡按處自首。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殺的不是一般人，其妻乃是三品指揮使的女兒。而指揮使又是鎮撫司的頂頭上司，如果到軍事法庭投案自首，那對方為了替自己的頂頭上司報殺女之仇，就很難公正地審理這個案件。所以劉安就來到巡按御史這裡來投案。
巡按御史雖然僅僅是正七品，但號稱代天子巡狩，各省軍政長官都在其考察範圍，擁有大事奏請皇帝裁決、小事即時處理的權力，但是偌大一個轄區，只有巡按一人，哪裡辦得了這樣多的事？所以其常常委派各府州縣的佐貳官，也就是副職辦理。
佐貳官提訊劉安，據供：自己身為正丁旗軍，現為大同鎮軍總旗（相當於排長，統兵56人），常年駐守在墩臺，許久才回家看望。這一日回家，在路上聽到自己的弟弟劉富說嫂子與人通姦，姦夫就是木匠王文美。當時非常憤怒，回到家中，見妻子於氏正在熟睡，不由得惡向膽邊生，舉刀將妻子殺死，並且把頭顱割了下來。又打探到王文美所住之處，黑夜潛入，也將王文美殺死於夢中。
根據供狀，原本不難擬罪。按照《大明律·殺死姦夫》條規定：聞奸次日，追而殺之，並依故殺定罪。劉安可以按照故意殺人定罪，那就要是斬刑。問題是王文美如果是姦夫，就與於氏同是有罪之人，按照《大明律》規定，殺死有罪之人，是可以減等的，再加上劉安是投首，按律還應該減三等，這樣劉安充其量也就是杖一百了。劉安殺奸是兩個地方，兩個人沒有在一起，就不能夠算是奸所，而是否有奸，因為雙方均已死去，也就死無對證。佐貳官無奈，只好提訊劉安的弟弟劉富。
據劉富講：自己是親眼看見嫂子與王文美奸宿，本想捉姦，但是嫂子乃是尊長，捉姦不是卑幼應該做的事，就想告訴哥哥，沒有想到哥哥性急，也不等到通姦之時再捉姦，就把姦夫淫婦都殺了。雖然弟弟可以捉姦，甚至能殺死姦夫，可卻不能殺死嫂子。因為嫂子屬於尊長，小叔子則為卑幼，所以說如果當時劉富捉姦，是不能殺嫂子的。如果不能夠殺死嫂子，就不可能確認是在“奸所”及“登時”，嫂子不承認有奸，則就是枉殺平人，肯定是斬刑。也正因為如此，就沒有貿然行動，而是把事情告訴了哥哥劉安。
那時候的人們都怕見官府，也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佐貳官調查了許多鄰佑，不用說他們不知道於氏與人通姦之事，就是知道，也不會對官府講的，免得自己成為證人。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是可以對證人使用刑訊的，誰又肯冒著受刑訊的危險去給與自己無關的人作證呢？
佐貳官找不到其他的證人，只好將審訊情況向巡按彙報。巡按聽完彙報之後，親自審訊，對劉富用了刑。劉富雖然被打得鬼哭狼嚎的，但始終咬定嫂子與王文美通姦，巡按也就毫無辦法了，只好按照《大明律》的規定，將劉安按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來量刑，擬為絞監候，上報刑部核准。劉富因為是證人，不便關押，暫時釋放。
明代有錄囚制度，常常不定期地派遣一些郎中、員外郎之類的官員到各省去審錄在押的囚犯，檢查該省地方官辦案情況，如果發現冤假錯案，予以及時更正。這一年，朝廷委派刑部郎中顧天錫到山西省錄囚，他走了幾個府州之後，來到了大同。顧郎中在翻閱劉安殺奸的卷宗時，認為於氏與王文美通姦的證據不足，不能以劉富一人孤證，就確定他們是通姦。
帶著疑點，顧郎中明察暗訪，最終也沒有查到新的證據，就設計了兩套方案：一是將劉安殺奸當成疑獄，先不急於判決，等到以後證據充分再行判決﹔二是奏請刑部，呈送皇帝，駁回巡按重新審訊。奏稿的核心內容是：王文美、於氏，既非奸所捕獲，亦非罪人已就拘執。只因聽從弟弟酒後之言，乘著酒醉而殺奸，一時戕害二命，其理不通，其情難原。既然是情理都說不過去，於法應該如何裁斷呢？顧郎中也沒有把握，所以鬱鬱不樂。當天夜裡，顧郎中於夢中看見一名婦女，將頭髮遮擋住臉部，攔住自己的馬喊冤，這樣鬼怪的樣子將他驚醒了，覺得非常可怕，連汗毛都豎了起來，並且出了許多冷汗。
顧郎中想起白天寫的兩套方案，如果確定為疑獄，就不知道何時才能夠審理清楚，若是於氏真有冤屈，豈不是使鬼神不寧？所以毅然決然地採取第二套方案，奏請皇帝駁回重審。
案件被駁回重審，但如何審理呢？巡按發現某府推官李某有辦案之才，就委派李推官全權審理此案。這是報請皇帝駁回的案件，就成為欽案，如果辦理不善，辦案者的身家性命堪憂。
李推官是進士出身，卻也少士人那種酸腐之氣。接到巡按的委任之後，他打扮成外地客商，帶著兩個家人，在大同城郊私訪。這一天，李推官來到木匠王文美的宅院查看。忽然發現有一處牆剛剛用石灰塗抹過，顯得分外扎眼，就走了過去，發現上面不知道是誰畫了一隻兔子，頭上戴著一頂官帽，活靈活現，十分有趣。李推官想：兔子戴帽，這不是一個‘冤’字嗎？這是何人所畫呢？給兔子戴上官帽，也是分明指斥官員造成冤獄，想必作此畫者知道內情。李推官思來想去，覺得畫畫者肯定是知情人，必須找到他，或許可以破獲這起欽案。
李推官當下臨摹下此畫，又讓家人將牆上之畫塗掉，不再讓別人看見，免得因此興大獄，連累許多無辜之人。
李推官回府之後，仔細揣摩這幅畫，以畫家的眼光端詳，想從其中尋找出某些特點，以便進一步查找作畫之人。李推官揣摩了兩日，若有所得，便又穿上商人的衣服，帶著家人來到集市，專門尋找書畫。在一家書肆，李推官發現了一幅仕女圖，仔細端詳，覺得與兔子戴官帽圖的筆法略同。再看看題款，知道畫者的姓名，向店家打聽出畫者的住址，就將此畫買了下來。回到府邸，再將兔子戴官帽圖比對，確信就是一人所為，就帶著這兩幅畫來到畫者之家。李推官先敲門詢問，聲稱是買畫者，裡面的人才開了門。李推官打量畫者，不過30餘歲，生得文靜，不像生事之人，便要該人借一步說話。兩個人一起來到後院畫室，李推官將手中兩幅畫展開，指著兔子戴官帽圖說：這幅畫可是老弟所為？
人說行家看門道，見李推官說出行家的話，畫者大驚失色，也不敢矢口否認，只哀求李推官多多關照。此時李推官亮明身份，並且發誓，只要畫者說出真情，絕不追究其責任，並且告知此畫已經塗抹，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只要李推官不講，絕對無人知曉。畫者自知罪責深重，見李推官信誓旦旦，也就把自己所知一五一十地講出來。
原來劉富身為隨營餘丁，也不用操練，再加上自己的父親是千戶。倚仗父輩的權勢，在大同城橫行無忌。劉富與一幫無賴混在一起，無所事事，在街上游蕩，時不時敲詐別人一些銀錢，然後與無賴們一起去酒館猜拳飲酒，之後藉著酒氣在街上專門尋找大姑娘、小媳婦，用語言調戲。
這一天，木匠王文美的妻子尹氏，上街買東西，遇上了劉富調戲。尹氏很少出門，不知道劉富這幫無賴的厲害，便破口大罵。劉富何曾受過這等辱罵，抬手就是一巴掌，將尹氏打個滿臉花，無賴們湧上，將尹氏按倒在地，胡掐亂摸。街上的人們都畏懼無賴，也沒有人敢上前救助。畫者見勢不妙，急忙去找王文美，讓他去喊差役前來。王文美在衙門中幹些木匠活計，認識幾個衙役，就喊上他們，一起來到大街。無賴們見衙役們來到，呼哨一聲，早就消失在小巷。
畫者說他是王文美的生前好友，王文美為人很是正直善良，又膽小怕事，不可能與人通姦。再說了，那個死去的三品指揮使女兒，家裡丫鬟老媽子有好幾個，王文美如何能到她家去行奸呢？要說王文美奸占人妻，就是打死我也不會相信，顯然是遭人陷害，如今他身死妻改嫁，好不悽慘。這個陷害者是誰呢？應該就是劉富。
畫者認為劉富那廝居然記仇，等哥哥劉安回來，就誣告嫂子與王文美通姦，想借哥哥之手把他殺了，替自己出口惡氣。誰曾想哥哥回去先殺了嫂子，又殺了王文美，提著兩顆人頭到巡按那裡投首。官府因為找不到王文美與於氏通姦的證據，只能夠聽信劉富的證言，將劉安擬為絞監候，而劉富卻安然無恙。畫者知道這是冤案，但不敢出頭露面。如今兩個人全都死去，找誰去對證呢？弄不好再被劉富得知，自己再遭陷害，所以隱忍下來。
李推官得知這樣的情況之後，派人去找尹氏，而尹氏因為丈夫被殺，就回了孃家，另嫁給離石縣（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的一個石匠。尹氏是此案的主要人證，不但認識劉富，也認識幾個無賴，所以必須到案。李推官稟告巡按，好在離石縣離此不遠，巡按一紙文書，離石知縣便把尹氏送到了大同。
尹氏被帶到之後，李推官當即提審劉富，並捕獲幾名無賴。劉富等人無法抵賴，只好招認誣告是實，他也沒有想到哥哥會殺了嫂子，如今也是經常做噩夢，夢見嫂子向他索命。沒有想到哥哥被判絞監候，若是哥哥死了，就是他害死的。更沒有想到李推官能夠把尹氏找來作證，到現在始知鬼神難欺了。
事情完全是因為劉富引起的，一句誣陷的話，導致兩個無辜的人被殺害，實在是罪責難逃。李推官將劉富擬為斬刑，劉安因為犯罪以後投首，按律應該是減三等，便罪不至死了，被髮配到雲南。其餘的無賴被枷號示眾一個月，尹氏被護送回離石縣。
此案一波三折，皆因劉富惡毒傷人而起，因無旁證，官府無法證實於氏與王文美是否有奸，也只好按照殺奸來量刑，不但使誣陷者逃於法網，還使死者蒙冤，讓死者親屬為之蒙羞。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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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樺教授法律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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