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徵程。次年，中信集團（原稱“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經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倡導和批准，由榮毅仁先生親手創辦。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時代春風，中信集團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承載著經濟改革試點和對外開放窗口的重要使命，目前已發展成為一家國有大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業務涉及金融、資源能源、製造、工程承包、房地產和其他領域。
1988年，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上海公司（中信興業前身）以及中信實業銀行（中信銀行前身）上海分行正式開業，標誌著中信集團正式進駐上海。這片廣袤的天地、這片開發開放的熱土，為中信集團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廣闊空間。同時，中信集團“金融加實業”的經營優勢和國際化視野，也為上海的經濟騰飛增添了助力。
那麼，在中信集團的發展歷程中，進駐上海這一步究竟有何意義？在推動上海實現經濟外向型目標的轉型過程中，中信集團如何發揮作用？帶著這些問題，《金融時報》記者對中信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王炯進行了專訪。
《金融時報》記者：今年恰逢改革開放40週年、中信集團進駐上海30週年，在這一歷史時刻回顧過往，您如何看待和評價中信集團在上海的發展之路？
王炯：中信集團是在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和支持下，由榮毅仁同志於1979年創辦的。可以說，中信集團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產物，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信集團。在改革開放初期，中信在引進技術、管理、資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認為，歷史選擇了中信，中信沒有辜負歷史。
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重鎮，也是中信集團業務佈局的重點區域。30年來，中信集團盡心竭力為上海發展提供急需的資金支持，有針對性地投資一些重大項目，為上海經濟發展、浦東開發開放和金融中心建設，認真工作、努力奮鬥、多作貢獻。在此過程中，中信集團也實現了自身的發展壯大。
在上海的30年，中信集團涉足領域遍佈金融、產業、服務業以及消費領域，用實際行動為城市發展作出貢獻。比如，中信銀行上海分行30年來在上海經濟建設和發展中累計投放貸款超過1萬億元，同時上繳稅收近70億元；中信證券為上海企業提供股權融資合計超過1000億元；中信信託在上海設立信託項目總規模接近1700億元；中信在房地產開發方面的總面積近500萬平方米。
《金融時報》記者：中信集團在上海的30年創造了非常輝煌的成就，這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您能否分享一二，結合您的親身經歷談談您的感悟？
王炯：中信在上海的發展，在很多方面創造了國內新的商業模式，還創造了很多中國“第一”。比如，1993年，中信泰富和上海隧道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參與上海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三橋兩隧”，即上海的楊浦、徐浦和南浦大橋以及延安東路隧道和打浦路隧道。這些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在今天看來是一個典型的BOT模式，就是以城市的基礎設施去引進外部資本投資，通過基礎設施的經營讓投資者獲得一定收益。這種模式當時在國內很有創新意義，為許多城市的基礎設施開發提供了值得借鑑的案例和經驗。
比如證券領域，中信證券的前身是中信上海信託投資公司。1991年，中信上海信託投資公司成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第一批會員，有3個營業部，中信證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慢慢發展起來的。
再比如房地產領域，中信參與的舊城改造、青浦特色小鎮和陸家嘴濱江船廠項目開發和改造以及城市綜合體建設等，得到了很多業內讚賞，這些都是成功經驗和創新模式。
但不可否認，我們在發展中也走過一些彎路，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94年，中信上海公司在參與國際期貨業務時，在倫敦LME期銅業務上的損失造成了近4000萬美元債務、近6000萬元人民幣債務，而當時中信上海公司的註冊資本金只有1億元。
無論成功的案例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值得我們總結的，都可以在未來的經營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
《金融時報》記者：作為一個上海人，您在中信上海公司的發展中作出了巨大貢獻。能否談談您在上海主持推進大榭島、成渝高速公路等“一島三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期間的工作情況？
王炯：事實上，中信上海公司對這幾項基礎設施的投資是在1994年上海公司出了國際期貨事件之後，經過3年多調整，重新確立的公司發展戰略。
在投資區域上，我們作了一些論證和分析，首先作出了投資成渝高速公路的決定，以26億元人民幣收購了重慶成渝高速公路49%的股權。但是，26億元的投資規模對於當時的中信上海公司來講，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事實證明，我們從1999年到2010年完成了三條路的投資，成渝路、渝黔路、重慶沿江高速，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拉動作用，公司本身也取得非常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個決定是開發大榭島。大榭島是一座面積36平方公里的小島，也是一個天然的深水良港，榮董事長高瞻遠矚，提議由中信公司對大榭島進行成片開發，這也是他離開中信公司前做出的最後一項決定。1993年3月，國務院同意中信公司成片開發大榭島，中信公司設立中信大榭開發公司，這也是我國首個由企業負責開發建設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000年，根據公司安排，由我擔任大榭島開發公司的董事長，當時公司的條件非常艱苦，資金不足。我到任後第一件事就是對大榭島的規劃進行調整，這需要很多資金支持，但那個時候開發公司並沒有那麼多錢，連請城市規劃單位修正設計方案的錢都沒有。我們想盡辦法，最後請到了上海城市規劃院退休的老院長，利用週末時間來為我們調整規劃方案，節約每一分錢把事辦好。2006年，大榭島的產業定位逐步清晰，已經建成為國家級的石油能源加工的循環經濟示範園區，得到了國家發改委的認可，這對於大榭島後續開發和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當然，大榭島的開發建設也離不開寧波市的大力支持。到2012年，我們進行有序退出，讓大榭島迴歸寧波市。一個開發了20年的島，就像一個亭亭玉立的姑娘回到了母親的懷抱。那時大榭島的整體財政收入已經過百億元，對比1993年的400萬元人民幣，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雙贏合作案例。中信公司的綜合實力、發展理念、辦事風格和產業導入，與大榭島的天然資源和區位優勢有機結合，中信公司與浙江省、寧波市的密切合作，這都是大榭島這個曾經的小漁村、這座荒島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重要原因。
《金融時報》記者：今年是中信集團進駐上海30週年。展望未來，您認為中信上海公司應該在當地經濟發展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王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信在上海的發展面臨一個相當難得的發展機遇。在黨的十九大之後，中信集團提出了新的使命，就是“做強做優做大，踐行國家戰略，助力民族復興”。我認為，這跟上海新一屆市委、市政府所提出的“上海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以及“四大品牌”的發展理念有很高的契合度。
上海是中信集團在發展佈局中非常重視的一塊寶地，希望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更多圍繞長江經濟帶國家戰略、圍繞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皖經濟生態圈，在產業、金融、科技、農業、服務等多個領域尋求新的合作機遇，為上海區域經濟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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