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凌晨，“春晚之父”黃一鶴先生去世了。
消息傳開後，許多人在震悼之餘，也在心裡默數了下時間。距離第一場春晚的開播，不知不覺竟已過去了36年。
記憶中的陳小二早已告別了央視，“freestyle王者”趙麗蓉老師也駕鶴西去，就連“小品王”趙本山也已離開舞臺多年。
30多年的時間裡，春晚總導演前後有過幾十位，但從未有人能像黃一鶴這般在群眾心裡擁有特殊地位。提起他的名字，很多老人都會想起那年除夕夜全家在電視機前度過的歡樂時光。
對於國人來說，他已不僅僅是一位文藝工作者，而更像是家中的親人、長者，甚至是一個時代的符號。
在一年中親情最濃、傳統氣息最重的日子裡，他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將天下中國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是改革開放新時代下的第一批文藝開拓者。他打開了內地流行音樂的大門，創立了晚會的基本形式，甚至讓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如今黃一鶴走了，可他留下來的，卻絕不僅僅是一臺春晚那麼簡單。
2009年，有媒體舉辦了評選歷年來觀眾最喜愛春晚的活動。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年代最久遠、技術最落後、準備最倉促的83年首屆春晚，以最高的票數問鼎榜首。
對此，黃一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這樣說道：
“20多年以前的事情，觀眾們還不忘，還想著投它票，我非常感動。但另一方面，現在科技和演員實力都遠勝之前，條件這麼好，為什麼觀眾還忘不了第一屆呢？”
這場時隔了36年的晚會，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似乎確實有些簡陋，甚至可以用“寒酸”來形容。
600平米的演播廳、全場演職人員和觀眾加起來不過60人，只有5臺攝像機。臺上的主持人和演員各種隨機應變，臺下的觀眾恰著瓜子嘮著嗑，莫名中給人一種草臺班子搭戲的喜感。
就連黃一鶴自己也親口承認，83年春晚的準備工作太倉促。從確定演出到大年三十，只留了一個月的時間。開播之前沒有宣傳、沒有預告，全國的觀眾根本不知道央視還憋了個大招。
只是那年除夕夜，以往北京城大街小巷裡叮噹亂響的鞭炮陡然平息。偶爾幾聲爆竹聲傳來，似乎提醒著世人，過去習慣於大年夜上街放炮仗的人們，此刻全都聚在家裡盯著電視機。
“只想辦一個聯歡會”的黃一鶴，根本沒料到他最後能開闢中國電視史上的新紀元。
83年春晚成功的原因，在許多年後，被陳佩斯道出了箇中原委：
“我覺得當年春晚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明確地傳達了一個信息，就是把快樂還給人民。”
然而這份快樂的誕生，對黃一鶴來講，卻很厚重、很坎坷。
1983年的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之初，無論是文藝形式還是欣賞意識都停留在一個“百廢待興”的階段。當黃一鶴在研討會上提出“搞直播”的想法後，立刻招致了與會人員的一片聲討。
人們的擔憂大多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面。4個多小時的晚會，這麼長的時間裡一旦有人說錯話，立刻就會在全國觀眾的面前被放大，想彌補都來不及。
為此，黃一鶴在挑選主持人時，特意給臺上的主持人組合“摻沙子”。相聲演員出身的馬季和姜昆負責抖包袱和串場，為了防止他倆無意中鬥貧、格調出現偏差，他又安排了“學院派”的喜劇演員王景愚來“中和”二人。
至於劉曉慶，則是黃一鶴找來的“流量擔當”。前者剛在電影《小花》中嶄露頭角，在全國紅得一塌糊塗。
王景愚、劉曉慶、姜昆、馬季
解決了意識與格調的問題之後，有人對春晚的技術手段提出質疑。在那個使用第一代電視設備的年代裡，可用於直播的機器和道具都非常陳舊，技術和經驗等因素受到嚴重製約。
在資金緊張、技術又不成熟的情況下，黃一鶴想到一個辦法：
用真誠打動觀眾。
他在春晚的演播室開通了四部電話，首次提出了電話點播的概念。那一夜，演播室裡的四部電話響了整整10個小時，差點導致北京電信局的電話線路崩潰。
黃一鶴說：“那時候還不懂得什麼叫人性化，什麼叫互動。只是有一個念頭，就覺得觀眾應該說話。”
“開放性”，成了首屆春晚的核心精神。
除去首開先河、形式新穎的創舉外，首屆春晚也打破了長期以來一直籠罩在社會各界的文化意識形態束縛。
王景愚表演了之前被批為“笑裡藏刀”的啞劇《吃雞》，用無聲的表演換來了觀眾有聲的笑容。
而李谷一則就此甩開了“亡國歌女”的帽子，帶著內地流行音樂邁開了前進的步子。
當時打爆現場熱線電話的觀眾們或許不知道，他們的一次次點播成了改變歷史潮流的助推力。
當5大盤寫滿了《鄉戀》的條子被送到現場坐鎮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面前時，這位素來沉毅持重的老人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此之前，《鄉戀》因其獨闢蹊徑的“半音唱法”而引來無數的口誅筆伐。
鄉戀
李谷一 - 20世紀中華歌壇名人百集珍藏版
報紙和雜誌評論李谷一：矯揉造作、嬌聲嗲氣，唱出來的是“亡國之音”。
李谷一委屈得無以復加，曾發誓再也不唱這首歌。
儘管黃一鶴與觀眾都期待這首歌能再度登上舞臺，但他沒有“解禁”的權限。好在，群眾潮水般的呼聲最終打動了吳冷西：
“禁歌不能唱。但不唱，所謂的現場點播，到頭來點了不播，不就成欺騙群眾了？！”
他衝黃一鶴揮了揮手：
“黃一鶴，播！”
那時，已經家喻戶曉的李谷一坐在臺下，聽到姜昆報幕《鄉戀》的聲音，內心百感交集。
她知道，改革的春天真的來了，文藝的春天也真的來了。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黃一鶴在其背後的殫精竭慮。
自1983年誕生至今，春晚舞臺上走出過許多文藝先鋒與時代偶像。其中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莫過於1984年的張明敏。
1983年7月，隨著英國談判代表團第二次訪問北京，黃一鶴冥冥之中感覺到，香港迴歸祖國的日子快要到來了。
正在籌備第二屆春晚的他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找一位香港歌手來加盟第二屆央視春晚。
隨後，黃一鶴南下廣州，在公交車上偶然聽到前電子廠工人張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國心》，瞬間就被這首歌的歌詞給擊中了內心。
我的中國心
張明敏 - 我的中國心
家國情懷、遊子思鄉、矢志不渝，所有緊扣時代旋律的主題，都在這首歌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他輾轉多地，費盡周折地聯繫到了身在香港的張明敏。
彼時張明敏接到央視的邀請函後喜出望外，但在北上之前，卻受到了唱片公司的阻撓。
公司告訴他：“如果你敢去內地唱這首歌，我們就斷絕你在東南亞和臺灣省的唱片發行。”
張明敏回家找到母親，對她訴說箇中原委。母親是印尼華僑，儘管從未到過內地，卻毅然支持兒子北上：
“孩子，你應該去那裡唱。那裡有我們真正的親人，他們一定會喜歡你的。”
華僑母親的一番話給了張明敏進京的動力，也成功言中了張明敏日後的大紅大紫。
他告別了自己電子廠工人的身份，成為第一個站上內地舞臺的香港藝人，唱響了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心聲。從文化的層面，托起了兩岸三地精神的橋樑。
和張明敏同時走進春晚的還有另外一對“新人”：一個是演喜劇的陳佩斯，另一個則是演偶像的朱時茂。
他倆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表演形式——小品。
彩排的時候，黃一鶴特意找來一幫臨時觀眾，現場看他倆的發揮。整個表演節奏緊湊，充滿了戲劇矛盾與故事衝突，加上陳佩斯幽默滑稽的詮釋，讓在場觀眾乃至工作人員無不前仰後合。
可節目在審查時，領導卻猶豫了：光顧著可樂，這個作品好像沒有什麼教育意義啊。
臺裡沒人說反對，但也沒人敢公開贊成。
直到除夕夜那天下午，陳佩斯和朱時茂仍在後臺等央視的最終決定。最終，一直在演播廳裡徘徊的黃一鶴下定了最後的決心：
春晚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為了讓老百姓快樂嗎？
他把陳、朱兩兄弟推進了化妝間：“你們上！沒說錯話，有問題我擔著。一旦說錯話了，自己擔著。”
那天晚上，陳佩斯用簡陋的道具，在簡單的舞臺上“吃”了無數碗麵條，豐富的面部表情和精準的肢體動作，把小品的幽默詼諧展現得淋漓盡致。
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都笑瘋了，沒人想到喜劇還能這麼演，小人物也能在舞臺上如此地活靈活現。
大年初一，住在集體宿舍的陳佩斯起床上廁所，聽到旁邊坑位裡的倆人一邊屙尿，一邊模仿他倆的腔調，在茅房裡笑個不停。
《吃麵條》火了，陳佩斯和小品雙雙走入大眾的視野。
陳佩斯之後的1990年春晚，被黃一鶴挑中的年輕人成了趙本山。
這個兩年前還在東北黑土地上野蠻生長的二人轉演員，來到央視的演播廳後倍感手足無措。他帶來的小品《老有少心》也讓在場的許多編導感到不適。
“《老有少心》的名字就很不雅——這老頭花心啊。格調實在是不高，為了逗樂都趨近低俗了。”
後來，工作人員將表演情況同黃一鶴逐一交流。儘管他也認為趙本山的小品存在問題，但整體的框架卻算完整，只是需要改造。
為此，他特意找來了7年前“吃雞”的王景愚，按照戲劇科班的手法來改造《老有少心》，並最終定名為《相親》。
“這些兒女全盤無義無孝，就許他年輕人打情罵俏、連摟帶抱，老年人就得一個人幹靠。這氣人哩！”
那年春晚，趙本山第一次以“趙老蔫兒”的身份與全國觀眾見面。《相親》帶來的節目效應是轟動的，在讓觀眾捧腹的同時，也痛擊了社會上對老年人再婚的偏見。
從相聲到小品，再到流行音樂，黃一鶴一直不遺餘力地挖掘那些最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化。
在他的帶動下，春晚成了三十年前的“星光大道”，一個又一個偶像在這裡誕生。
費翔
1991年擔任主持人的倪萍與趙忠祥
毛阿敏
馮鞏&牛群
曾經，春晚是潮流的前線。
劉曉慶在春晚穿的紅色上衣被大家稱為“曉慶衫”，在那一年風靡全國。
《相約98》、《再回首》、《濤聲依舊》等歌曲一經唱響，立刻就能火遍大街小巷；
小品裡的金句和段子更是頻出，回回都能成為民眾口中用不膩的梗：
“隊長別開槍，是我！”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我想死你們啦！”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忽悠，接著忽悠”
可如今，春晚卻成了老段子集合地。每年春晚過後，網上必定爭議四起。“一屆不如一屆”的說法甚囂塵上，對往昔經典的懷念與日俱增。
或許，當初的成就與當下的貶低，都是基於同一個因素：春晚的本質意義，就是要給人民群眾帶來歡樂。
記得首屆春晚上曾有過一個小插曲：
當劉曉慶在演唱完歌曲《絨花》時，她站在鏡頭前以個人的身份向遠在四川成都的母親問候了一聲新年好。
這聲問候，是思家至深的劉曉慶在直播現場臨時向黃一鶴作的申請。這種私人化的請求，理應是上不得全國直播的檯面的。但黃一鶴還是破天荒地答應了她的請求。
劉曉慶含著熱淚將那聲祝福道出。儘管隻言片語，卻讓鏡頭內外的人都永生難忘。
那一聲問候，道出的不僅是臺上女兒的孝心，同樣也道出了臺下萬千中國人心中對春節與家庭團聚的無限情愫。
白居易曾在《與元九書》裡寫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哪怕舊日的時光在影像中已經泛起微黃，當我們再度提到老一代藝術工作者時，仍舊止不住心中的景仰與感動。
以黃一鶴為代表的那群人，從事文藝工作的動力來自於熱愛，而非利益。對文藝質量的追求是出於責任，而非人設。
他們真正明白什麼是藝術來源於生活，什麼叫“藝術為人民群眾服務”。
他們的心裡，對於藝術和群眾是懷有敬畏的。他們所作的藝術作品，是有溫度、有人情味兒的。
黃一鶴之前接受採訪時曾講過一個故事：
那年春晚結束後的12點多，演職人員都已卸妝上車，準備一同去吃宵夜。
這時，演播室的電話響了。首鋼的一名工人因為加班，錯過了馬季的相聲，打電話要求馬季給他和他的工友們再補上一段。
在今天看來，這等要求不啻為天方夜譚。馬季在上春晚之前，就已是相聲界的泰斗級人物。這麼大的腕兒，怎會去理會一個粉絲的任性舉動？
可馬季呢？老老實實地按照工人同志的要求，認真地給電話那端的聽眾講了一段單口相聲。
講述的過程中，全組的人都在身後等他，沒人抱怨，也沒人離他而去。
有些時候，最打動人心的往往不是舞臺上的光鮮與歡笑，而是舞臺背後的堅守與奉獻。
這樣的故事，在那一代人身上發生過太多太多。
昨日，得知黃老去世的消息後，李谷一說：
黃一鶴導演一生的所作所為，都是為群眾服務的。
最觸動人心的，並非他開創的春晚時代，而是他為追求大眾藝術而上下求索的身影。
在黃一鶴的不懈努力下，新時代的大門被敲響，過往的堅冰被融化，億萬中華兒女在今後的每一個除夕夜，都將享受到這頓特殊的“年夜飯”。
只是人們在享受闔家團圓的幸福的同時，也偶爾會慨嘆命運的殘忍。因為那些為你我奉獻過的人們，終究會有老去的一天。
時代在前進，文藝在發展，無論過往的藝術作品如何熠熠生輝，創作者的脈搏也終會停下。
但在那時，願你我都能常懷感恩，用一顆虔誠的心來紀念他們所遺留下來的寶貴遺產。
黃一鶴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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