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是一部編纂於五百四十多年（明成祖永樂間）前的大類書。全書有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三億七千萬多字。其編纂的經過是這樣的：明永樂元年（公元一四○三年）閏七月，朱棣（明成祖）告訴翰林學士解縉們說：“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欲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而統之以韻，以便考索。……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編輯為一書，毋厭浩繁。”到了第二年十一月，書成，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還覺得不滿足，再叫姚廣孝、解縉等，開館於文淵閣，召集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並叫光祿寺給朝暮酒饌。當時參加的人數，據說在三千人左右。永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定為《永樂大典》。在這部書之前，我們已有了不少的類書。像六朝時，梁有《皇覽》六百八十卷，劉孝標有《類苑》一百二十卷，梁又有《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唐時有祖孝徵《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魏徵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許敬宗《瑤山玉彩》五百卷，歐陽詢《藝文類聚》二百卷，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張昌宗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宋時，有李昉《太平御覽》一千卷，王欽若《冊府元龜》一千卷，晏殊《類要》七十七卷。在《永樂大典》之前，卷帙最多的不過一千多卷。就今存的《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諸書看來，他們全都是分類抄輯群書的。像《永樂大典》那末煌煌巨帙，卷數多至二萬以上的，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大類書。又像《永樂大典》那樣的依著韻目的次序編纂起來的，也是空前未有的體裁。“大典”的這種體例，原來是依據了元陰時夫的《韻府群玉》和宋錢楓的《四溪史韻》的體裁而編的。他們把每個字依照“韻目”的次序編起來。但篇幅都是很少的。《四溪史韻》已逸，僅見殘本。“韻府群玉”則只有二十卷。“大典”卻把原來的二十卷擴大了一千多倍，成為二萬二千多捲了。
因為這部書的卷帙過巨，所以在明代就不曾刊印出來過。僅在嘉靖時候，抄過一個副本。永樂時代的原本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毀失了，連一頁也不曾留下。現在所見的都是嘉靖時候抄的副本。
明代也刊印過幾部類書，像章漢的《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王沂的《三才圖會》（一百六卷），卷帙都不過百卷左右，清代的類書，像康熙時編纂的《淵鑑類函》，《佩文韻府》等，其卷帙，也都沒有超過六百卷。（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三卷，又拾遺一百十二卷。）所以像《永樂大典》那樣的一部大類書，也可以說是絕後的。
像這樣大規模的煌煌鉅製，所費的編纂時間不過是短短的四年（永樂三年至六年）。恐怕只夠抄寫的時間而已。所以，其體例是十分不純的。有的書被分割成一章一節的收入，有的書則又全部收入，有的書則又自成一類的一連幾十部都被收入。《水經注》是被全部收入的一個例子。像“戲”字內，收入的“戲文”就有三十三本，“劇”字內，收入的“雜劇”就有九十多本，“話”字內，收入的“平話”就佔了六十六卷（至少總有一百本以上吧）。當時草草成書，以多為貴，編者們就不曾想到過要整齊劃一。
就因為這部書編得那麼亂，那麼草率，反而保存了無數的古代的文學作品和文獻在內。無數的宋元人的詩文，古代的方誌、醫書、雜書，宋、元、明人的小說、戲曲等等，都因為這個緣故，而得大量的被收羅在內。恐怕當時編纂的時候，是見書必收的。當時所依據的，主要的是文淵閣的藏書。但就今日所傳的《文淵閣書目》看來，盡有許多書是超出於這“書目”之外的，特別是關於小說、戲曲等書。編者們並沒有“正統派”的文學觀念，眼光相當的闊大，見解相當的“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好些最可寶貴的民間的文學作品。古本《西遊記》的一段《魏徵夢斬涇河龍》是被收在“夢”字內的；最早的平話《薛仁貴徵遼》是全部被收在“遼”字內的。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在的話，我們對於中國古文學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不幸，這部大類書的運命是很艱辛的。永樂時的原本既已不知去向，不存一頁，而嘉靖時抄的副本也劫運重重，至今僅百存其三四。（今日統計，海內外所藏的全數不過三百九十多本。也許還有未曾被發現的。但總數恐怕不會超過五百本以上。）但僅僅就這百存三四的“大典”說來，我們已經可以在那裡邊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資料了。
從嘉靖以後，那部副本，一直被保存在“皇史宬”。雍正時，移存到東交民巷翰林院。清乾隆時，曾經點查過一次，只存了九千多本。有一位翰林院學士朱筠，見到了這部書，覺得其中保存的古代逸書不少，就建議要從其中輯出許多古書來。這個建議被採納了。但性質卻完全變更了。乾隆抓住這個機會，開了一個“四庫全書館”，下令徵集天下的書籍，作了幾次徹底的審查，把凡有反抗侵略的有愛國思想的書籍；或予以全毀，或予以抽毀，或予以刪改。許多古書的面目，一進了“四庫全書館”就有些改變。而從《永樂大典》輯出來的逸書，則選擇其重要的，編印了一部《聚珍版叢書》。這是古代文獻的最大的一次浩劫。我們看到了四庫館臣所塗改的《四庫底本》（即就原書加以刪改而要勝清加入《四庫全書》中的本子）就不禁目擊心傷。
在這個時候，江南的文人們，像黃丕烈、顧廣圻等，出來提倡“校”書，對於古書的校勘，一字不失其真相，恐怕是有鑑於四庫館臣們的胡亂塗改古書的一種反抗運動吧。
許多翰林院的學士們，趁這個機會，都從“大典”中抄輯出許多他們自己所需要的資料出來。像法式善專抄宋、元人的集子，徐松專抄史料文獻，一直到文廷式，也還在抄輯著。不過，他們抄輯的規模都不大，故所保存的資料也不很多。
最謹慎、最仔細的一次抄輯工作，是在編纂《全唐文》的時候。清代編纂了許多官書，大部分都是“因人成書”，專以抄襲為能事。像《淵鑑類函》抄的是《唐類函》；《全唐詩》全偷季振宜的著作，《欽定曲譜》全抄《太和正音譜》和《南九宮譜》，但《全唐文》卻是一部謹嚴而周密的書。雖然用了所謂“正統派”的眼光，不收唐人傳奇文，但其他的唐文卻是網羅無遺的。“大典”的被利用，在這一次算是最徹底的了。可遺憾的是，他們只抄輯唐五代文，沒有注意到宋、元以後的著作。如果在那時候，再動手抄輯宋、元詩文的話，“大典”至少是可以十存其四五的。
乾隆以來，“大典”曾被儒臣們陸續私攜出不少。但只是零星的散逸而已。最大的浩劫乃是一九○○年（庚子）八國聯軍入京的一次。“大典”被燒燬了一部分。未燒為灰燼的，卻全被帝國主義者挾之而去，盜運回國。至今，在倫敦拍賣行裡還不斷有“大典”出現，大都是那時候所劫掠的贓物。從這一次大劫之後，《永樂大典》這一部煌煌鉅製就被分割為若干部分，分藏於世界各國的公私書庫裡了。北京圖書館許多年來竭盡全力去搜集，也只保存了一百一十冊而已。更可痛心的是，保存在國內的若干私人手中的數十百冊的“大典”，也竟陸續為美日帝國主義者所垂涎，相繼歸到他們的圖書館裡去。
這是帝國主義者掠奪我們祖國重要文獻資料和文物的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值得我們提高警惕的。把這個例子敘述出來，足以提高我們的愛國主義的教育，足以增強我們保護祖國文化、藝術遺產的信念和決心。
更有一個典型的例子，使我們對於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精神有深刻的認識。那就是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的東方語學系圖書館，在最近把多年來所藏的《永樂大典》十一冊全部移贈給北京圖書館。這件“禮物”並不是泛泛的物質的贈予。這表現了崇高的國際主義的精神。只有在蘇聯，才能這樣無保留的慷慨的把自己所珍藏著的文物贈送給了我們。這與帝國主義者們千方百計的掠奪我們的文物的舉動對比一下，敵友的界限更分得清楚了。
同時，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也由於張元濟先生的提議，把涵芬樓所藏的《永樂大典》二十一冊捐獻給中央人民政府。涵芬樓的藏書，為大江以南最豐富、最珍貴的寶藏之一。“一、二八”日寇侵略上海時，該樓化為灰燼，大部分的藏書也都隨之化為灰燼。“大典”幸得保存到今天。該館今以歷劫僅存的最珍貴的圖書捐獻給人民政府，其化私為公，熱愛政府的心，是值得欽佩的。人民們信賴與熱愛自己的政府，曾不斷把他們的所藏捐獻出來。這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足夠說明人民政權的建立是如何與人民的生活休慼相關，血肉相聯，使他們能夠無保留地把自己所最珍視的東西貢獻給政府。他們明白人民政權會十分重視這些文化、藝術遺產，而且會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給給人民大眾加以應用與參考研究的。
原載《人民日報》 195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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