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已促成300餘批次、15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的迴歸。如今這批國寶正在國家博物館的專題展覽中。
在展覽中的第一個章就是從上世紀50年代從香港成功追回的國寶字畫，《中秋帖》、《伯遠帖》、《五牛圖》等等。
而這些國寶背後，有一個神秘組織——“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
這個小組是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心下成立的。
這個小組的主要負責人和發起人是鄭振鐸先生。早在抗戰時期，他就在上海秘密組建“文獻保存同志會”，為國家搶購了善本古籍3800餘種。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又率先垂範，捐出藏品，倡議從事文物工作的人員，不能購買和收藏文物。
國寶伯遠帖。
搶救購回國寶中的國寶——“二希帖”
1951年9月，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離京出訪印度、緬甸。
鄭振鐸是新中國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在途經香港的短暫逗留，他得知《中秋帖》、《伯遠帖》兩件書法珍品在香港，而且很可能被外國買去，便緊急向中央報告。
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並稱“三希”，被乾隆皇帝視為稀世珍品，並設立專門的“三希堂”作為保管處。
在清末民國的亂局中，《中秋帖》《伯遠帖》被清遜帝溥儀攜出紫禁城，其後幾易其手，被袁世凱手下的紅人郭世五所收藏。
郭世五死後其子郭昭俊將“二希”帶到香港，後因經濟窘迫抵押給英國銀行。由於郭某無法還貸，按照慣例銀行將對兩幅珍品進行拍賣，當時國外各路古董、商人對此摩拳擦掌。
得知消息後，鄭振鐸立刻此事立即報告了周總理，請求撥出專款購回文物。
10月31日，還在印度訪問的鄭振鐸寫信給徐伯郊，提醒他一定要穩住郭氏。徐伯郊接受任務後，馬上找到郭昭俊，希望他把“二希”賣回祖國。郭氏此時已經是負債累累，如果能有錢還債，對他來說區別不大。
《快雪時晴貼》。
同時，徐伯郊利用自己在香港銀行界的關係，私下打通了和那家英國銀行的關係，由他出面擔保並將郭氏貸款還上，但要將“二希”退還。
當時國內也在密切關注此事。
周恩來在得到報告後，指示一定要將之收購回國，決不能流出國外。
11月5日，周總理給時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馬敘倫等人寫信，指示“同意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珣《伯遠帖》”。
當時的鄭振鐸對友人劉哲民說：“‘二希’已由政府收購。這是一個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來，詳告此事。凡是‘國寶’，我們都是要爭取的。”
最後，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的王冶秋奉命偕同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等人星夜兼程南下，經過一番鬥智鬥勇，最終以48萬港幣向匯豐銀行贖回國寶，並安全帶到北京，並於1951年12月入藏故宮博物館。
此舉後來傳為新中國重視文物和保護文物的佳話。
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
這次搶救文物成功的，在背後有一個秘密組織——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小組的任務就是為“追”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大量文物流向香港。香港也一度成為中國文物走私、交易的中心。這其中有不少屬於國寶級的稀有文物。
時任文物局長的鄭振鐸一貫重視保護國家文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在上海秘密組建“文獻保存同志會”，為國家搶購了善本古籍3800餘種。
在新政府任職後，鄭振鐸主動起草有關計劃，由阿英轉呈周恩來總理。1951年3月，文化部提交報告，給總理周恩來和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正式申請從國家總預備費中撥出專款，用於在香港搶救文物，並申請在香港成立“收購小組”。
鄭振鐸。
周總理接到這一報告後，立即同意撥出專款搶救國寶，並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個“收購小組”，指示要“秘密進行這一工作”。阿英在日記中對此有記載：“與振鐸同志談散佚文物事，擬成立組織董理之。請彼擬計劃，俟回平時（按，阿英明日離開北平迴天津一次），再找周副主席研究。”周恩來還專門請阿英進中南海談話，贊同鄭振鐸的建議。阿英當晚即向鄭振鐸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
不久，國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購小組”正式成立。該小組最初由3人組成：徐伯郊、沈鏞、溫康蘭。
徐伯郊（1913-2002），名文炯，字伯郊，浙江吳興人。是文物鑑定名家徐森玉之子，家學淵源，知識淵博。他長期旅居香港，任職銀行界，又是一位大收藏家。是“秘密收購小組”的負責人。由他出面來收購國寶，不僅方便，還可不致引起外界的猜疑。
鄭振鐸（1898-1958），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等，出生於浙江溫州。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
關於“溫康蘭”資料不多，一般認為他在秘密戰線或統戰戰線工作。
從後來的工作來看，經常參與的小組工作的還有：
王冶秋（1909-1987），原名王之紘，字慈約，安徽霍邱人，父親是清朝末年的拔貢，於北京大學就學時為魯迅的學生，文物出版社的創辦人之一，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局長等要職。
王毅，1948年12月河北良鄉成立文物部，為籌備接收北平的文物、博物館、圖書館工作，其時尹達任部長，王冶秋任副部長，王毅為聯絡員之一。新中國成立後，王毅跟隨王冶秋進入文物局，曾擔任過國家文物局辦公室主任。在小組中主要負責具體的聯絡工作。
此外還有中國銀行港分行的副經理沈鏞。
從組成人員的任職機構以及專業來說，大致可以看出各人在小組中的分工。
五牛圖。
接續搶救國寶
在《中秋帖》、《伯遠帖》成功追寶成功後，“香港秘密收購小組”再接再接再厲，在1952年，將寶禮堂珍藏古籍善本全部迎回國內。
寶禮堂，原是上海大藏書家潘宗周的居室名。潘氏酷嗜藏書，其藏書中有宋、元版本111部共計1088冊，其中宋版書105部上千卷，元版書6部數十卷，多為海內孤本。
1941年，上海淪陷。潘家後人潘世茲在英國的幫助下，用軍艦將寶禮堂的全部藏書，運送到香港，藏入香港匯豐銀行的保險庫中。
1951年5月，正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的潘世茲，給鄭振鐸寫信表示，願把寶禮堂的藏書全部獻給國家，鄭振鐸當即委託徐伯郊全權處理有關接收潘氏寶禮堂藏書的一切具體事宜。
但由於在銀行辦理取物手續複雜，經過反覆接洽，一直到1952年9月，這批古書安全運抵了上海。
此後，“香港秘密收購小組”又動員書畫大師張大千將其藏《韓熙載夜宴圖》等國寶“賣”回了祖國。
1945年，抗戰勝利後，張大千由成都飛赴北平，於當年底以500兩黃金的鉅款，收得五代鉅作名跡《韓熙載夜宴圖》。接著，他又以黃金1000多兩的加個，在北平、上海等地收得了五代南唐大畫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圖》、《瀟湘圖》，以及清宮舊藏的北宋黃庭堅書法《張大同手卷》，南宋張即之的大字書法《杜律二首》等等。
1952年，張大千欲離開香港。
鄭振鐸得知消息後，寫信給徐伯郊，指示徐利用其父與張乃世交的關係，在港多與張大千接觸，一是希望大千能夠回國，二是希望通過大千的關係，能爭取將流失到美國、日本等國外的中國古代書法名繪收購一些回來。
最終在工作小組的努力下，張大千將五代畫《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畫《瀟湘圖》、北宋劉道士畫《萬壑松風圖》等一批國寶，還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書畫名跡等珍貴文物，一起共折價僅為2萬美元，以極低的價格全部“半送半賣”給了祖國。這批珍貴文物皆由徐伯郊經手，由國家文物局全部收購，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1952年夏，張大千率家人赴南美阿根廷僑居。
此外，“文物小組”搶救的另一件國寶就是唐韓滉的《五牛圖》。
向文物工作者致敬
1958年10月，時任國家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在出訪途中罹難。這一段搶救國寶的往事逐漸湮沒。
對於這些在“秘密小組”裡工作過人員，我們要給予極大的敬意。
鄭振鐸生前曾多次在信中對伯郊的貢獻表示感謝。
1952年12月23日致徐伯郊函中說：“你在香港的工作，是肯定有很大的成績的，我們都很感激你！為國家、人民爭取到已流出國外的‘重寶’，這是一件大工作。尚懇多多努力，獲得更大的成功。”
1953年3月27日給徐伯郊信中說到：“兄為人民爭取了不少極重要的東西，功在國家，不僅我們感激你而已，這個工作，雖是麻煩，但成績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務望繼續努力，不怕麻煩，為人民服務，必應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煩的事。不遇到困難，而能立即成功的事是很少的。越有困難，越能增加考驗的機會，越可增強信心也。”
閱讀更多 九天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