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清明節，張國燾借祭黃帝陵之機出逃，投奔了國民黨，後成為軍統的一個小角色，令人扼腕嘆息。
很多人以為張國燾的叛黨出逃，是因為懼怕毛主席。其實不是，這一點從張國燾晚年對毛主席評價較高就能看出來。毛主席在黨內的鬥爭主要是思想與路線鬥爭，讓你從靈魂深處改變認識，堅決反對從肉體方面消滅對手。
真正給張國燾帶來恐懼的，是王明。
王明與夫人孟慶樹（畢業於黃埔軍校女生隊）
長征時期，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時，毛澤東與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卻拒絕北上企圖另立中央。經歷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三過草地，也北上到達了延安。
張國燾到延安後，還是政治局委員，黨的一系列重要文電，都有其署名。
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後，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負責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缺乏戰略眼光造成，在該立即決策時，猶豫不決，在向東還是向西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造成兵力分散，2/3的兵力佈置在東，剩下1/3在西，在西的部分在已成事實的基礎上，中央無奈只得成立西路軍，但也特別指明瞭如向西不利，應保持必要兵力駐守渡口，好隨時回頭與東路軍匯合，但此時西路軍犯了大錯，渡口無人駐守，被胡宗南佔領，進而圍攻東路軍，使得西路軍孤立無援時，東路無法分兵營救，才造成了令人扼腕的一段沉痛之軍史——西路悲歌。
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臺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麼能隨便打人，蠢喲！”同時又說：“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麼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1937年11月底，王明攜帶著共產國際對於中國抗戰的最新指示從蘇聯來到了延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一批中共領袖“冒著紛飛的大雪”在機場迎接，毛澤東致了歡迎辭，他充滿熱情地說：“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在歡迎會上，王明作為回應也講了話，話語中多少有些反客為主的口氣，他說：“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志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
雙方都有一種我才是主人的感覺。
那天，張國燾一如既往，早起晨練。不料，幾名管理人員徑直走上前，讓他今天必須騰出他所在的那孔窯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領導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領導。對方告訴他是剛從蘇聯歸國的王明。
已現怒態的張國燾出了一身冷汗，如芒在背。
這次，王明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回國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明與張國燾都是曾經在黨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他倆在莫斯科曾有過較量，但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並開始在黨內領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極不融洽。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的宗派立場,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在好幾次風潮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張國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而後去了鄂豫皖蘇區。後來又帶隊伍去了川北，經過多次折騰，才又到了延安。
沒想到冤家路窄，在延安又相逢了。
惹不起躲得起。於是，張國燾悄悄帶著家人，到山下一僻靜處，另外找了孔窯洞，隱居起來。
張國燾打心眼裡厭惡昔日的宿敵王明，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
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軟肋，以出當年的惡氣。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發制人，居然主動找上門來。王明首先告訴張國燾，曾被張國燾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等已被當做託派分子，秘密處決了。張國燾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凌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正告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託派特嫌。隨後，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並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就在這時，原四方面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投奔了國民黨的他很快就被國民黨擯棄，還曾淪落為軍統的一員，過著很困窘的生活，後去了香港，又去了加拿大，最後凍死於多倫多的一家養老院，悽慘地客死異國。
回延安不到一個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議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會上，很多與會的領導支持了王明，毛澤東被孤立了。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會議的最後一天，在討論組織問題時，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的名單，並在排列上做了手腳。他也知此舉難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聲明決無“奪帥印”的意思。
據張國燾後來回憶，會上，毛澤東對此“單獨行動，似感不安”。他說：“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即康生）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則贊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徵求他的意見……
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裡一言不發，除了表示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到改選書記的問題。”
王明還利用陳獨秀等要求恢復合作的問題大做文章，表面看來是糾纏陳獨秀的所謂“託派漢奸”問題，實際是將冷箭射向毛澤東，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提前出獄的陳獨秀即在文章、講演中宣傳全民抗日，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意恢復與中共中央合作。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等很高興，認為中國的託派不能與蘇聯的託派相提並論。毛澤東還說，從前我們搞蘇維埃運動時期，在肅反工作中有很多錯誤，現在斯大林老在搞肅反，恐怕錯誤尤多於我們。現在我們是團結一切力量抗日，陳獨秀託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嘗不可一起抗日。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懷舊之情油然而生，明確表示可以與陳獨秀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
王明知道後，在會上聲色俱厲地反對，使用最惡毒的語言，如：“漢奸”、“託匪”、“殺人犯”等。他怕這樣還嚇不倒政治局委員，於是，又搬出斯大林來唬人，說斯大林理論的精華就是清算黨內叛徒，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發展了列寧主義。他由此推論：中共內部必然暗藏著許多託派和其他反黨分子，只是我們兩條路線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話已說到這個份上，誰還敢沾這個嫌，惹這個麻煩。
他的這番阻擊，徹底堵死了陳獨秀再回我黨的任何可能了。
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中蘇兩黨交惡和冷戰，王明化名“馬馬維奇”在蘇聯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一為自己塗脂抹粉，二當蘇聯反華的槍手，竭力充當蘇聯領導者所喜愛的“反毛”英雄，以取悅於蘇聯的最高當權者。王明還洋洋得意地回憶：“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代表羅漢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允許託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復黨籍（由於我已回到延安，‘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當時已準備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積極幫兇——託派分子勾結起來。”
十二月會議後，王明到武漢主持召開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聯席會議。由於代表團和長江局成分大致相同，決定合併為一個組織，對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叫中共中央長江局。長江局的委員是項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博古、王明（中）和周恩來在武漢
此時的王明目空一切，自以為是，以長江局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獨斷專行，與黨中央分庭抗禮。
對此，早已賦閒的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說：“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作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月決定的，並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據我判斷，毛在公開場合雖然表示擁護黨的這條新路線，但在這段時間裡，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面。”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論持久戰》，這是我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讓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儘快刊登，王明卻藉口文章太長拒絕登載。
王明還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名義發表言論，嚴重違反了組織原則。
從1937年政治局十二月會議開始，王明春風得意，毛澤東處於下風。直到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才得到了全黨上下高度的認同。（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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