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良世凱肯定會因兩個人對他的“背”而耿於懷，這兩個人一個是察愕一個是章士釗。
1897年10月、時年15歲的少年成為梁啟超的學生。梁啟超在成成變法失敗後，東渡日本、察得亦萌念赴日求學，但苦於沒有經費。察得從“湖南長沙出來只借得兩毛錢，到了漢口借親戚大洋六元”，由漢到京，袁世凱卻給他大洋1000元，察得這才如願到達日本讀書、他也因此對袁世凱深懷感激。1912年1月12日，察偶在致元洪電中稱袁世凱有“國才偉略、實近代偉人……中國有必為共和之時機，而項城（袁世凱）亦有被舉總統之資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然而事態發展的結果，令袁、蔡二人都沒有想到。蔡沒有料到袁世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帝制自為；袁世凱則沒有想到第一個起兵反對他稱帝的竟是蔡得。而更讓袁難以容忍的是，蔡居然施計騙過他，從他眼皮底下脫身，最後抵達雲南起兵，砌底背叛了他。
應該說，袁世凱對蔡鍔還是有所瞭解和防範的。正是出於“檻虎於柙”的用意，袁於1913年10月4日，將手握兵權的蔡從雲南召進京城。而蔡得出於“久欲來京與袁總統面商各政要，並與各方人土接治”的願望，坦然赴京。蔡鍔一到京，袁世凱不僅給了蔡鍔一筆錢，還給了他一系列官銜。直到有一天，當他察覺到了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的險惡用心後，便毅然決然“背叛”了袁。
蔡鍔曾對持同一政見的老師梁啟超說：“眼看著不久便是盈千累萬的人頌王莽功德，上動進表，袁世凱便安然登其大寶，叫世界看著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呢？”而“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過。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幹這一回不可。”由此可見，蔡鍔對袁世凱的“背叛”，是站在“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脫出狹隘的一已私情的高度放眼思考，並付諸行動的。甚至在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後，蔡得依然不依不饒，堅決反對袁世凱繼續當總統。蔡鍔坦陳自己對袁世凱“多感知愛”，因為袁世凱對他“禮遇良厚”，但在蔡鍔看來，現在是袁世凱首先背叛了他自己宜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為，如果我蔡鍔起兵反袁，就是保衛民國，是為國民爭人格的正義之舉：為了正義，我不能“兼順私情。
再說章士釗。1912年秋，由日本回國的章士釗甫抵京城，便由老友楊度引薦，前往會見對其很是賞識的大總統袁世凱。袁對章可謂禮遇優渥，厚愛有加，“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公使之。含，廣狹唯擇；財計，支用無限”。是的，就個人禮遇而言袁對章可謂做到了極致。
1913年3月20日，那天晚上，章士釗正應邀在大總統家與袁世凱共進晚餐，忽有電報傳來：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人暗殺。次日，知道宋教仁之死與大總統顏有瓜葛後，章士釗當即棄衰而去離開京城，前往上海。章士釗到上海後，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討袁。數月後，南方各省討袁軍興，討袁微文即出自章士釗之手。
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蔡鍔還是章土釗，“背叛”了袁世凱後，二人遂成為英雄；而留在袁身邊的楊度、朱啟鈐等人，一度皆成了助袁稱帝的罪人。很顯然，面對的是正義還是非正義，是辨識“背叛”之舉是與非的一個分水嶺。這是另一種“背叛”，是袁先叛逆“四萬萬人”在前，才有蔡、章“背叛”袁在後。
其實，這樣的故事也可為當下提供一面借鑑的鏡子。某些身居要職的大員，身邊不乏或由他們一手提拔，或受到過他們優渥禮遇的部下。有些部下就因為和自己的上級有這樣的“恩緣”，所以一旦察覺這些領導在走向罪錯的邪路時，雖有所意識，並猶像著自己將作何塊擇，但一想到這些領導對自己的“恩緣”，他們就沒有勇氣抽身離去，作出“背叛”之舉，有的還與之同流合汙，欺上闕下。這些部下們真應該從蔡、章的故事中悟到，有一種背叛，其實恰是對自我靈魂和軀體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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