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稅收徵收十分沉重，正稅之外又有許多雜稅。南宋繼承了五代和北宋的幾乎所有雜稅，從而成為中國古代史上雜稅最多的朝代之一。其中與農民有關且收入較多、危害較大的有以下幾種:
1. 印契稅
印契稅亦稱“契稅”，始於東晉，在宋代始於宋太祖。“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可見，宋代開始徵收印契稅時，只是對典賣房產、田地徵收印契稅。到了徽宗崇寧年間，典賣牛畜也要徵收印契稅，並且規定契紙和租稅鈔（即憑證）均由官府印造，同時又收取一定的費用。南宋不僅繼承了這一稅收制度，而且，契稅較北宋更重，竟然出現按民戶物力科配的現象，名為“預借契錢”，其印契稅額竟為百分之十。
2. 和買絹與折帛錢
和買絹即是“和預買絹”，又可稱為“和買”、“預買絹”，源於北宋真宗時期，到宋仁宗時期，推廣到全國大多數地區。最初的和買絹就是官府在青黃不接時借錢給民戶，民戶在夏秋收成之後，輸絹給官府償還貸款，其本意是幫助民戶度過睏乏之時。可見，最初的和買絹是有利於農戶的制度。但是，到了宋徽宗時期，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是官府貸給民戶的錢款遠遠低於民戶所償還絹的價值；二是官府採取行政手段，硬性攤派，強迫民戶借款。這就使和買絹的性質實質上變成了一種高利貸，加重了民戶的負擔。到了南宋，嚴格來說，是從紹興九年（1139年）開始，和買絹竟一文錢也不給，而是隨兩稅一起徵收，竟成為一種賦稅，重重地壓在百姓的身上.
南宋時，因官府用絹綢的數量有限，故其多餘部分不再徵絹，而是轉折它物，如折錢、折麥等，這便產生折帛錢。折帛錢是和買絹的一種折變形式，產生於南宋建炎三年（1129 年），“壬辰，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絹，歲加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十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後來，兩淮、江浙、閩廣、荊湖等地相繼推行折帛錢。折帛錢不斷增加，“然建炎初行折帛，亦只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綢絹每匹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綢絹每匹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也。”民戶的負擔也不斷加重。
3. 經總制錢
經總制錢是經制錢和總制錢的合稱，是以經制使和總制使的官名來命名的稅種。
經制錢初創於北宋徽宗宣和年間，是因宣和年間東南方臘起義而使官府財政與軍隊費用吃緊，朝廷準兩浙、江東發運經制使陳亨伯的請求而設立的稅收名目，靖康年間廢除，南宋建炎年間又恢復。其名目在南宋時增至五種，即是“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並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項。”亦稱五色錢。其徵收數額巨大，如“紹興十七年二月，又增頭子錢十三文充經制錢，迄今東南經制錢歲入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經制錢不是一種獨立的稅種，而是在若干稅種的基礎上的附加徵收。此稅雖然不是直接稅種，不是直接徵於百姓，但是，最終的負擔必然還是落在百姓身上，其實質還是對百姓的盤剝。
總制錢是仿經制錢而設立的，與經制錢是姊妹錢。創設於紹興五年（1135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乞以總制司為名，而總制錢自此始矣。”總制錢包含的名目繁多，有“轉運司移用錢，堪合朱墨錢，出賣系官田錢，人戶典賣田宅、牛畜等於赦限內陳首提稅印契稅錢，進獻貼納錢，耆戶長僱錢，抵當四分息錢，人戶典賣田業收納得產人堪合錢，常平七分錢，見在金銀、茶鹽司袋息等錢。” 總制錢自創立以後，稅額不斷增加，“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五萬緡，而四川不預焉。”由此可見，南宋總制錢的徵收數量是非常多的。經制錢和總制錢後來合而為一，總稱“經總制錢”，“每千文收五十六文”。南宋初，經總制錢僅收百萬緡，紹興十六年後，歲達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可見收入之多，百姓負擔之重。無怪乎葉適發出“經總制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之感嘆。
4. 月樁錢
月樁錢是南宋的一項支付軍餉的稅收名目，始創於南宋紹興二年（1132 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月樁錢專用於軍隊，由漕臣每月供應，但是，漕臣卻分攤於各府州軍監；再有，月樁錢最初只是一種應急調撥之錢，後來卻成為一項專門供應軍費之稅，成為一種常稅了.
月樁錢不僅名目繁多，而且害民也烈。從江、浙轉運使趙汝愚的奏摺中就可以看出，
“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之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利者。本司已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曲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貼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
5. 板帳錢
板帳錢亦是南宋一項支付軍餉的稅收名目。《宋史》記載：“如輸米則徵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靡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立，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核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予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遍舉。州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板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由此可見，上有所求，下必有法，聚斂之方法，無孔不入，充分發揮出了官吏們的“聰明才智”，聰明的令人震驚。板帳錢是一種“鑿空取辦”的無名之斂，危害極大，如“岳陽會四縣，板帳之額為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
6. 身丁錢
宋代的身丁錢即是計丁輸錢，也就是丁稅、人頭稅。北宋時，身丁錢只在南方各省徵收，到了南宋，就在全國徵收了，納稅人的年齡在二十至六十歲之間。但是，亦有地區不按此規定的，如“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於官，往往數歲之兒即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為民病。
南宋與農民有關的雜稅，除了以上六種之外，還有許多，如鈔旁定貼錢，是對百姓典賣田宅、牛畜、舟車、嫁女、遺囑、葬人等徵收稅錢；縑稅，在鄂州崇陽徵收；紗稅，在杭州徵收；芻稅、菰蒲稅。在舒州宿松等地徵收；竹木稅，在臨安徵收，還有添酒錢等等，南宋的雜稅舉不勝舉，多如牛毛，農民生活在雜稅的深淵之中，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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