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历史的内容与虚实

二、中国历史的内容问题

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被认为是中国新国学诞生的标志，也是科学研究整理中国历史内容的宣言书。文章中说：“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我们所怕的只在材料的不完备，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实的事实。”他的这种历史哲学认识，在中山大学操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又进行了具体阐述：“我们研究历史感着痛苦，最没法措置的是记载的偏畸。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要把圣贤文化和民众文化平等研究。”

当时的中国历史，《战国策》、《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被称作经典，然后是各个王朝的断代史，动辄几十卷，数量之大举世无双，但无非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无聊过程和他们生儿育女的生活细节，顾颉刚先生文雅地称之为圣贤文化的历史。

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的时候，“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仁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他在中大发起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会丛书》，开始为中国历史内容从圣贤文化转变为圣贤和民众文化收集资料，积累素材，“也想同时记录史料，重编国史。”遗憾的是，他很快又离开了中大，回到北京，虽然也继续从事着《古史辨》的工作，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中，编辑通俗读物向民众宣传抗日，他说，读书人天天看报，用不着我们宣传，我们要做的是用通俗的百姓语言编辑歌谣，让民众知道。加上后来国共内战，时势变换，顾颉刚先生的国史始终没见踪影。

国内现在流通的中国历史，基本属于三个版本的内容。一个是吕思勉先生的《白话中国通史》（1921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通史，此后，1941年，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1999年，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出版。这是中国通史的三个版本。范文澜先生参加过考辩古史，吕思勉先生作为史学前辈也参加考辩并参与《古史辨》第七集的编辑，白寿彝先生是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同事，得力助手。三个版本，吕思勉先生的《白话中国通史》分为文化史和政治史上下部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都只直接分历史时期，各个时间内将政治与社会文化前后安排。三个版本的主要内容都大同小异。

按照顾颉刚先生的历史观，历史可以看成两套，一套是事实的历史，一套是记载的历史。事实的历史一定存在，但天长日久，许多事实我们无从得知。记载的历史，记载的就是事实的历史，但记载的工具无论是文字也好，视频也好，都没有可能将全部事实记载出来，记载的就只是事实历史的部分内容。中国历史的内容问题，指的就是记载的历史，也就是历史书籍之类。

记载的历史只可能是事实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否代表着事实的历史，是否可以从这极小的记载部分认识事实的历史，就必须要有概括性、代表性、提示性，否则，记载的历史就不能够表示事实的历史。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中国历史的内容长期表现为“贵族的历史”。上述三个版本的中国通史，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政治史，“贵族的历史”指的就是这种政治史内容。

历史，记载的历史，由于它只能记载真实历史的极小部分，这部分历史，不仅意味着记录着人类社会的过去，它同时意味着“让过去告诉未来”，把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告诉人们，它虽然过去了，但不能让它出现在未来，或者，不能让它在未来消失，这是历史存在的价值，否则，也就用不着记载历史了。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里有这样一段话：

秦汉以下直到清末，这两千年的社会是一个基础在同一的经济构造上建立而成的社会。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看见这两千年的社会生活是时时变换的，最显著的便是政治上的朝代更换。其实，这种朝代的更换是表面的，枝叶的，在社会的经济构造和伴生的组织根本上，骨子里却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我们通用的中国历史内容始终主要记载的是政治内容，甚至，所记载的思想内容、社会习俗内容、生产活动内容都围绕政治内容而服务，理论上看，它们只能称为中国政治史，而不应当使用中国通史的名称，名实不副。要知道，中国历史，尽管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政治活动控制一切的状态，中国社会的人类活动并非如此单一，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

例如，1934年，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学会和半月刊，“但以中国历史之长，地域之广，多的是材料。”他听说王同春开发河套的故事后，出版了一期《河套水利调查专号》，由此开始了边疆各民族和历史地理的调查和研究，并同时开始关注《地方志》。“即使是在古籍中，也有不少的民族信仰，民众生活，但是一向为圣道王功所包蒙了”。

种种原因，顾颉刚先生所指的历史内容后来被归纳到民俗学范围，与历史分道扬镳。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成为政治专门史，但打着中国历史的名目。

三、 中国历史的虚实问题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先生的著名论断，《古史辨》对之进行了长篇累牍、不厌其烦的论证和考辩。 90多年过去，没有谁胆敢站出来否定这个论断。许多人只能假装不知道它的存在，为了附和个别人主张的历史认识，或者说他们的特殊需要，将中国历史编造成为他们所需要的样子。于是，大量的历史事实被一些虚无缥缈的历史概念所替代。

比如封建社会，这是一个抽象概念，在当代中国历史记载中普遍使用。它不仅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原则，也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当人们认识公元前221年直公元1894年之间的中国历史，很多人就非常明确地使用封建社会来表达，即使从事历史研究的著作，也大都将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前置条件，“由于是封建社会，就必然这样那样”， 将它充当成了一种历史事实进行描述。

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并非一种历史事实，退一万步说，它真实地描述出了某种社会的特征，但所描述的特征也是许多种历史事实的集合，那许多历史事实才是历史内容，历史记载的是具体历史事实，抽象概念最多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专业术语使用，一旦作为历史事实使用在历史中，即使只作为标题，也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成为一种虚幻的历史概念。

在历史里，使用某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指称某种历史现象，如“秦朝”、“官渡之战”、“毛泽东时代”等等，都能够明确表示其所指示的历史事实。但封建社会这种概念，则并非依照某一历史事实而出现，而是脱离所有历史事实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概念，相当于强奸历史的行为。这种概念，看似与历史事实存在关联，实际上与任何历史都没有联系。比如，说1894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那么，为什么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不算？为什么1894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不算？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和1894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与中间的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相同和相似特征，相反，完全不同的特征并不存在。

类似的抽象概念还有很多，如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等，这些抽象概念并没有明确描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特征，只是对个别历史事实进行的一种牵强附会的抽象，与真实的历史事实脱离甚远，并不能够用以表达历史事实和内容，当它们用于历史记载里，就使得历史成为一种虚幻缥缈的内容，似是而非，不便于认识历史真实。

历史除了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之外，还必须尊重一般历史常识。

由于历史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许多过去的事情当时不曾记载，后来的历史内容往往无法找到当时的事实证据，比如300万年前的历史，1000万年前的历史，它们早已经消失无踪，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否认历史的存在，只能通过人类的认识常识进行推论。这种历史常识缺乏历史事实，但不缺乏客观事实。比如，17000年前西班牙出现了岩画，中国发现的岩画至今只有6000多年，那么，17000年前的中国人什么样？西班牙人的岩画就成为一种历史常识，可以用来推测当时中国土地上的人类生存状态。

历史常识也是一种实在的历史认识，或者历史推论，与那种抽象的无历史依据的概念不同，历史常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历史事实，抽象概念则往往误导我们产生虚假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