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說起時髦,絕對繞不過一個詞——“的確良”。這種現在看來頗為土氣、也並不舒適的化纖面料,在當時引領了鮮亮、挺括的服裝風潮。

“的確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1957年6月,為節約棉布支援工業生產,華北直屬工程公司工人們提出“一年不領工作服”,依靠縫補克服困難。高宏/攝

這個夏天街上流行穿什麼?一千個人恐怕有一千二百個答案。但放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說起時髦,絕對繞不過一個詞——“的確良”。這種現在看來頗為土氣、也並不舒適的化纖面料,在當時引領了鮮亮、挺括的服裝風潮。也正是這種“不用從地裡長出來的布”,幫助中國人結束了“大改小、舊翻新,補丁摞補丁”的穿衣日子。

“我們能不能也搞點化纖”

新中國成立之初,工農業基礎薄弱,吃穿用度各方面,生產的發展都趕不上幾億人生活改善的需求。那會兒大家穿的全是棉布衣褲,而有限的土地顧得了吃(種糧食),就顧不了穿(種棉花),紡織品異常緊缺。

1954年9月,全國啟動實施棉布計劃定量供應,各地分期按人頭髮放布票,布料、成衣、床上用品統統憑票購買。1956年,國內遭遇水災,棉田減產,紡織品供應愈發吃緊,不得不強化“憑票買布”措施,“大小童裝和五寸以下的布一律按實收布票;蚊帳布按二折收布票,蚊帳成品的頂布、邊布和衣著用的網眼布都按實收布票”。(1957年2月10日,《北京日報》1版)1957年4月,國務院通過決定,該年度第二期布票“一律按面額對摺使用”,並向全國人民發出“戰勝困難 精打細算 節約棉布”的號召。9月,北京市宣佈新一年棉布供應計劃,城市居民、大中學生,全年的布票定量由36市尺下調到24市尺。

24市尺是什麼概念?一件襯衫做下來要7尺5寸布、一身棉衣要16尺布……布票不夠,錢也不寬裕,穿衣必須精打細算、艱苦樸素。再加上純棉服裝容易破損,穿打補丁的衣褲、戴保護衣袖的袖套,成了那個年代的標誌。一般人家的孩子一年到頭難得穿身新衣裳,不是拾爸爸、媽媽穿舊了的,就是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

怎麼解決老百姓穿衣難?布如何“不用從地裡長出來”?根本辦法就要靠化學纖維。據報道,毛主席就曾對周總理說:“我們能不能也搞點化纖?不要讓老百姓穿衣這麼千辛萬苦。”

“的確良”,化纖的一種,1950年代在國際上開始流行,也稱“達可綸”“滌綸”,有純紡的,也有跟棉、毛混紡的,通常用來做襯衫。據說這種面料最初在廣東按音譯被喚作“的確靚”,傳至北方後變為“的確涼”,後來大家發現穿起“的確涼”並不涼快,才改成了“的確良”。

“的確良”的“優良”顯而易見。儘管不吸汗、不透氣,可挺括滑爽、易洗快乾,還比棉布結實,“經蹬又經踹、經鋪又經蓋”,一件頂三件。更重要的是“的確良”雖然貴,但不按實收布票,而是打折收取,對布票不夠用的人家是個大好消息。

1960年代初,“的確良”開始在京津滬小批量試製。由於當時中國人還沒有從石油到化纖的生產能力,只能靠進口滌綸纖維來開發“的確良”,後來又靠進口聚酯切片來製造滌綸纖維,所以生產出來的產品都儘量用於出口創匯,比如北京產的冰山牌漂白“的確良”、天壇牌襯衫等等。少量在大城市上市或出口轉內銷的“的確良”料子、成衣,是排大隊搶購的緊俏貨。直到1970年代,國家決心大手筆引進石化裝備,發展化纖工業全產業鏈,上海金山石化等大廠陸續建成,曾是高檔商品的“的確良”才逐漸普及。

街上流行花衣裳

“的確良”帶給中國人的,還有巨大的視覺衝擊。

1950、60年代,中國沒有時裝概念,衣服款式基本男女一個樣,顏色只有灰、藍、黑,被外國媒體形容為“藍螞蟻”“灰螞蟻”。而“的確良”的出現,讓大家見識到了衣服不但可以周身沒有一點“死褶”,還能如此鮮亮,尤其是後來各種花型不斷面市,讓街頭突然流動起了色彩。一時間,想要洋氣點,少不了省吃儉用置辦“的確良”。

最開始,大家買不到也買不起幾件“的確良”襯衫,只能購買“的確良”做的假領子,幾件假領輪流穿,每天給人煥然一新、體面高級的感覺。哪個姑娘有件格子“的確良”襯衫,足以引發極高的回頭率。1970年代中後期,隨著“的確良”普及,姑娘們紛紛穿上小碎花裙子、帶裡襯的白裙子,走起路來裙角飛揚,男士們則熱衷雪白的“的確良”襯衫,不少人還把下襬紮在褲腰裡。

對那個年代的時裝記憶,在本報報道中可以找到不少記述。有人回憶:粉碎“四人幫”後,自己有幸作為學生代表接待外賓,為此一連幾天到親戚家搜尋裝備,最後精選出一雙只有在上海才能買到的白邊白塑料底方口布鞋,一條表姐捨不得穿的隱條“的確良”長褲,一件媽媽的“的確良卡其”(簡稱“的卡”)上衣,還戴了圈假領子。這身拼湊出的行頭吸引了眾人視線,後來好多年都是自己炫耀和臭美的資本。(1994年9月17日,《北京日報》8版《回望那個年代》)

還有人回憶:1970年代初,王府井有家益民商店專賣出口轉內銷服裝,一下子成了沙漠裡的綠洲,姑娘們為買一件衣服要在人群裡擠上數小時。自己曾在益民買過一件14元錢的長絲“的確良”繡花短衫,商標上繡著“精工巧制”和“made in China”,因為太奢華,只好把它鎖進箱子裡,直到1978年上大學時才拿出來穿,依然很顯眼。(1994年11月21日,《北京日報》7版《時裝記趣》)

一度產銷不對路

1970年代末,化纖工業全產業鏈逐步建成,市場上卻出現了另一種現象:同為“的確良”,有的品種老百姓想買買不著,而大家不願買的品種供應卻很多。

1978年10月,記者就北京市面上“的確良紗卡”大量積壓,而“的確良府綢”供不應求的現象展開調查。結果發現,府綢用途廣,群眾十分喜歡,尤其是軍綠色府綢,一上市就一搶而空。而紗卡太薄,外觀也不大好,一米紗卡比府綢還貴六角錢,所以賣不出去。

奇怪的是,商業部門明知紗卡積壓,卻繼續大量調進。市紡織品公司說出了苦衷:紗卡和棉布一樣,都是國家統購統銷物資,工廠生產出來了,商業部門就得收購。其實紗卡跟府綢,都是市第二棉紡織廠用同樣的紗織成的,生產紗卡的設備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織府綢。紡織品公司早就向廠方提出調整,但大半年過去了,織機一臺也沒有改。那麼,紡織廠為什麼要堅持生產滯銷品種呢?原來紗卡的產值比府綢高,如果把紗卡改為府綢,工廠的產值減少,企業就評不上先進,工人就拿不到獎金。

類似“的確良”產銷背離的怪現象並非個例。當時,中國還沒有市場經濟概念。企業按照上級下達的計劃和任務生產,不是按照需求生產,至於產出的東西有沒有人要,企業不關心。這也導致了普遍的產銷不對路。

改革開放的到來,迅速打破了閉門生產。1979年12月5日,本報頭版刊文《逐步樹立為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產的正確思想》,報道了紡織部門的變化:過去產值低的品種不幹、生產難度大的不幹、花色多的不幹,現在開始考慮市場需要,確定不同品種的增產、減產、停產。市第二棉紡織廠以前一年調整不了幾次品種,織機很少翻改,現在每月都要調整品種,翻改機臺。

感受到時代微妙變化的還有第一撥闖市場的人們。大新紡織品公司總經理王玉清回憶:1980年代初,他領著幾個待業青年開起了綢布店。當時市民還要憑票買布,買一米“的卡”,需要6元多現金和3寸布票。他看準商機,買了白色“的卡”布,自己送到印染廠加工再拿到店裡銷售。由於減少了中間環節,這樣的“的卡”一米只賣3.6元,而且不需要布票,一天賣了好幾萬元錢。沒想到這被認為是典型的“投機倒把”行為,正等待處理時,統購統銷政策取消,國家定調“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商品經濟”,這才免了牢獄之災。(2004年8月19日,《北京日報》12版《鄧小平與市場經濟》)

“還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嗎”

進入1980年代,棉花連年增產,滌綸混紡布產量比1960年代末增長了三十多倍,紡織品生產已經能夠滿足老百姓需要。從1982年開始,國家陸續對部分紡織品減收或免收布票,敞開供應,曾經捉襟見肘、無比金貴的布票一時間“家家有餘”。1981年11月、1983年1月,國家根據實際成本的變化,連續兩次大幅下調“的確良”、腈綸毛線等化纖織品價格,過去價格高昂的“的確良”變得經濟實惠。

1983年9月26日,本報印發《還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嗎?》內參。記者在取得大量市場一手材料後,提出取消布票的建議。1983年11月22日,商業部發出通告,宣佈從該年12月1日起全國臨時免收布票、絮棉票,1984年也不再新印發。通行了30年的布票終於廢止。

穿,不再愁了,棉紡織品、化纖織品的種類樣式越來越多。到了1980年代中期,風行一時的“的確良”逐漸沒落,開始講究穿得舒適的人們認識到化纖面料不透氣、不吸汗的缺點,一統天下的“的確良”襯衫向滌棉、純棉、牛津紡、絲綢、絨布格襯衫等轉變。

時間推移,北京人的穿著打扮、審美情趣不斷更新,純棉織品重新成為時髦,當然,質地、花色都和曾經軟塌易破的棉布不可同日而語。而“的確良”,則成為“短缺的時尚”中一段特殊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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