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人士本來就是一群書院裡鑽研學問的知識分子而已，他們被人誣陷為“東林黨”，跟內閣裡面的一次爭權有關。
捏造出來的“東林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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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內閣爭權就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李三才入閣風波。
李三才是萬曆朝少有的幹吏，極有手腕，在鳳陽巡撫、漕運總督任上治理淮河，政績卓著，又敢於為民請命，不但抵抗萬曆派出的礦稅太監對民間的橫徵暴斂，還上書批評萬曆聚斂，深得百姓愛戴，淮安百姓自發為他建生祠。最難得的一點是，萬曆也需要李三才如此能幹的幹吏，對於李三才的一些冒犯極少見的沒有嚴厲懲處。
當然，李三才也有缺點，一個是喜歡講排場，二是喜歡收集古董，所以在清廉方面不及東林諸君子乾淨，另外李三才雄心勃勃，有的事做得不太講究，比如洩露老師王錫爵教萬曆把言官的“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的密信，導致王錫爵再次出任內閣首輔泡湯。
不過這些在顧憲成等東林人士看來只是小節，李三才敢於對抗皇帝，有志刷新政治，才能極佳，心繫民眾，已經是很難得的人才了。至於坑老師王錫爵一事，是因為
王錫爵第一次罷相以後痛恨六部和言官，有變為皇帝應聲蟲的傾向，而此人又極有手腕，若是鐵心幫皇帝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災難，所以雖然李三才對付王錫爵道德有虧，但卻有不得不為之處。其實，李三才具有很多明粉最喜歡的“雄才大略”、“梟雄”、“殺伐果斷”的氣質，只不過同時他有極強的刷新政治、緩解民困的意願，甚至直接對皇權本身提出嚴厲批評，這在王錫爵這樣的名臣一入內閣都被皇帝馴化的環境下尤其難能可貴。東林人士與李三才交好，正是看大節不看小節，不迂腐的表現。
一代雄才李三才
萬曆三十八年（1610），內閣裡面朱賡已死，李廷機閉門不管事，只剩下葉向高一人獨相，急需增補閣臣，這時李三才就憑藉卓越的政績、極高的聲望，成為了熱門人選。
李三才在淮撫任上批評萬曆派礦稅太監斂財，萬曆沒有迴音，李三才以為是沈一貫從中作梗（實際上沈一貫雖沒有卡李三才的奏章，但在此事上確實屈從萬曆），曾經大罵沈一貫，與沈一貫、朱賡等人結仇。到了入閣前夕，沈一貫雖然辭職了，其一手拉起來的浙黨黨羽仍在，他們多數名聲不佳，對鋒芒極盛的李三才既恨且怕，必欲扳倒李三才而後快。
但是李三才能力極佳，除了清廉不太到位之外沒有什麼黑點，但浙黨這些人更不清廉，只攻這一點攻不倒李三才，還要想更大的罪名才行。這個時候，就要使用專門對付沒啥黑點的人的辦法——“誣以朋黨”了。
東林的講學，雖然沒有議論政治，只是想要通過“重整道德”來改善包括政治在內的世道，但是明朝皇帝要的是原子化的社會，這種知識分子構築學術共同體的行為並不為皇帝所喜，當年張居正也因此毀禁天下書院。於是浙黨的計劃誣陷李三才和東林是朋黨，從而引起皇帝的猜忌，打倒李三才，即所謂“料攻淮（淮撫李三才）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網打盡之局”。
當時除了浙黨之外，還有右中允宣城人湯賓尹的宣黨和左諭德崑山人顧天埈的昆黨，這兩個人是翰林院編修，頗有文名，各有一派勢力。他們都不願意李三才入閣，於是浙黨的邵輔忠、徐兆魁，宣黨的王紹徽等人一擁而上，攻擊李三才結黨，又用下作的挑撥手段，說天下“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來激怒萬曆，同時也有不少正直的官員為李三才辯護，連攻擊李三才的浙黨徐紹吉在攻擊奏章中都承認李三才“參者十一，保者十九”。
顧憲成對李三才刷新政治寄予厚望，眼見李三才被無端攻擊，就給內閣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寫信，為李三才辯白，信寫得情真意切，文采很好，宣大巡按御史吳亮就把信公佈出來，想為李三才洗脫冤屈。
不料浙黨他們等的就是顧憲成說話，於是馬上造謠說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與李三才勾結想變天，又說負責京察的孫丕揚等人已經與顧憲成、李三才結為朋黨，將來京察一定會不公。因為他們知道孫丕揚京察時一定不會容忍自己的貪瀆之行，所以通過造謠來給自己打預防針。
其實孫丕揚是陝西人，與東林過從並不甚密，何況東林本身連政治都不談，全無結黨之實，浙黨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誣陷。顧憲成對徐兆魁之流的造謠誣陷冷眼旁觀，把寫給葉向高、孫丕揚的書信刊刻出來給天下人看自己的坦蕩襟懷，稱為《以俟錄》，又寫了《自反錄》，分說“被誣結黨”一事的來龍去脈。
兩年之後，顧憲成去世，其道德與學術地位接近一代儒宗，深為天下正直之士所懷。但浙黨、宣黨、昆黨一來為了防止李三才報復以及要推自己的人，一定要扳倒李三才，二來為了避免自己因為貪瀆被孫丕揚京察掉，連孫丕揚也要一起幹掉，但李三才好歹還不算清廉，孫丕揚卻無隙可乘，只有將孫丕揚、李三才說成朋黨才好把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一起擼掉，於是他們變本加厲的造謠，要借皇帝之手幹掉自己的政敵。
一些正直的官員為東林辯白，但在萬曆的拉偏手之下完全沒用，還有人被貶官。中立派江西巡按陳一元認為顧憲成寫信一事愚不可及，但仍對此事評論說：“彼輩（浙昆宣黨）無一自文，於是乎創為門戶（即朋黨）之說，以相煽惑”，“張四面之網，無物不入籠羅；造無底之阱，無人不遭陷溺”，其結局是“大臣（內閣）憂讒畏譏，小臣（六部與言官）緘口結舌”。
為了避免激起朋黨之禍，李三才主動請求辭官，萬曆不給旨意就自己回家，但是浙黨一定要把李三才搞臭，避免他東山再起，於是造謠說李三才盜用萬曆的皇木建宅子，這下打中了萬曆貪財的七寸。李三才自請抄家，以示清白，萬曆派人查勘李三才的家。
查勘者並沒有找到盜用皇木的實據。李三才家確實是比較富麗，用南杉比較多，但並無證據就是皇木，只因沒有從哪裡買的票據，查勘者就一口咬定那是皇木無疑，萬曆就根據這種模糊的罪過把李三才削職為民。浙昆宣黨又繼續攻訐孫丕揚，孫丕揚不耐其煩，在堅持完第二年辛亥京察後也辭官回家。
在辛亥京察（1611）中孫丕揚與孫鑨、趙南星一樣公正，東林人士王元翰、彭遵古、李騰芳等一樣落馬，尤其是王元翰，被浙黨誣陷“奸贓數十萬”，把家裡的家當全部搬到城門給人們檢驗，證明浙黨實是誣陷，但孫丕揚仍評之以“浮躁淺露”，將其黜落，連攻擊辛亥京察的浙黨鄭繼芳也不得不承認此次京察在罷免官員上“不可謂不公”。
陝西富平孫丕揚宅院
李三才、孫丕揚走人之後，浙昆宣黨的目的完全達成，此後京察就被浙黨等邪黨把持，在六年後的丁巳京察中對正直官員進行明目張膽的報復，直到又過六年，天啟即位後的癸亥京察，東林人士才意外的重握京察之權，對貪瀆官員進行裁汰，浙昆宣黨再加上齊黨、楚黨就一起投靠魏忠賢，成為臭名昭著的閹黨。
現代閹黨對於明末的歷次京察，對於主持京察的一方貶官是否公正避而不談，只說東林貶了誰，浙黨又貶了誰，彷彿東林跟浙黨一樣在搞黨爭，其實只要查一下東林或者說正直官員貶的人與浙黨貶的人在為官上的天壤之別，自然可以知道真相。現代閹黨的所有招數都是藉助大家對明史沒有系統性閱讀，剪裁拼接來佐證其觀點，大司馬現在就要一條一條底褲剝掉他們的。
有意無意的誤解
2
“東林黨”是怎樣被捏造出來的過程，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下面要澄清一些傳統誤解。首先是《明朝那些事兒》大力宣揚的顧憲成寫給李三才的書信，裡面說：
木偶蘭溪（趙志皋）、四明（沈一貫）、嬰兒山陰（朱賡）、新建（張位）而已，乃在遏婁江（王錫爵）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葉向高）之得以晏然安於其位者，全賴婁江（王錫爵）之不果出……密揭傳自漕撫也，豈非社稷第一功哉？
這個被當年明月說成是“顧憲成以一介平民而能操控宰相人選”，是“幕後黑手”，因此“十分恐怖”。其實這哪裡是操控宰相，這就是顧憲成對李三才阻止王錫爵再相一事的讚許而已。那麼顧憲成為什麼贊成對付王錫爵呢？我在《“明亡於萬曆”——皇帝家事導致明朝滅亡》一文裡已經談得十分到位了，現在再稍微講一下。
自從萬曆清算老師張居正以後，萬曆年間的首輔如申時行、王錫爵、趙志皋（次輔張位）、沈一貫等多數都依附皇權，只有王家屏、沈鯉、葉向高等少數幾人不屈從於萬曆的淫威，敢於仗義執言，所以不甘心太監化的正直朝臣都對前面幾位首輔沒什麼好感，對後面幾位滿懷敬意。
在依附皇帝的首輔裡面，申時行手腕厲害但無意復出，趙志皋、張位、朱賡都是庸才，沈一貫雖然惡毒但是名聲狼藉，基本上不可能再復出了，所以顧憲成說他們是嬰兒、木偶，只有王錫爵不同。
在第一次入閣之前王錫爵堪稱名臣，手腕出眾，聲譽不錯，入閣後為了藉助皇帝的權威有一番作為才依附皇帝，但即使如此也破壞了政治規矩，因此被彈劾回家，此後王錫爵因為憤恨就有進一步向皇帝靠攏，給皇帝當幫兇的傾向，加上他本事又大，所以特別被正直人士警惕。
而不依附皇帝的首輔裡面，王家屏、沈鯉都被萬曆記恨，復出無望，葉向高雖不依附萬曆，但是出於維護大局幫萬曆擺平過“詛咒案”（詳見《晚明三大案之梃擊案：一根棍子捅破天》一文），所以尚不被萬曆記恨，能夠把內閣首輔當下去，對萬曆的胡作非為或多或少能糾正一些。
所以正直官員都心向葉向高，而擔心王錫爵復出，憑藉過人的能力給萬曆當打手，這個時候李三才不顧師徒情面，阻止王錫爵復出，正直官員就頗有鬆了一口氣之感，所以顧憲成這封信單純就是讚許李三才此舉，從來沒有也做不到“遙控朝政”。
為善不終王錫爵
另外，天啟朝魏忠賢得勢後，派人編纂《三朝要典》，對萬曆、泰昌、天啟三朝的史實大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雖然社會上知道這本書不靠譜，崇禎朝以後書也被毀，但是
看過的人大坑跳得出，小坑未必跳得出，思維方式也會受到敘述方式的影響，所以明末的一些人即便是東林的自己人，也產生了一定的誤解。如復社的夏允彝，講述的“門戶大略”就是明顯的一例：
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於趨之，此東林、浙黨所白始也。
其實沈一貫胡作非為，天下側目，批判他的又豈止東林而已。日本學者城井隆志對此有詳細的研究，批判沈一貫的官員一共69人，日後的東林人士不過10人而已，此外還有昆黨5人，齊黨2人，東林之外的59人中反東林的又有12人，這些成分如此複雜的人不約而同的批判沈一貫，哪來的東林、浙黨之爭。
在皇權對政局的持續劣化下，許多原來名聲尚不特別差，有一定政績的人，因為貪圖富貴，組成浙、昆、宣、齊、楚五黨，為了爭權奪勢而互相攻訐，持續墮落，倒是東林，不是朋黨，不去特意爭權，反而因為堅持原則扶保太子朱常洛即位，意外的成了泰昌帝朱常洛和天啟帝朱由校初期的大功臣，得到了主政的機會。至此，之前為了私利而互斗的五黨，又為了私利而結合在魏公公旗下成為閹黨，再一次斷崖式墮落，
五黨毫無原則、爭權奪利和東林堅守原則，不屑祿位的邏輯都是一以貫之的。因為閹黨及其餘孽溫體仁等人的手段極其下作，對東林的打擊極其殘酷，所以到了崇禎後期，以東林的後繼者自居的復社被閹黨拉了下限，確實有一些朋黨行為，但這不能倒算到東林頭上。而且即便是復社，比閹黨那也是強了不知道多少倍。
因為閹黨所編《三朝要典》的誤導和復社的一些朋黨行為，一些後人遂誤以為東林也是朋黨，如《明史》說顧憲成“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就與東林書院“絕議論以樂時”，不談時政的實情完全不合。
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被魏公公帶節奏
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影響了明以後對東林的看法，又被現代閹黨如獲至寶，拿來當做自己炮製的一系列謬論的論據，不過從今以後他們是用不了了。
下面的文章，大司馬會繼續就財稅問題、遼東戰局來給古代閹黨和現代閹黨剝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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